序——谈谈翻译英文图画书(柯倩华)

　　A word is a world. ──Charles W. Ferguson

　　有一回，我在台北做一场关于儿童图画书的演讲，几位听众在中场休息时围着我谈中译版本常出现的问题。其中一位愤愤地抱怨某位译者“每次都把好好的书译得那么糟糕，感觉都不对。”她接着说看得出来那些书的题材内容很好，很贴近小孩的生活和兴趣，但是“译得太差了，念起来感觉好奇怪，我只好到诚品找原文的书。”最后她问我为什么那位译者还一直翻译图画书。当时的情况和时间无法让我进一步讨论，我只能建议她直接向出版社表达她的意见。

　　图画书翻译的文字责任

　　热闹的儿童图画书市场上，翻译的作品占大多数。它们已成为许多小孩喜爱的课外读物，也逐渐被纳入许多校园的教学计画。这些书在翻译方面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和讨论。那位听众不满的表情和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而且，我特别记得她多次提到“感觉”的问题。我想，她所谓的“感觉”问题不只是一般认为个人主观的好恶；对儿童图画书而言，很可能涉及儿童图画书这个独特的文类及其诉求对象之间的关系。儿童图画书以精简的文字和诠释性丰富的图像，合力经营让儿童能够理解和感受的想象空间，不论文字或图画都要求兼具意义和美感。而在简约的书面下，经常涵藏创作者在文化儿童观、教育理念、儿童发展、艺术表现等方面的概念。因此，文图的合作其实架构出许多“意在言外”或“弦外之音”的空间。那些空间里有很多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气氛、意境、情绪、节奏及各种抽象理念等等。从读者的角度而言，综合起来就是整本书传递出来的“感觉”。

　　所以，有些翻译作品即使写出来的字词意义都可在字典上找到证明、句子看起来完整、读者也可以像那位听众一样看出那本书想讲什么事情；但如果原作者懂中文，看了之后却可能大声抗议：“这完全不是我的讲法！”对敏锐的读者而言，简言之──“感觉”糟透了。因为字意背后蕴涵的空间出了问题。

　　儿童图画书这个文类在本质上和儿童小说、儿童散文或儿童漫画都不一样，文字所担负的任务也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好的作品严格要求处理文字的译者必须有解读图像的能力，而且能从小孩的观点来看。现今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成人，恐怕多不是看着这类书长大的。如果没有充分的关怀经验，又缺乏适当的教育训练或专门研究，即使是文学名家，翻译时恐怕也会因不了解这个文类而踩到地雷，一本好书受轻伤、重伤或阵亡，全凭运气。至于爱书如命的读者，多半只有节哀顺变。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那位听众的难过和愤怒，因为那正是身为译者的警惕。

　　深不可测的童画图书世界

　　身为英文儿童图画书的译者，我来回穿梭在中文和英文两个世界之间，不论字数多少，世界永远深不可测。

　　我看着书页上的图画，想象自己置身于图画里，试着感觉自己是书中的角色，呼吸、走动、听、看、闻、高兴、害怕，感觉那个角色所感受到的一切。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念着原文，开始思考：这句话要说什么？怎么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小孩听了觉得怎么样？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思考。翻译家思果先生老早在那本据说使翻译成为学问的名著《翻译研究》中提醒我们：

　　“译而不思，虽然译得久也没有用，不但没有用，反而养成习气，见到一个字就随手给它一个固定的译文，见到一种英文结构，就照样套用那个结构；不去细想那个字在那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一句结构怎样改读起来才像中国话。资格越老，毛病越深。”

　　他还建议译者细读自己译文的毛病，但是，千万不能以那些“中了拙劣译文的毒素”的人讲的话和写的文章为标准，否则就像跟着骑瞎马的盲人，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我们既然处在生活和阅读两方面都不仅西化、而且充斥着“拙劣的译文”的环境中，那么，“我平常就是这样讲话”、“大家都译成这样”恐怕不必然是好理由，而需要进一步思考。有时需要接受旁人的当头棒喝，才知道自己中毒多深。

　　例如，《威威找记忆》(Wilfrid Gordon McDonald Patridge)作者法克斯(Mem Fox)是个花一整天苦思一个句子的作家。她在“威”书中运用声韵的效果，搭配重复的情节和语句格式，营造故事情绪的节奏旋律。如五个老人以相同的句型，诠释自己的回忆。翻译成中文时，兼顾句意和句型，出现了像“记忆是像金子一样珍贵的”这样的句子。经过“口恶心善”的朋友严词指正，改成如“记忆珍贵的像金子”才是较好的中文表现。但这样一来，前后其它语句通通必须跟着重新整理，而语气仍然要扣紧图画所表现的轻重浓淡。法克斯认为图画书应该是“把最好的字放在最好的位置”，这其实也像对翻译者的要求。译者如何保持创作者的诉求和特点，又符合中文世界的精确妥贴，至少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除了多多思考以外，还需要像法克斯这样推敲琢磨的工夫。因为一个字、一句话，可能影响整本书。尤其像给幼幼儿看的图画书如“奇普系列”，既要符合适龄幼儿的口语习惯和听觉感受，还不可忘记文学的要求，应证许多译者的感想：看起来越简单的，其实越麻烦。

　　文学的表达与声音的效果

　　我认为以量和质而言，在“文学的语言加上声音的效果”这一点上表现得最精彩的译者是林真美。她译的《黎明》、《我的衣裳》、《蜡笔盒的故事》等，以文字的声音和意象表现了故事的情感和意境，通通可以直接一字不改念给小孩听。她曾提到，她在翻译过程中会“念给小孩听”，然后依据小孩的反应和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之后的感觉，来修改译文。这种谨慎的方式不仅表现出她如何尊重小读者，也显示出她如何了解小读者。译者了解儿童的程度，会反映在译作里；就像父母了解小孩的程度，会反映在教养方式中，逃不掉的。《爱花的牛》(The Story of Ferdinand)里有一段斗牛士出场介绍，原文有各斗牛士的专有名词，译文没有以语词直译语词，而是将语词转化为具解说效果的语句“……一群人拿着扎枪出场。他们专门用绑有缎带的扎枪，去惹牛生气。……是拿着长矛的人……他们要用长矛去戳牛的身体……最了不起的大斗牛士出场了……这把剑，是用来把牛刺死的。”这样的译法，好象把作者带到中文世界，教会他说流利的中文，和小读者沟通。读起来不像翻译，仍然译得准确可靠。不落痕迹，需要上乘的轻功。

　　其实，需要意译的情况很多，若把译文和原文并排对照，看似有增有减。有些只把“忠于原著”当作死口号却不思考的人，脑子老转不过来。关于这点，仍是思果先生讲得最清楚：

　　“高明的译者和次等的译者有一点相似。这两种人都把原文里有的丢掉一部分，添进原文里没有的一些东西。但这样做也有个分别：高明的译者丢的是用不着的，添的是少不了的。次等的译者所干的正正相反！”

　　许多儿童图画书翻译者增减原文不当的原因，除了语文能力或文学素养的问题以外，其实常是译者忍不住或不自觉以自己对儿童的看法，取代原作者对儿童的看法，以自己和儿童之间的关系介入原作者和儿童之间的关系。

　　译者应该扮演传真的角色。译者改变原作的语言，不能改变原作蕴涵的思想观念、文化脉络，也不应改变原作指涉的想象空间。所以，译者不是教育者、不是评论者、不是解说者。

　　‧第一、译者不是教育者

　　译者不能基于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或价值判准而改变原作。当书在课堂上做为教学者的工具，可以由教学者自行决定如何呈现它。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可能较强调某些与教学相关的部分，甚至夸张演绎，不必然忠实叙述文本。但若翻译时无法拋去教师身分，摆明了都是自己的手势和语气，变成自己讲故事“我平常跟学生讲故事就是这样讲啊！”完全不顾作者原来如何跟小孩讲故事。

　　另外，还有大人对待小孩惯用的价值语词问题。《你睡不着吗？》(Can't You Sleep, Little Bear?)里，Big Bear和Little Bear译成“大乖熊”和“小乖熊”。在《做得好，小小熊！》(Well Done, Little Bear!)时，则还原成“大大熊”和“小小熊”，以符合原作刻意表现的价值中立。“乖”字在我们的社会会引发的联想意义，与原作的诉求和精神不符合；甚至悖离。换言之，译文读者与译文的关系违反原文读者与原文的关系时，有违“等效”的翻译原则。这和“乖”本身的价值是否值得追求毫无关系。

　　当然，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译法，但不表示我们只能各说各话。因为译者的角色是传真，有文本为准据。我们可以彻底分析作品或研究创作者其它作品，寻找较贴切且一致的诠释，找出较接近原文的译法。

　　‧第二、译者不是评论者

　　译者不能依自己的好恶而修改作品，应极力保持原作的意涵和风格。前提是，访媎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去辨认原作独特的风格。

　　例如《威威找记忆》里名为Wilfrid Gordon McDonald Patridge的小男孩译为“威威”，符合这本书温馨亲切的气氛，家常写实的情境，小男孩给人随和自然的感觉。而《迟到大王》里名为John Patrick Norman McHennessy的小男孩译为“约翰派克罗门麦肯席”，则符合该书迷离诡异的气氛，超现实主义的情境，小男孩给人奇幻、似真似假的感觉。

　　译者要表现的是原文作者的写作风格，而非自己的风格。很多儿童图画书的作者有强烈的个人文字风格与文学技巧。如Margaret Wise Brown的文字侧重表现幼儿感觉经验与认知的关系，坚持浅显直接，如《不要吓到狮子》。Kevin Henkes惯以仿真心情的语句突显小孩剎那间的细微情绪，加上俏皮幽默的味道，使他的句子不一定合乎惯见的文法，却也形成巧妙的效果。他的另一特色是前后对应的重复句型，令人不得不注意其中的涵意玄机。如《勇敢的莎莎》、《嘉嘉》。

　　Vera B. Williams擅长朴实无华，如《妈妈的红沙发》；而Barbara Cooney则以婉约优雅取胜，如Miss Rumphius(《花婆婆》)。译者若不能放下自己，揣摩原作，最好只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

　　译者无法掌握原作，或不喜欢原作某些表现手法，就有无法传真的危险。例如我们品尝陌生的菜肴，觉得怪异，但我们如何辨别那究竟是我们不习惯那道菜独特道地的口味，还是那道菜做坏了？如果原作真有瑕疵，译者要不要保留原作的原貌？就传真的角色而言，译者不必为作者擦脂抹粉。但译者可能面临不知内情的读者的批评。更实际一点，出版者通常很难甘愿出版他们认为有缺点的作品，即使以忠于原著为由。因此，这其实涉及出版社和译者在选书时的问题，是否仔细读过原文且能完全接受，而不只看到得奖的光环或具卖相的题材。当然，这类文学判断方面的问题，和出版者、编辑本身的文学素养也有关。

　　谨慎选书也可避免“译写”的情况。除非题材来自如古典传说或歌谣戏剧，否则一般儿童图画书为何要“译写”？文本不见了，作品的原作权(authorship)和责任属于谁？原文作者愿意和译者合作吗？我们应该不会在借来的美术作品上，依自己的好恶涂抹修改，再供民众观赏。难道文学作品不算艺术吗？难道因为大家会写字多过会画画，文字作品就可以比较轻贱的对待吗？

　　‧第三、译者不是解说员

　　译者应尊重图画书独特图文互相诠释的合作关系，保留作者给读者的想象、诠释、甚至猜测空间。许多人常担心，不挑明原文的涵意，台湾的小孩看不懂；或不同的小孩读后有不同诠释、或疑问时，该怎么办？我们应多思考“等效翻译”的原则和精神，让文学回归为文学，让小孩成为阅读主体。图画书属于儿童文学，小孩不只读到这个或那个故事，也接触这种或那种文学经验，让他们体验和学习文学的深度及广度，不是坏事。哪一本成人文学作品会在作品中规定大人读者该怎么想呢？

　　两个世界的自由悠游者

　　翻译儿童图画书是一门复杂的专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像余光中先生所说，把“创作的活鸟给剥制成译文的死标本，羽毛一根不少，却少了飞翔。”很少出版社如“和英”有正式合理的审稿制度和外籍咨询。译者必须有点治学训练、有查询找参考工具的能力，对文字敏感有琢磨的决心和耐心，能悠游在两个语言世界里而不仅把字典的解释搬运到译文里。如果读者和出版界能辨识和取舍译文品质的优劣，而不只迷信名牌；译者也能认真敬重这门专业，翻译的生态环境或许就可能有所改善。

　　延伸阅读

　　Burningham, John。《迟到大王》。当英台译，台北：上谊，一九八七

　　Cooney, Barbara。《花婆婆》。方素珍译。台北：三之三文化，一九九八。

　　Fox, Mem & Julie Vivas。《威威找记忆》。柯倩华译。台北：三之三文化。二○○○。

　　Freeman, Don。《蜡笔盒的故事》。林真美译，台北：远流，一九九八。

　　Henkes, Kevin。《勇敢的莎莎》。柯倩华，台北：三之三文化，二○○一。

　　--。《嘉嘉》。李坤珊译，台北：和英，二○○一。

　　Inkpen, Mick。〈奇普系列〉。柯倩华译，台北：青林，二○○○。

　　Shulevitz, Uri。《黎明》。林真美译，台北：远流，一九九八。

　　Waddell, Martin & Barbara Firth。《做得好，小小熊！》。柯倩华译，台北：上谊，

　　一九九九。

　　Williams, Vera b.。《妈妈的红沙发》。柯倩华译，台北：三之三文化，一九九八。

　　Wise Brown, Margaret & H. A. Rey。《不要吓到狮子》。柯倩华译，台北：鹿桥，一九九八。

　　西卷茅子。《我的衣裳》。林真美译，台北：远流，一九九九。

　　余光中。《蓝墨水的下游》。台北：九歌。一九九八。

　　思果。《翻译研究》。台北：大地。一九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