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如果自己决定从事对儿童的研究，只要自己在生活中不再有什么困难就行了。我认为为了能与儿童及其父母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我应该长时间地接受精神分析。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幸好我的精神分析师同意延长时间。我今天仍然认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如果想从事对儿童的研究，他就应该尽可能远地追溯自身的经历，我这里说的是儿童精神分析，因为有一些对成人或者儿童进行的心理治疗不属于精神分析，它们属于心理疏导，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我在儿童医院做不住院见习医生期间，我的同事们听到我和新生儿说话都感到奇怪并对我说些嘲讽话。对我来说，儿童是其父母的孩子。我和他们谈就要来探望他们的爸爸妈妈，谈临床的小孩子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假如作为儿科医生我有不称职之处，我可能会被人当作疯子关起来。幸好我比较精于护理，且工作认真负责。在护理室，其他人和我激烈争论，嘲笑我这个长时间接受精神分析并在医院和婴儿讲话的不住院年轻实习医生。他们一再对我说：“和婴儿说话没有任何用处，他们听不懂。”

　　我回答说，孩子们看起来听懂了所有的话，于是那些人就偷偷地笑，但并没有凶狠地批评我，因为他们感到孩子们喜欢由我来照顾。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喜爱孩子……我是喜爱人类，仅此而已。此外我的态度没有区别：我喜爱孩子的程度并不高于我对成人的喜爱，我一视同仁地对待无措的孩子和同样无措的父母。

　　有一个周六，我正在朋友家，忽然我站起身说：“我忘了和米歇尔告别了！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随即丢下瞠目结舌的主人而去，他们无从猜想这个米歇尔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每天到了医院之后，我总是向“我的”孩子们问好，走的时候和他们告别。那天中午我下班的时候，其中一个叫米歇尔的孩子(18个月大)在做透视检查。我想好要去透视科和他告别，尤其因为我从这个周六中午一直到下周一早上都不能再见到他。但我走时忘了去透视科和他说再见。于是我就在这天下午回到了儿科病房。护士长问我：“您忘记了什么东西吗？”“是的，我忘了和米歇尔告别了。”“啊，米歇尔！他从透视科回来以后身体就不好，没有吃点心，而早上他还好好的。”“他的体温呢？”“有点高。”我走近米歇尔的床，他愁眉不展，神情沮丧而落寞。这时别的孩子都叫我：“小姐，小姐！”“我和你们说过再见了，但和米歇尔还没有说过。”我接着对米歇尔说：“你看，你的马利特小姐很坏。今天早上你在透视科时我忘了去和你告别了……你好像没有吃下午点心。身体不舒服是吗？听我说，我很想你……现在医生快来查房了(指住院实习医生)，我周一早上再来。明天是星期天，我不上班，但医生在，另外你爸爸妈妈也要来看你，你还有小伙伴。周一见。”

　　周一早上，护士长对我说：“这不可思议。你周六下午来了以后，米歇尔很高兴，愿意喝奶了。我们把奶瓶拿给他，他抓住就喝，而半个小时前他还拒绝呢。昨天早上，他的体温降下来了，他还见到了父母。在这之后一切都好了！”

　　在这之后，护士长就对我有了好感。

　　我曾忘记了这件事，一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想起来。是曾在40年前参加过那次朋友聚会的人唤醒了这次回忆。这其实是我做不住院实习医生时的日常言行，我就是这样对待婴儿们的。我向他们解释人们要对他们做的事。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和尚未掌握明白易懂语言的幼儿讲话的。

　　为什么在朋友家时我突然想到了米歇尔呢？我感到他需要我吗？是否当时他正在拒绝喝奶并让护士长担心呢？我认为这种直觉属于护理者与被护理者关系的一部分。这是移情。然而当时尚未成为精神分析学家，另外也丝毫不想从事这项职业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我是如何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呢？

　　我做不住院实习医生时的导师之一俄耶教授当时正积极致力于推动精神病学的革新，并对精神分析学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他让我离开巴黎的医院到当时被人们称为“疯人院”的精神病医院去做住院实习医生，准备省级精神病院住院实习竞考(我们属于塞纳省)。

　　我有幸得到了在巴黎附近一家女性精神病院做住院实习医生的机会。我们整天要做的就是拎着一大串沉沉的钥匙打开和锁上一扇扇门。患者都处在被囚禁状态，完全没有活动自由。这是可悲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东西缺失了。一名住院实习医生要负责1000到1200名患者，而且医院员工都没有受过培训。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新病人入院，其中有许多老年性痴呆患者，但也有一些处于更年期的中年妇女，一些人曾从事过某种职业，还有一些因极度失望、困苦或悲伤而突然患了谵妄症、坠入抑郁状态的年轻家庭妇女，也不乏因对爱情绝望或因堕胎而背上强烈负罪感的年轻女孩……她们在公共场所被收容，经过收容所特别护理站被送入巴黎郊外的某家疯人院。圣安娜医院(hopital Sainte Anne)的住院患者如果无人探视也被送到这里。她们来了以后就被收去紧身褡、长筒袜、鞋子、毛刷、梳子等物(以免她们自残！)。她们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条没有腰带的长裙。手中没有任何物品，什么也不能做。年轻的女孩子和老年痴呆症患者混在一起。我那个年龄的女孩子看到这些残花败柳只会感到绝望。每过两周，我们就要把延长住院的表格依照以前的表格填好，没有时间和有关患者交谈，无法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其代偿失调。我觉得这种现象很让人憎恶，于是决定从源头开始介入：必须从儿童着手开始工作。面对因为为时已晚而对成人束手无策的可怕后果，我对自己说：“必须在人走到这一步之前对儿童进行研究！这个阶段属于普通医学的范围，但要用精神分析学来照亮。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意识到，无论这些妇女的精神病有多么严重，无论话题是其产生的幻觉还是最近感到的绝望，她们都会谈论自己的童年。我心里想，必须在她们出现严重的代偿失调前帮助其谈论自己的童年，以使其童年被抑制的残留物获得表达，避免在成人年龄阶段遇到某种考验时以让人无法辨识的面目重现。例如，一个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孩子或者失去孩子的女人，她可能会重复她母亲在她三四岁时因遭遇此类事件而产生的焦虑！于是她的个体身份就突然出现某种断裂，她将混淆成人和儿童的观念形成模式。

　　我看出，这些事情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身份感的突然隐没，因为童年的残迹借某次意外事件或者某种磨难在当事人的生活中突然重新显露出来。这让我坚信，必须从事对儿童的研究，以便能进行预见，即让人把因隐而不谈而可能在以后爆发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与我本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间所理解的东西是符合的。我想用精神分析来预防疾病。我最初的主张是用医学来预防因医生不了解导致身体出现功能性症状的情感事件，将这种症状当作真正疾病来治疗而在家庭中造成的性格和社会性错乱。战争造成的事件在我所处的特定社会阶层中教给我许多东西，但医院和精神病院向我揭示了神经症属于所有的社会阶层。

　　我在做姑娘时就接受了精神分析，这在当时来说是难得的机会，精神分析师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操纵，而是听凭我成为自我。当然，我把自己对所见到的任何儿童都不抱成见的品质归因于这种特殊经历。后来在做了母亲之后，我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把自己投射到孩子身上，但肯定没有对自己行为对错的担忧，在孩子的痛苦和困难面前没有产生同样的焦虑。假如我没有接受精神分析，他们的痛苦和困难也将成为我的东西，然而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我从未以医生或者精神分析学者的身份作出反应，至少未有意如此。我知道自己不知道！

　　真实的语言具有拯救作用，然而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必须谦逊地接受自己本来的面目，走向人生最基本的东西，毫不自傲。生命的痛苦总是伴随着坚持生存和认识自我的欲望(这种坚持没有任何逻辑理由)，但它将逐渐变得可以让人忍受。所谓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同其他人一起坚持下去，并筑造某种东西。过去所接受的精神分析曾让我产生了真实做人的欲望，但我当时尚不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生。我后来从事这个职业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开始的时候，我曾给几名焦虑不堪的患神经症的成人做分析，他们是精神病科医生打发来的，但其他精神分析医生拒绝为其治疗，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工作，无法支付医疗费。究其失业的原因，就在于神经症严重减缓了交流，最终导致患者被驱逐或感到自己被驱逐出交流者的队伍。重建交流，哪怕只是根据一份有时空限制的协议与一个既无知识也无权力、但能够真正聆听患者的人交流，这也有助于象征功能的复活和生命的重新起步。我由此一边攻读自己的医学专业，一边学习做精神分析。在布勒托诺医院的儿科(儿童医学)门诊室，皮雄医生只是让我做他的心理治疗助手，处理的是儿童尿床、失眠、做噩梦、学习以及性格问题。为了撰写博士论文，我引用了16个病例。我当时觉得自己的研究也许会让医疗人员感兴趣，就自费出版了论文，但没想到30年后这篇文章打动了公众［《精神分析与儿科学》(Psychanalyse et pédiatrie)，门槛(Seuil)出版社。］。在我之前，研究精神分析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是舒伦伯格撰写的，它对一名抑郁症少年接受治疗过程中对其痊愈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梦境进行了精神分析研究，这就是著名的碎杯子之梦。我于1939年7月通过答辩的论文主题是“阉割情结”。弗洛伊德用这个词来命名一种无意识、富于动力的建设性冲突，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每个儿童因为需要放弃乱伦欲望、适应现实要求(痛苦和死亡)并接受成人的无能而产生的焦虑，即精神分析学出现之前人们所说的向理智年龄的过渡过程。我当时将这篇论文献给有志于治疗这个敏感时期病症的儿科医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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