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非常小子马鸣加》
谢燕子(本报特约记者)
郑春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记者:首先祝贺您推出反映小学生校园生活的“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小说。据说,您为了写好这个系列作品,曾多次整段时间,而不是“蜻蜓点水”式地到学校去“趴窝”、“蹲点”,与孩子们一起上课、一起游戏,一起生活,用一句网络语言来说:是“零距离亲密接触”,据说收获了不少灵感和段子。现在作品完成了,您又回原来的学校去认真听取小朋友们的“审读”意见。在这个快餐化写作、甚至程式化写作的年代,您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样一种非常不讨巧的严谨的写作姿态呢?
郑春华(以下简称郑):
认真吗?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笨的缘故吧!
我们常说优秀的儿童文学是不分国界和年代的,但反过来说,什么国家和什么年代的作品必定有它独特的气息。因为我毕竟已经远离我的童年时代,哪怕我再能准确把握儿童心理,却难以把握当今儿童的生活气息: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口头禅、他们的困惑等等。既然我是为当代儿童写作,所以我必须去熟悉当下儿童的生活。不然我要是把陀螺、跳橡皮筋等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作为细节写给当今儿童,他们是不会感到亲切,更不会引起共鸣的。
记者:您早几年塑造的大头儿子的形象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由“大头儿子”系列故事改编的动画片一直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国产动画片的主打品牌,在已经获得如此成就的基础上,您为什么要暂时放下已经有的品牌产品,而去全新创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从幼儿阅读领域向小学生领域进军,您是基于某种来自市场的事实趋势还是您个人写作上的顺其自然?
郑:再漂亮的衣服天天穿也会不喜欢,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也会腻烦。我是出于这种很恬静自然的心理来确定我每一部想要写的新作品的。再说我没有放弃“大头儿子”的写作,我只是目前尚未找到新的视点去延续和发展这部作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语言只适合学龄前幼儿阅读,后来《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文字书出版以后,我发现有许多小学生也在阅读,这就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也可以给低年级学生写故事,也会让他们喜欢,也会让他们叽叽喳喳快乐地争论着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喜怒。我没有那么意气风发,想要“进军”什么的,累不累啊?
记者: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您自己觉得昨天的“大头儿子”和今天的“马鸣加”各自都有何特色?您对这两个小说人物是否有一些偏爱?是不是希望通过他们表达您的某种文学理想或教育理想?
郑:这么说吧,写作大头儿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内心比较轻松,我只想把一个幼儿天真可爱的一面从我的内心释放出来;而写马鸣加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不是那么轻松了,相反地常常会伴有一种沉重感。所以说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前者的特色单纯可爱,无忧无虑,生命的状态仍然处于自然状态;后者的特色喜怒哀乐样样具全,压力重重,生命的状态处于半自然半社会化状态。我对这两个人物既没有“偏爱”,也没有“偏恨”。
我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两个人物来展现两种生命状态,以此呼吁我们的社会更“自发”地尊重孩子,呼吁我们的成人更“自觉”地理解儿童,热爱儿童。
记者:马鸣加系列是写小学生生活的,主要背景放在学校。您是如何处理您理想中自然、健康的儿童成长和当前学校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的?
郑: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面对生活肯定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困惑。人总是要告别童年,进入生老病死的轮回,但每个人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基于这么一个前提,我肯定会采用浪漫的或者说是理想主义的笔调,在我的作品中积极协调好这种关系和调解好这种矛盾。我不会让已经“困惑”、“无奈”的孩子再在我的作品中去加重这个负担,相反我会刻意地在我的作品中尽力去为他们减轻重压,让他们有希望,有憧憬。每个人应该在希望中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人类社会才会因此向前蓬勃发展。
记者:读了马鸣加的故事,感觉到双重的真实,文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眼前常常会闪出“马鸣加”的身影,仿佛他是邻家的孩子。我想问您,马鸣加这样一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不是作品)中会是怎样一种成长状态?他也可能遭遇许多像小说里的那些充满喜剧感的挫折,您对生活中的马鸣加们以及他们的父母、老师们有什么建议?
郑:很显然,孩子生活中的挫折要“坚硬”一些,所谓挫折是成长的代价,也是人生的必修课。婴儿在学步过程中不知要摔多少个跟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成人的态度,我们能不能也用对待婴儿学步时的心态来对待成长中的儿童?
记者:据我所知,您曾在欧洲西部的德国、东部的波兰都居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对那里的儿童生活及学校教育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它们与国内的儿童生长状况有什么异同?这些对您创作马鸣加有无影响和启发?
郑: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不可能对这两个国家的儿童生活和学校教育状况有特别“深入”的研究,只能说略知大概,也就是从自己亲眼目睹到的现象以及不多的交流中获得。虽然只是很皮毛的获得,已经让我的内心有很大的触动和感慨。我觉得中国儿童和外国儿童生长状况的最大不同点是非独立和独立。
毫无疑问,这些年的异国生活,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触动,因为感慨,我自然而然地会去反思中国儿童的生活状态,更清晰地看到它于中国儿童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
记者: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具有两重性,您既是一个面对真实世界的成人,又是一个进入童年状态为孩子写作的作家,您如何保持自己鲜活的童年感觉,如何最快进入童年写作世界?德国儿童文学之父凯斯特纳说,只有保持童心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内心感悟?
郑: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去保存我的所谓的“童年的鲜活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保存。最近我正在读法国艾姿碧塔的《艺术的童年》,她既是画家又是作家,她在书中非常强调她的创作是来源于她的“儿童经验”。我想我也是的,如果儿童经历已经变成一种儿童经验,那便是永存的。当你开始为孩子写作的时候,你就是在写自己童年的种种感觉和感受,尽管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喜悦的心情和失望的感觉是一样的。
凯斯特纳是谁?名字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来他写过的作品。
保持童心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他大概指的是一种生命阶段上的东西吧!我们不是常常说“逝去的童年”吗?我倒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觉得我的缺失部分竟然是“成人”部分。好像那个“成人生命阶段”我总是“抵达”不了,或者说因为“抵达”得很艰难,于是干脆就放弃了。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下的儿童文学市场?您预期“马鸣加系列”在这个市场中应当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
郑:我对于儿童文学市场的点滴经验,都是来自于出版社和编辑,没有一点个人获得的经验,所以也就谈不出“怎样看待”。
不过,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预期过他将来会在地球上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我只是朴素地希望他将来是一个正直、富有、健康、快乐的人。对于我的作品我也不会去预期什么,只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到它,喜欢它。这是对我劳动的肯定。
记者:如果此时您要给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教育工作者、还有儿童读者们说一句话,那您会说什么?
郑:对大人,我要呼吁他们耐心、平等、平和地对待孩子。
对孩子,我希望他们积极、勇敢、快乐地面对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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