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长的为什么不让孩子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要采取从上压下的途径呢？

　　我的学生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女儿考取了县重点高中的重点班。这是一所吃住都在校的“全封闭式”学校。一个月之后，女儿回了家，父母自然关切地问女儿入学后的情形。女儿生气地说：“课外活动时间，我喜欢到操场参加田径运动。活动完返回教室，好几次都碰到几个男生在我课桌上玩扑克，特讨厌。”父母诧异地问：“重点班的学生竟然在

教室里打扑克？”女儿说：“大概是特殊生吧。”父母一听这几个顽皮有些来头，更是着急。

　　我这个学生在县“五大班子”里也有些头衔。时隔不久，可巧与这所重点高中的校长在一起开会，她就赶紧讲了这件事情。校长非常重视，回去把班主任召到自己办公室，严肃批评了一顿。班主任更是生气，火速到教室查明那几个在教室打扑克的学生，然后在全班狠批一顿。不过，班主任对学生通过家长告“御状”似乎有些看法，批评完之后又以宽松的口气加了个尾声。他说：本来是小事一桩，在本班范围内就可以解决，不料，有的同学却惊动了校长。咱这班想进的人太多，已经超过了班容量，谁觉得在本班有些委屈，可以走人。

　　我学生的女儿心头一惊，马上就感觉班主任和同学看自己的目光有些异样。好不容易挨到下课，就急忙跑到公用电话机前给妈妈打电话，问是不是她告了状。

　　尽管我那学生为了安慰女儿的惶恐情绪，矢口否认是她告了状，但这女儿以后再回家时，就缄口不提在校的情况了。不论问什么，她都说“还行”。

　　我的学生向校长反映这些，原本是想走最快捷的途径，帮助女儿排忧解难。不料倒增加了女儿的心理负担，反而堵死了她与父母交流的途径。

　　向我讲这些时，我的学生有些困惑。她说：“班主任老师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真逗，事情往往是无独有偶。

　　听她讲述时，我脑中就映出了70年代初我当班主任时遭遇的一位家长。

　　那时这所学校还未搬迁，在一个乡镇上，我在校内代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班内分来个李姓女生，身材高挑，举止不凡。同学们刚刚认识，就不由要让她几分。分了坐位，进入正常教学秩序没几天，校长就把我叫去，说李姓女生的母亲说，这孩子耳朵有点儿背风，最好让她坐到前排。于是我把她调到了第一排。后来，过了大约十多天，校长又把我叫去，有些不满地质问：“说让你把她调到第一排嘛，她妈今天又来与我絮叨半天。”我听了以后，有些纳闷，当即返回教室查看，那学生又坐到了最后一排。我板了面孔，命令那女生立即坐到前面来。后来，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上我的课时，她就坐到第一排，上别的课时，就千方百计坐到了后面。

　　经过一番调查，我才知道她家的背景确实不一般，爸爸在单位是领导干部，妈妈是小学校长，当时可算是红色革命家庭。父母自视甚高，对女儿的期望值也很高，因为女儿有点公主式的淘气，妈妈不放心，常抽空儿到教室外偷偷察看呢。

　　可是，最终那女孩亦不能安安稳稳坐到第一排，因为她认为老师伙同家长在出她的洋相，突出她是“羊群里的骆驼”，突出她的生理缺陷。坐第一排是她妈妈的意愿，坐最后一排则是她自己的意愿。至今想来，我都很惭愧自己没有尊重学生的选择，而是服从了校长的命令；没有考虑孩子心理的感受，而只是侧重考虑了她的生理的缺陷。

　　说实话，我当时也很反感她妈妈动不动找校长的做法。这本来只是小事一桩，我完全可以与孩子协商解决。当家长的为什么不让孩子自己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要采取从上压下的途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