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们应该抓住这契机，表扬我皮实，鼓励我灵活地面对生活才对。然而当时没有人过问我愿意怎样，没有人关心我的感受。

　　小时候，爹被关了禁闭，娘常常带着妹妹在姥姥家住。一次，爷爷送我到姥姥家村外，目送我进入村口，就返了回去(我们那儿的村俗：公公一般是不进儿媳妇娘家村的)。

　　我刚刚拐进一条南北向的街巷，从一个黑漆大门里蹦出个半大小子来，挡住了去路。我往东，他张了两臂往东；我往西，他张了两臂往西。

　　他说：“留下买路钱！”

　　我吓蒙了，战惊惊地摇一摇头。

　　他又说：“有炒豆子吗？”

　　我依然摇一摇头。

　　他把袖口往上一捋，说：“那我就送你个‘匕斗’吧！”在我脸上脆脆地扇了个耳光。

　　我哭了，捂着热辣辣的腮帮子拔腿就跑，泪蛋子洒了一路。但是，兜里上下跳动的琉璃蛋儿不久就止住了我的眼泪。我想：幸亏他没有索要琉璃蛋儿，这可是爷爷给我买的心爱之物，幸亏他没有搜身……想着这许多“幸亏”，我就不再难受了。

　　到了姥姥家，一家人追问我眼睛红肿的原因。我不会撒谎，只好把挨耳光的实况原原本本交待出来。母亲还好，说记取这个教训，以后绕另一个村口就是了。小舅舅和姨表姐却死活不依，说匕斗是轻易挨的么？非要拖我去那黑漆大门家，让我再还那小子一个耳光不可——这比绑我上杀场还可怕呢。我当时就后悔没把那心爱的琉璃蛋儿送给那小子，换下这大人们不能忍受的匕斗。

　　成年之后，讲起这件事，好多人都说那耳光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张门票，因为我的社会经历和体验就从这里开始。经历就是知识。家长们应该抓住这契机，表扬我皮实，鼓励我灵活地面对生活才对。然而当时没有人过问我愿意怎样，没有人关心我的感受。

　　小舅舅和姨表姐叫上他们的弟兄们，如同押解犯人一般，簇拥着我到那黑漆大门口，喊出那比我高一头的小子，就教唆我上、打。他们说只要他敢还手，他们就一齐上。然而我却如同临刑似的，吓得筛糠一般哆嗦，早就软成了一团。气得小舅舅和姨表姐大失斗志，返回的路上一迭连声骂我没出息，活该受欺负。

　　这件事搞得我挺糊涂：遇到这类事到底是给人些物件免受皮肉之苦好，还是受点儿苦保全了心爱之物好；是讨要尊严以牙还牙大打出手好，还是息事宁人宽容忍让好。

　　我们的家长们往往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他们的虚荣和家族的体面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