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有格调的“男子汉”名片
绅士的起源
许多人认为“绅士”一词源于英国文化，其实不然。“绅士”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我们要探讨它的意义，还是要从延绵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寻。
关于“绅士”的起源，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代把官服上系的带子称为“绅”， ——“古之仕者，重绅插笏”，古代做了官便有资格系绅带、插笏，出入朝堂——于是当官的人便被称为“束绅之士”，简称“绅士”。另一种说法则更具有普遍意义：把“绅”与“士”相区别，用“士”来特指古代的知识阶层。这个士阶层地位特殊，他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既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又属于最低一级的贵族。而“绅”“士”合并，指的是当官的读书人，也就是士大夫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的绅士们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或机缘巧合而出仕做官的知识阶层，是有机会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读书人。然而天下有那么多读书人，有多少可以做官呢？绅士们已经跻身于统治阶层，成为统治者的后备军，而处于知识阶层的更多的读书人只能是布衣终生，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无论如何，绅士们也好，知识阶层也罢，他们的社会地位终究是不上不下的，这使得他们在价值上取向独特的中间立场——既提醒统治者要行仁政、爱民如子，又教化百姓要遵守社会秩序，从而扮演了一种天下公心、社会良心、甚至天地之心的角色。
要做到这一点，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武器就是文化。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作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些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所创造的文化。他们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方面“达则兼济天下”，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忧患意识，认为自己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方面，又讲究“穷则独身其身”，习惯于自我拷问、自我鞭策和自我警戒，用“圣贤境界”来要求自己。他们平和闲适、从容不迫，立朝为官则刚正切直、义正辞严，退而还家则温文尔雅、潇洒风流。在国家存亡和朝代更替之际，他们更加承担起创造文化和传承文化的任务。
显而易见，古代对绅士们乃至知识阶层的要求可不低。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必须用更高的格调来引领自己的行为：深情、博学、厚重、礼貌、勇毅、赴汤蹈火而侠骨柔肠，文质彬彬而又猛志固长在。虽然“学而优则仕”是人生征途，但即使不能做官，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能放低的，做精神的贵族比做真正的贵族更加重要。这也成为对绅士们乃至知识阶层的身份标识，成为他们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新绅士当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今天我们再次谈起“绅士”这个话题，就不仅仅落脚于对精神之根的追寻，还要承认随着历史的延绵推进，特别是自清末明初的西风东渐以来，“绅士”二字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涵义。例如，是谁第一个把西方的“gentleman”翻译为“绅士”？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用法得以推广、继承，至少说明二者是较为相近的联想，而“gentleman”的精神也得以与“绅士”融为一体，共同浸润和陶冶后人。
在西方，“gentleman”最初也包含有身份、有地位的意思，但后来逐步发展为强调有教养、有礼貌、有道德和尊重妇女的意思。十八世纪英国通俗道德散文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真正的绅士是一个被塑造出来作为最高典型的人。绅士的品质不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或他的举止，而取决于他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他个人财产的多少，而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的好坏。”还有“真正的绅士并不需要考虑他的出身，无论农民、还是贵族，都可以做一个绅士，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温和、忍耐、宽容、礼貌。富贵之人，未必就具有绅士的品质。而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反而可能无论在谈吐还是精神上都成为绅士；他可以做得非常诚实节制、正直勇敢、自爱自强。一个精神丰富的穷人，比一个精神贫瘠的富人在任何方面无疑都要高贵得多。” 西方民族对“gentleman”得完善，也经历了几千年，而这些关于绅士格调与精神的刻画，我们认为也是保有生命力的。
古代中国绅士们对于格调的执著，使之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意义，使之与西方的“gentleman” 沟通、对话与互补。到底中国“绅士”与西方的“gentleman”哪一个更优秀，更适合当代中国的教育？我们认为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无条件地唯西学是从，或者拒绝西方文化的进入，都是不可取的；同样，单纯、刻意地做绅士外形的包装，也不过是把绅士行为下降到代价不菲的纯技术层面。而我们所强调的绅士，更懂得协调传统与现代，保守和创新之间的矛盾；懂得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蕴的理解和认同下，向西方文化汲取营养；懂得清醒地看待西方的价值观，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性与人格理想；懂得舍弃划分阶级的势力标尺，而更看中格调的重要性。一句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就了一代新人，一代既能够适应时代进步的，又保留着中国文化精髓的新人。这样才是培育绅士的最积极的态度。这样的绅士毫无疑问将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动能与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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