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行行4岁了。此时的中国国门正在逐步打开，国家放宽了留学生政策，大大简化了以往繁杂的留学手续，认定暂时的“人才外流”最终会使中国受益。这一年，数以万计的求学者踏上了出国之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出国热潮。美国和西欧也伸出双臂，欢迎这些来自神秘中国的学子们。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改变我命运的时刻到了。我任教的大学已正式停止了对我的培养。随着大批新教师的涌入，随时随地我都可能离开教师岗位。我已经无法挽回留给人们不思上进的不良印象。我无人可怪，更不能怪孩子。要前途，要出路，只能靠自己的继续拼搏。

　　我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天生不怕向未知世界挑战。我从黑龙江军垦农场到华东师大念书，又分配到这所大学任教，一路走来，从未靠后门。尽管父亲是上海一所高校的负责人，真要托个人拉拉关系，恐怕也能办到。这一代生不逢时，命运都是坎坷不平的，可以说，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坎儿，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就说我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怕的难产吧。事后医生检查说，婴儿之所以在生产时被卡住，是因为我的骨盆变形了。婴儿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闯过这道意外的关口。我的骨盆因为长期重压而变得畸形，那是我从17岁起，身子骨还嫩的时候就开始采石、扛石造成的。一块石头是我体重的两倍，而且一抬就是多少年。腰压坏了，人不长了，肩膀上至今还留有碗大的厚茧……除此以外，这样的岁月竟给我的后代留下了如此的创伤。

　　然而我在不幸的同辈中毕竟还是幸运的。无论干什么，总能搭上末班车。当国门开启的时候，我才30出头，应该说还是年轻的，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世界仍是属于我的，前面的道路仍然充满机遇。我向在外贸局当外销员的大学同学借了几十美元，去考了GRE。我要到美国去深造。我是搞英文的，美国对我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仅仅3个月的时间，我就收到佐治亚大学言语交往系的录取信。莱得教授书面通知我，基于我优良的教育背景和突出的考试成绩，该系决定发放全额奖学金。莱得教授欣喜地告诉我说，我是他们所录取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他们十分热切地期待与我见面，听听我对中国的介绍。中国对他们实在是太神秘、太富有吸引力了。

　　手里拿着莱得教授的信，我的心情极为矛盾。人人不都说出国难吗？可对我，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也太顺利了。高兴的同时，我又很悲伤。我当然放心不下行行，这样一个弱小的孩子，这样难养。我一走，行行怎么办？首先，他会安全吗？他能顺利成长吗？丈夫能独自一人赡养这个怪异的孩子吗？他还要教书。总不能让孩子再毁了他吧！可还有谁愿意照顾行行呢？他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一看到多动的行行就发怵。记得有一次，祖母照看了他一天，不停蹦跳的行行使她头晕目眩，回去就大病一场。她说，看这一个孩子比看10个还难。要是天天和他在一起，她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你们能帮我照看行行吗？”

　　“孩子太难养，我们恐怕力不从心啊！”双方的父母都是这样说。他们是看着行行长大的。思来想去，只能送全托幼儿园。在那儿，他应该会是安全的。可是他过得惯全托的生活吗？老师和同学会对他好吗？能理解他吗？万般无奈，这也是惟一的选择了。于是我挑选了上海一家有名的幼儿园，向园长说明自己的困境。都是女人，也都有孩子，园长见我要远渡重洋，动了恻隐之心。

　　“我们根本没有名额。但我就破这一回例吧。请放心。在外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多么善良的中国妇女啊！字字落地，铿锵有声，全是实的。我紧紧地拉着她的手，眼泪流成了小河。我这一走，我们的小家庭就像散了架。我们何日再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