婷婷的耳聋可以概括成四个字：雪上加霜。

　　我爱人怀孕初期，一种要做父亲的喜悦使我四处打听有关孩子的问题。一位同事提醒我，孕妇千万不能接触放射线，因为他爱人怀孕时照了X光，他的孩子生下来就耳聋。我回家后赶紧告诉婷婷的妈妈，谁想她听后竟“唉呀”了一声，说几天前体检刚做过透视。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担心。

　　婷婷生下来以后，我别的都不在意，唯独特别注意她的听力。可命运就这么捉弄人，不注意还好，越注意越觉得她的听力有问题。我记得最早带婷婷去医院看耳朵是她48天的时候。当时，医生说她的耳朵是有点问题，但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有所好转，因为她当时对很大的声音还是有一点反应。于是，我们就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希望她长大会好！谁知1岁半的时候，灾难再次降临。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幼儿园来电话说婷婷发烧送到厂职工医院去了。我去接她的时候，那悲惨的情景真是令我永生难忘！婷婷就像一个小“疯子”，不停地狂呼乱叫，狂蹦乱跳。我问医生给她用了什么药，回答是打了一针“庆大霉素”。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女儿此刻正在经受药物急性中毒的折磨，推着自行车带她回家了。

　　下午又打了一针，女儿又是一阵疯狂。打了五六针，孩子疯狂了五六次。烧退了，病好了，可我们突然发现她仅有的那一点点听力已不复存在了。任凭你在她身后如何喊叫，她都毫无反应。

　　我急了，赶紧带着她四处求医，可所有专家的结论都是不治之症。我们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了上海五官科医院最有名的耳科专家，诊断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脑干电位显示，双耳全聋”。我问他有没有办法治，他说目前还没有。我不甘心，又问针灸行不行，回答是只会给孩子增加无谓的痛苦。“那我女儿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呢？”“只能是上聋哑学校，从聋哑孩子的方向培养。”我彻底绝望了。那一刻，天仿佛塌了下来。我们恍恍惚惚地抱着女儿回家，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由于这种绝望的心情，我放弃了对婷婷的教育，使得她3岁半了还一个字都不会说。这期间我去过聋哑学校两次。说心里话，每当看到“南京市聋哑学校”这块牌子，尤其是看到那个“哑”字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做梦也想不到的是，10年后，我的女儿没上聋哑学校，我这个做父亲的却进聋哑学校当了副校长。

　　婷婷小时候，既听不见，又不会说，小手一指常常使我们无法判断她想吃什么还是想玩什么，到头来家里人忙得晕头转向，婷婷哭得死去活来。

　　在幼儿园，别的孩子嬉笑打闹，她却只能孤独地坐着，盼望爸爸早些来接。每次送她去幼儿园，她都哭得很凶。我们只知道老师对她比较照顾，却不知道，竟然还有一个年轻教师等我一走，就悄悄地用手绢把她的嘴堵上。

　　婷婷小时候长得很漂亮，小朋友们给她起了个外号“白雪公主”，但是前面有个定语“哑巴”。我只要一去接婷婷，小朋友们就会异口同声地喊：“小哑巴的爸爸来了！”三九严寒听了这句话，我的衣服都湿透了。

　　还有一件事也深深地刺伤了我这个做父亲的心。婷婷因为自卑，经常把小便尿在裤子里，夏天和秋天还好，一到冬天我真是忧心如焚。每天下班我都是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冲出厂门，见了女儿就先摸摸她的裤子，如果湿了，顿时会觉得心里凉了半截，经常是默默地流着泪带女儿回家。一路上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婷婷幼小的身体，看着女儿冻僵的小嘴，我心里如万箭穿心般地疼痛。

　　人生之苦莫过于看不到一线希望，绝望把我爱人的身体压垮了，长期病倒在床上。从此，异常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其实我也已疲惫不堪！我常常做同一个梦，那就是梦见女儿喊我“爸爸”。当我惊喜着醒来时，眼前的现实使我更加忧伤。有时，我甚至神经质地跪在地上祈求苍天：“救救我可怜的女儿！我们聋哑孩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当时我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是生第二胎，把婷婷当个残疾孩子抚养呢，还是竭尽全力帮孩子摆脱疾病的磨难？我们在斗争，在徘徊，在冥想！

　　朋友们都劝我们生第二胎，他们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你们一定要对第二个孩子说，没有姐姐的不幸就没有你的生命。这样，婷婷将来有个照应，你们老了也就放心了！”

　　可一个民警告诉我，那些有弟妹的聋孩子长大以后更惨，弟弟妹妹不但不照顾他们，反而视他们为累赘，甚至觉得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是见不得人的事。听完他的话，我绝望到了极点。

　　孩子的命运现在如此令人担忧，将来还要更悲惨，这可怎么办呢？就在我们走投无路、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日本连续剧《血疑》。我抱着双耳全聋的女儿，一边看，一边流泪，渐渐地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凝聚，在升腾。幸子得的是不治之症，可她的父亲大岛茂却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在为女儿拼搏。幸子虽然死了，但她是含笑离开人间的。我想，我也要用自己沸腾的父爱，为婷婷把有声世界的道路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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