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坐在校车上，一连遇到了四辆红色的汽车，这代表这一天是个吉日，于是我决定不再为威灵顿伤心。

　　有一次，学校的心理医生基文思先生问我，为什么连续遇到四辆红车就代表吉日，三辆红车是下吉日，五辆红车是上吉日，又为什么连续遇到四辆黄车就代表凶日，而遇上凶日的时候，我就不跟任何人说话，独自坐着看书，不吃午餐，并且凡事都小心谨慎。他说他觉得我是个非常有逻辑的人，所以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些都不太符合逻辑。

　　我说我凡事都喜欢有条理。而让事情变得有条理的方法之一就是遵守逻辑，尤其是遇到数字和变量的时候。但是，也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事情变得有条理，这就是我区分吉日和凶日的原因。我说，有些在办公室上班的人一早出门，会因为阳光灿烂而感到快乐，或者因下雨而感到难过，但这两种情况的唯一区别只是天气，而他们是在室内工作，天气情况按说不会影响到他们日子的好坏。

　　我又说，爸爸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总是先穿裤子再穿袜子，这也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但他总是这么做，因为他也喜欢这样的条理。还有，他上楼的时候永远是一步跨两级，而且总是先迈右脚。

　　基文思先生夸我很聪明。

　　我说，我并不聪明，只是注意到了事物的规律，这算不上聪明，只是善于观察而已。聪明是要根据观察出的规律得出新的结论，比如宇宙扩张论或者找出杀人凶手。而如果你只是看到某个人的名字，就给其中的每个字母赋予一个介于1至26之间的自然数值(a=1，b=2，依此类推)，然后默算它们的和，发现得到一个质数，比如耶稣基督(JesusChrist)(151)、史酷比狗(ScoobyDoo)(113)、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Holmes)(163)或华生医生(DoctorWatson)(167)，这只能算是一种观察。

　　基文思先生问我，是不是让事情变得条理化会让我有安全感。我说是。

　　然后他又问我是不是不喜欢改变。我说如果是变成宇航员，我就不在意，那可是除了变成女孩或者死掉之外，你能想到的最大改变了。

　　他问我是不是想当宇航员，我说是。

　　他说宇航员可非常难当。我说我知道。必须成为空军军官，必须执行很多命令，还必须做好杀人的准备，而我没法服从命令，也没有当飞行员必需的双眼2.0的视力。但我说，你还是可以期盼发生一些极不可能的事情。

　　学校同学弗朗西斯的哥哥特里说，我以后只能找到在超市收手推车或在动物收容所清理驴粪的工作，还说人们不会让怪人去驾驶价值数十亿英镑的火箭。我把这些话告诉爸爸，爸爸说特里只是忌妒我比他聪明—这么想可有点儿傻，因为我和他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不过特里的确傻，就像拉丁语有一句话“quoderatdemonstrandum”，意思是“总有一天可以证明”。

　　我不是怪人，弗朗西斯才是。而且就算当不了宇航员，我也会进入大学学习数学或物理，又或者数学物理(一门交叉学科)。这是因为我喜欢数学和物理，而且也很擅长。但是特里可上不了大学，爸爸说，他将来最有可能在监狱老死。

　　特里的胳膊上有一个文身，是一颗心上插着一把刀。

　　有些离题了，现在我要回到这一天是个吉日这件事情上来。

　　这一天是个吉日，所以我决定着手调查是谁杀了威灵顿，因为吉日是适合制订计划的日子。

　　我把计划告诉雪凡。她说：“哦，本来我们今天就打算写故事，不如你就写写发现威灵顿和去警局的经过。”

　　于是我开始写这个故事。

　　雪凡还说，她会替我纠正拼写和语法错误，帮我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