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理解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工作，及其随着时间推移在后代人中间所激发的越来越大的兴趣，我们有必要将其重新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追忆其在前进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以及一种既为研究者“思想”，亦是其使命之物的逐步发展过程。我们将看到精神分析只是汇合并肯定了儿童、女孩子和女人的一种直觉。

　　在这样学会读书之后，在5岁时，我认为我的生活前途已经有了轮廓：我将创建一份儿童报纸。

　　在学会读书之前，陈列在报刊亭里和哥哥手上拿着的各种儿童报刊让我着迷。我十分喜欢里面需要用卡纸和布料来完成的手工模型，尽管还读不懂相关说明。1880年的部分周报曾被装订起来供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们阅读。我看到了其中的优点和缺点。作为一名成人和聪明人，就是要编写一份拥有其他报纸所有优点，同时改正了其所有缺点，尤其改正了人们所编真实故事中不真实性的完美儿童报纸。

　　到了8岁，我改变了主意。

　　“……至于你，弗朗索瓦兹，你以后想做什么呢？”

　　“教育医生。”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一名知道小孩儿可能会因为教育的事情而生病的医生。”

　　我是家里的第4个孩子(当时家里已经有6个孩子了)。在我们家照顾小孩子们的英国女帮佣和女厨师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我母亲自己照顾大孩子们)，最小的孩子会发生呕吐。家人叫的医生赶来了，嘱咐给小家伙儿禁食。小家伙儿哭个不停，这只是因为他饿了而已。我见过小孩因为佣人之间瞒着母亲争执而产生节奏紊乱。我知道这一点，但没有吭声。我已经懂事了。

　　我呆在自己的角落里，心想：医生怎么不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呢？面对弟弟的消化不良，他为什么要让人对孩子禁食并在3天内不带他出门呢？……假如他询问了晚上6点和8点之间我弟弟呕吐时所发生的事，他就会明白英国女人关于她的餐盘和厨师发生了争执，厨师对她大吵大闹。我目睹了一切，但没有任何人来问我。我心里说，假如医生知道了实情，他就会对弟弟说：“你不需要担心，她们吵架了，但不应该担忧……这些都是女人们的事，女厨师和小姐的事。既然我现在也明白了，你就不需要再呕吐了。你会习惯她们这些事的！”

　　我有伯伯叔叔舅舅、伯母婶婶舅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许多亲戚，家里总是熙熙攘攘。这带来了很多快乐，但也造成了不少紧张。这种紧张的家庭生活会让一名像我当时那样注意观察和敏感的儿童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和生活磨难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情感活力及其健康状况。人们把一些反应称为疾病，而其实它们只是情感性的。我曾观察到一些妇女和儿童的身体或心理因为父亲、兄弟、未婚夫在战争中失踪或者一个儿子残废退伍而崩溃。我对自己说：“医生们都够愚蠢的，他们不懂儿童，他们也不懂大人，假如这些人能够喊出来或者哭出来，也许他们就不需要服药了。”

　　根据我的愿望，被一位母亲叫来给孩子看病的医生不应该被这位母亲认为孩子生病的话所误导，而应该明白孩子想表达什么，医生要找出他要表达的东西，虽然孩子的母亲焦虑不安并认为孩子生了病。当然，孩子无法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他自己也忘记了。

　　如果我们身体不舒服，我母亲就会恼怒(实际上是焦虑)，我们就会因为给妈妈添了烦恼而自责。医生来了，让我们卧床休息，我们很厌烦。我认为一旦一名养病的儿童感觉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了，就应该让他起床、让他去玩耍。如果医生这样做的话，母亲会听从他的安排。因为她自己是一名活跃的女人，而不会说：“医生禁止你出门累着自己，甚至在体温降到36.8℃之前不许你起床。”

　　我们处于一种新生状态，有力气起床，却不得不假装残废，被动地躺在那里。我觉得这很愚蠢且不公正。这样做只是因为一名外人要求我们躺着。我们应该躺着吗？这是蠢事。过去的医生让病人“闭门不出”，但那时病人呆在与所有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房间里。随着给所有房间供暖技术的出现，这个词成了隔离房的同义词，甚至当病人不具有或不再具有传染性时也是这样。如果我得的病会传染其他学生，那么我能理解不让人去上学的要求。但在家里我本来可以玩耍、读书、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在想起床的时候却因为所谓生病而卧床烦恼呢？

　　在我作为孩子的观念中，一名“教育医生”是不会这么做的。绝对不会！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疾病是家庭事务造成的(当然也不只有这个因素)。

　　儿童完全能够预感到其群体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很快就长到了可以问答人们咨询的年龄。这是我自己对二三十年后将以“身心医学”之名获得发展的东西的一种基本直觉吗？不是的。我认为是1914年大战的经历促使我选择了一门让我以现在和过去为参照去把握未来的职业。

　　当这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只有5岁半。在这个年龄和1918年长到10岁之间，我见证了家庭的变化并为诸多人生悲剧所打动，如果人们周围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他们就缺乏承受命运的准备。一些家庭毁掉了，因为父亲不在了。一些妇女发了疯，另外一些妇女患上了神经衰弱症。这是成人们的脆弱之处。还有金钱的问题。一名没有职业资格的寡妇也要工作。我看到周围有许多女商贩和女职员在工作，心态平衡，即使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在战争中死去了。

　　女裁缝很好地挣钱度日，并不因为给别人做衣服而感到羞耻。但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却不能当裁缝，哪怕她双手灵巧也没有工作，人们不要她；她只好偷偷摸摸地做点东西，通过做小批发生意的鸨母卖出去，从后者手里挣几个子儿。这样的妇女再也不能像丈夫在世时那样养活孩子了。于是她们过着不幸的生活，吃糠咽菜，无人关爱，遭受羞辱，颜面尽失，精力耗尽，最后一切都变得崩溃。这让我震惊。于是我想：一个人只能依靠自己，在需要时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挣钱度日。一种观念在我身上深深扎了根，就是一个要养孩子的女人应在结婚前学会一门职业，以备在丈夫因为战争、事故或者疾病发生不幸时能够继续保障孩子获得自己和丈夫当初设计的生活和教育。

　　因此要有一门职业，但不是什么职业都行。

　　我所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促使我选择了一个不单纯是商业性的职业。在1940年爆发的战争中，产生了一批BOF［“黄油—鸡蛋—奶酪”(beurre oeuf fromage)的缩写，指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的黑市暴发户。］。在1914年的战争中，这种人被称为“新富豪”。人们知道他们是靠世界的悲惨状况发家致富的。他们靠他人的不幸进行投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房屋、家具、首饰和地产，为的是把它们以尽量高的价格重新卖出去。我当时不想从事商业性职业，因为商业在我看来是一种坏蛋的职业。而这不是真的，中介人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取决于从事中介的方式是否合法。

　　靠损害别人来渔利的道德法则让我十分震惊。我亲眼目睹我曾当作正人君子看待的一些人在战争期间变成了奸诈之人，在工作中剥削别人的时间和健康。他们对我来说已经堕落了。我心里想：“一些职业让人丧失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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