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左

　　几年前，在春节晚会彩排时，第一次见到鞠萍，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连衣裙，飘然而至。姜昆为我们作了介绍：“这是鞠萍姐姐，这是梁左———我们的相声作家。”鞠萍看着我：“我特喜欢你写的相声……希望我们以后成为好朋友。”真是儿童节目主持人呀，说出话来也是儿童语言，“好朋友”？我想我已经好多年没听过这个词了。

　　后来有机会跟鞠萍合作了几台晚会，我撰稿，她主持，渐渐地熟悉起来，并且真的成了好朋友。

　　在我们这群朋友中，鞠萍年龄最小，照理应该大家多关心她才是，可是因为鞠萍长期从事幼教工作，大约关心小朋友关心惯了，一时刹不住车，恩泽遍及草木鱼虫，也就常常顺便关心我们一下。和她在一起，我们这些哥哥姐姐(有些甚至是叔叔阿姨，比如鞠萍就称赵忠祥为“赵大叔”)好像一下变成了弟弟妹妹，时时处处都需要人照料了。比如大家一块出门，几点集合，几点发车，拿好机票，带好行李……就见鞠萍人前人后地忙活，不厌其烦地提醒。有一次我忍不住说她：“鞠萍，你刚二十多岁就这么操心，等你老了可怎么办呀！”鞠萍委屈地眨着眼睛，好像不知道她错在哪里。

　　当然，作为一个很有敬业精神的女孩，鞠萍最关心、最热爱的还是那些孩子们。她差不多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好多小朋友的来信，大都是孩子口述、家长执笔的。这些信其实也没什么内容，无非是向鞠萍姐姐问个好，表达一下爱慕之情而已，而鞠萍却很认真地给他们一一回信。至于回的内容，恕我直言，其实也没什么内容，《艳阳天》中所谓“和一岁半孩子有什么可说的，早上炕早睡觉得了呗”———也无非是让他们听爸爸妈妈的话，早起早睡，多吃饭多运动，乖乖上幼儿园，别和小朋友打架，诸如此类。

　　我觉得这种信写写玩玩罢了，若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干，一天写它十封二十封的，并且年年岁岁花相似地写下去，的确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有一次去鞠萍家，见她又在那里铺天盖地大写特写，便建议她适可而止。鞠萍问我：“那你呢？人家相声爱好者给你来信，你也不理人家？”我说：“那也无非是有选择地回几封罢了，哪有每信必复的道理！”鞠萍苦笑着指指桌上的来信：“都是几岁的孩子，让我怎么选择呢？不理谁谁都会不高兴的呀！”说完，又低头去写。那时正是夏天，她手腕下面垫着一块小方毛巾，写几个字就用毛巾擦一下手上的汗，怕汗水弄湿了信纸———可怜的女孩！

　　有一次，我六岁的女儿心血来潮，自制了一张贺年卡非要寄给“鞠萍姐姐”(按规矩她该叫“鞠萍阿姨”才是，但我扳了几次就是扳不过来)，我不忍拂女儿的一片好意，便代她寄到了中央电视台青少部。鞠萍和我女儿本来是很熟的，我为电视台写节目夜以继日，妻子又常常出差在外，有好几次都是鞠萍代我们到幼儿园去接女儿，并且帮着看个一天半天的。不过她只记得女儿的小名叫“猫猫”，对她的学名“梁青儿”十分模糊，于是接信后也准备写一封“要听爸爸妈妈话”之类的官样回信，一看地址才发现正是我家的地址，一个电话打过来，先找女儿：“猫猫，你的信鞠萍阿姨(她不想比我小一辈，所以不称‘姐姐’)收到了，打个电话谢谢你。”然后找我：“梁左，捣乱是不是？我要真给猫猫回了信，你是不是该拿我取笑了？”我连忙声明绝无此意，的确是女儿的一片好心。

　　后来，我和其他朋友们从另一个角度劝鞠萍：你不觉得每天写信分散的精力太多吗？难道你就那么骄傲自满，认为自己在业务上就不需要继续钻研提高啦？每天写那么多信还有多少时间来钻研业务？你就不怕辜负了全国广大小观众对你的殷切希望吗？

　　鞠萍想想有理，这才将回信的艰巨任务交由别人代理。要说这“别人”也不是外人，正是她年过六旬的老父亲，鞠老伯在解放军里是师级干部，离休后本该享两天清福，接了女儿这摊事儿后竟比上班还忙。须知来信中有相当数量是委托鞠萍办事的，比如请她推荐自己的孩子拍电视，请她在北京帮着求医问药，甚至在电视中看她穿的衣服漂亮，请她代买几尺同样的布料寄来等等。所有这些均由鞠老伯以军人的严谨作风一一处理，或尽力帮忙，或回信婉拒，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的确把老人家累得不轻。但有许多小朋友的来信还是由鞠萍亲自回复，因为她热爱孩子，惟恐哪怕是在很细小的地方使他们受到伤害。

　　是的，鞠萍太怕伤害孩子了。有一次，一家单位请鞠萍录制一盘盒带，名为《鞠萍姐姐讲的故事》。人家可能也是出于好意，说如果您太忙，录两个故事就行了，我们放在A面和B面的开头，其他的故事我们可以另请人代录。鞠萍当即严词拒绝：“你们怎么能想出这种主意呢？人家小朋友买了我的磁带，要听鞠萍姐姐讲故事，结果只有两个故事是我讲的，这不是骗人吗？而且是骗孩子！”几天后，鞠萍跟我提起这件事仍然气得要命。我劝她：“人家也是怕累着你呀！”她说：“我不怕累，我可以干，我就生气他们怎么能想出这种骗孩子的主意呢！”

　　还有一次，鞠萍看了“希望工程”的一则广告，大意是说有一个叫王桂花的贫困山区女孩子，家里说又要供你上学又要供你吃饭没那么多钱，女孩说那我从明天开始就不吃午饭了，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吃过午饭。

　　鞠萍看了这则广告以后很难过，她虽然为“希望工程”捐了款，但仍然放心不下那个山区女孩，她说特别是每天吃午饭的时候，总觉得那女孩子正在挨饿。鞠萍甚至抱怨“希望工程”办公室工作有头无尾，为什么不把王桂花的下落跟大家交待一下呢？我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叫李克强就在团中央工作，听说就是负责“希望工程”的，哪天托他打听一下王桂花的下落，好歹让你放心就是了。鞠萍说就算王桂花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为了上学在挨饿呢？我说是呀，所以要搞“希望工程”嘛！鞠萍不再说话，但目光中充满忧虑。

　　前几天，我和鞠萍一起外出，看见一辆盖着苫布的大卡车飞驶而去，车上还坐着几个便衣人员。鞠萍告诉我那是银行的押款车，她哥哥就曾经当过押款员。我不禁望着远去的那一卡车钱浮想联翩，我说我要有这么多钱我就不写相声了，我要请十几个语种的教师来教我学外语，然后周游世界。“你呢？鞠萍，你要有一卡车钱你还当主持人？”鞠萍点点头。“那你用这些钱干什么？”

　　鞠萍笑了，夕阳映照着她的眼睛分外美丽。她看着远方，好像诉说着一个在心底埋藏了很久的秘密：“我要办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幼儿园，还有一所小学校！”

　　我知道，她又想起了那个山区女孩子。

　　鞠萍，我的好朋友，祝你好梦成真！

　　1992.7.5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