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作者王秉德

　　我用近20年的时间，研究了一个问题，现在写成一本书，名曰《父母之道》，已经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回过头来看我所做的这件事，可以用两句话20个字加以概括：“寻找望子成龙基本视点，破解未成年人教育难题”。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再往当前形势上联系，还能同“建设和谐社会”挂上钩。因为，普及父母之道，从根本上提高人口素质，确实是建设和谐社会最具基础性的工作。

　　当然，上述说法都只是事后的分析和表述，当年开始研究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

　　我做这件事的朦胧原始动机，起自1987年。那年10月21日的《卫生与生活》小报，刊登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在培养和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应该懂得一点“皮格马利翁效应”》(署名智策)。文章说：“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在研究人的智力时，发现了教师对学生心理的潜移默化影响，使学生取得了教师所期望达到的进步的现象。由于心理学家在解释这一发现时，引用了古希腊人物皮格马利翁的故事，所以这种心理效应又以‘皮格马利翁效应’著称”。文章进一步解释说，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名塞浦路斯国王，他对一座美丽的少女雕像产生爱慕之情。由于他那坚贞不渝的爱情和热切的期望，最后使得雕像“活” 了起来。少女从雕像底座走下来，两人终于相聚为好。心理学家认为：来自环境中的期望因素，尤其是来自家长和教师的期待，对儿童的学习和其他行为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个心理学概念，之所以能引起我的特别兴趣，是因为我自己有过一段关于期望作用的切身体会。在所写纪实文学《家的乐章》中，我曾简要叙述过这件事：

　　在我们夫妇俩的记忆里，“两排炮”的故事是终生难忘的。

　　一天，小儿子兴冲冲地从外面跑进来，手里举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激动地向我们报告：“爸爸、妈妈，你们的‘两排炮’期望实现了！”

　　原来是在第一个孩子考入重点高中的时候，我们夫妇俩有一次对话，我说：“第一炮已经击中目标，要是第二炮、第三炮也能打到重点高中去，那就好了。”妻子的期望值更高：“要是再来一排炮，三个都打到大学去，不是更好吗？”这话被一个孩子听到，传给了另外两个孩子，没想到竟成了他们一直不曾衰减的驱动力。后来孩子们告诉我：“你们的‘两排炮’期望，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了一种‘决不辜负期望’的努力，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我们前进，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这段事使我们十分激动，于是，我把孩子们从大学寄回来的信件，分别装订成册，名之曰：《第一炮的回声》、《第二炮的回声》和《第三炮的回声》。(见2002年《辽西文学》第五期)

　　文章虽是2001年写的，事情却是1986年暑假发生的。1987年接触“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个概念时，正处于我为“两排炮”的成功而反复思考其奥妙的兴奋期，所以自然对其情有独钟。

　　在《卫生与生活》那篇短文的启发下，我认真查阅了关于“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大量资料，搞清了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法布可森当年在学校搞心理实验的具体情况，也探讨了“人的动力结构”和“期望作用机理”等相关理论问题，决心要围绕“望子成龙”之“望”作一篇大文章。最初的命题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望子成龙”之“望”的展开》，半年之后改为《漫谈“望子成龙”之“望”——“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家庭教育中的运用》。

　　1988年6月10日21点45分，赵忠祥在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中播送了《夏斐事件的反思》，对我震动很大。偏巧，辽宁电视台6月11日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中又播出了小品《逼子成龙》。这两个节目中的事件和观点，对我的“望子成龙”之“望”的正面研究发出了警示，使我认识到“望子成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

　　从亲妈打死亲儿子的“夏斐事件”开始，由“望子成龙”心切而引发的极端事件屡屡见于传媒，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望子成龙”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中国人普遍“望子成龙”是大错而特错了。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望子成龙”乃是一种伟大的愿望或期望，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之一，因此，在中国才会世代相袭，人同此心，心同此“望”。当然，这里面也确有个会不会“望”的问题：有的人，所望不切实际，最终成为“奢望”；也有的人，有“望”而无科学之 “行”，不仅终成“空望”，甚至引出许多祸端。无数事实证明，“望子成龙”之“望”乃是一门大学问。

　　经过这样辩证思考之后，我进而想到应该写一本书，书名就叫《说“望”》，副题叫“‘望子成龙’成败谈”。这期间，我正供职在市委宣传部门，于是就结合工作着手搜集材料，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可是，不久就由于工作太忙，被迫搁置下来。

　　1999年，我从市委调到市政协工作，《说“望”》的事儿又被自己提上日程。经过多年的思考，我已经逐步将研究重点集中到对“望子成龙”基本视点的追寻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望子成龙”究竟应该向哪儿“望”、“望”什么和怎么“望”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渐渐被集中为“关于如何当好父母的学问”，又进而被浓缩为“父母之道”这个命题。到这时，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的成就感，就像自己“发现新大陆”一样，我坚信我是抓住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我一定要把这个理论“立”起来。

　　自从聚焦“父母之道”以后，我的研究工作计划性明显增强,搜集资料也更加全面系统。为了听取社会反响，也为了“一举”而能“两得”，经与《朝阳广播电视报》领导商量，从1999年7月21日起，在该报的“家长学校”专版，开设了“学习秘书”专栏，我以家长的“学习秘书”名义，每周提供一篇千字文稿，连续介绍家教知识，一直坚持到2002年底，共三年半时间。到这时，《父母之道》的搜集材料工作已基本结束，成书的理论构架也基本形成。所以，从2003年元旦开始，便在该报连载《父母之道》理论纲要。这期间，我有意识地增加了社会活动量。2000年，应双塔区光明小学的聘请，担任了该校家长学校的校长， 后来又当了民办“英德学校”的顾问 。我第一次公开宣讲这个课题，是在2000年10月13日的光明小学“家长学校”开学典礼上，《朝阳广播电视报》关于这次活动的报道《小学校·大校长》一文，正式向社会披露了“父母之道”这个学术命题。之后，朝阳电视台为了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也为满足观众的需要，不仅发表了对我的专访，还开了一段时间《漫谈“父母之道”》的专题讲座。以上这些，都是社会给我的机会和方便，我从内心里十分感激。

　　《父母之道》的理论构架，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道、经、术”的三重结构搭建的，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我将其全部精要浓缩为102个字，分五个层次加以表述，即“父母之道一二三四五”：

　　一个神圣使命：优生优育，拉扯孩子长大成人。

　　两项基本责任：养、教。

　　三条取向原则：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四种主要方法：示、传、戒、勉。

　　五方面引导任务：引导孩子学会做人、引导孩子学会生存、引导孩子学会健体、引导孩子学会健心、引导孩子学会学习。

　　这102个字，既是“父母之道”的理论精要，也是“望子成龙”的基本视点。

　　我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一直处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与支持之中，尤其在书的编辑出版阶段，大家对我更是关怀备至。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海荣同志，认真审读全部书稿后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同时充分肯定“这本书，既有基本理论，也有操作方法，无论什么文化程度的父母，都能从中受到启发。”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和省妇联主席史桂茹两位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全国妇联儿童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焦利，省委副秘书长高东晓和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余献朝等领导同志，也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鼓励与关怀。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省委副书记王万斌同志看过书稿后，在一个批件中写道：“王秉德同志多年关注和研究家庭教育并作专著，这种关心社会、关心下一代的精神值得赞扬和学习。”我认为，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有力鞭策，也是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巨大鼓舞。

　　现在我已经退休，正式进入老年人行列。如果说应该“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的话，那么，我的“为”和“乐”就是：在“寻找望子成龙基本视点，破解未成年人教育难题”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投身到建设和谐社会最具基础性的工作中去。(王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