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患者假想的这种知情人角色正是由其主治医生担任的，后者利用患者的信任去帮助他。

　　相反，精神分析医生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所知甚少，所知道的东西也仅限于与自己有关的方面，而在与患者有关的方面则一无所知。只有患者才知道(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知道)有关他自己的一切(即使他是一名儿童，甚至婴儿也是如此)。双方共同所做的工作迅速打破了患者想让精神分析医生成为其无所不知的知情人的幻觉。

　　妨碍一个人(甚至在他成年后)在社会上获得独立的东西是其尘封的童年往事。他曾接受了语言，但在接受精神分析之前，人们所说过的话不是讲给他听的。以某种借口(例如患者耳聋)保持沉默不是一种精神分析态度，保持常人习惯同样不是。我们可以对一名聋人讲话。他会听到什么？我不知道。他靠直觉感悟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也曾对治疗中遇到的耳聋患者说话(尽管我知道他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当我同他人交流时，说话是我的一种自然行为。然而，如果一名与我发生关系的儿童完全处于自在的状态，并且对我完全无话可说，对我毫无期望，我就不会和他说话。我从不向一名正在画画的儿童解释他的作品表现了什么，从来不。他就那样画着，画完了……在这之后，如果他主动把画给我看，我就问他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讲一下自己的画。他有时讲述一种幻想，有时则罗列一些东西：树木，桌子，房子，人物……我接过来问他：“树木对桌子说了什么话吗？”他有时回答，有时则不回答。做下一场分析时情况会变得更好。我叫他，请他重新讲一下自己说过的话，然而如果他不说话，那就算了，这样也许更好。

　　如果我参考自己作为母亲抚养三个孩子的经验，我会思考究竟什么冲突能破坏七八岁以上儿童的交流。只要人们在家里让孩子在与其本人有关的所有事情上独立生活，而且每个人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并与孩子谈论所有的事情，就不会有这种冲突。间或会拌一下嘴，这有助于让问题得到解决：“你的房间真乱，哪天你准备好了，我帮你收拾一下，因为你真的需要在自己的房间里自由活动并知道自己的东西在哪里……”当然也应该等着孩子提出要求：“快来，妈妈！我什么东西都找不着了……”于是两人就开始收拾房间，然后约定每两周或者三周重新收拾一次。两人高高兴兴地把一切东西放回原位，互相嘲笑对方的怪癖或小毛病。父母的怪癖和毛病和孩子的一样多。当人们把餐桌上的生活变得宜人时，孩子们就会来入席，因为这比独自呆着要有趣，在就餐时可以谈论一切事情。但假如人们所做的是为了强迫他们去吃他们自己不愿吃的东西，就会让他们厌恶吃饭。“啊，这些肠子真可怕！”—“那好，如果你更喜欢吃煎鸡蛋的话，自己去做吧。”他们自己做鸡蛋吃，为什么不呢？当某一天孩子不喜欢我做的菜时，我从不阻止他们自己去煎鸡蛋并只吃他们自己愿意吃的东西。他们十分高兴。应该说他们很小就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生活。我的孩子从未给过我压力和要挟，而这是许多母亲抱怨的问题：“如果你不对我亲热一下，我就不吃饭。”或者是：“如果你不对我亲热一下，我就不睡觉。”其实回答孩子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你不想睡觉，那就别睡了，我们要去睡觉了。”在我们家，这种撒娇不会持续多久：“如果你不觉得困，就不用强迫自己睡觉，而我们觉得困了。”这话我不用再三重复。

　　但也应该承认，最好的预防方式也无法完全阻止疾病、事故、痛苦甚至亲人的死亡。有失败和哀伤，尤其存在一些敏感时期，期间某个孩子会出现强烈的反应，或者“默默承受了”所发生的事件而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但这些事件将给他的一生打上烙印，或者虽然在表面上被遗忘，但随着以后的磨难而出现反响。一个或多个脆弱区域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断裂区域。完善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是一回事，对儿童身上已经产生的器质化的神经症和精神病进行治疗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和医学上的情况是一样的：尽管人们讲究家庭集体卫生、接种疫苗，并且根除了一些威胁健康的瘟疫，但一些疾病仍然存在，患者会出现有可辨症状的紊乱。即使人们直接打击病菌的滋生，也仍然要根据疾病的后遗症对每位患者施行不同的治疗。许多细菌性紊乱的后果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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