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在中学时代就给未来的父亲和母亲以教育学的知识。教育学应当成为 对一切人都有用的学科，下面的话也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好像是夸大其词：我认为， 没有研究 过教育学基本知识的青年公民不应当有成立家庭的权利。”
这是对家庭教育多么深刻而又精辟的认识！有这样的认识，那时苏维埃领导人在子女教育 上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很多人都曾听说过这样的传闻，那就是苏联
政府曾大力奖励那些多生孩子的母亲，授予 她们以勋章，因为他们人口少。后来我翻看资料时才知确有此事，只不过不仅仅是为了多生 孩子，而更是为了做个好母亲。苏联曾设置了“母亲英雄”、“母亲光荣”、“母亲奖章” 等多 种荣誉性的称号，并且凡得到这些称号的母亲都能获得某种优待如优先分配住房等，到1983 年，这种奖章已发出14000枚。如果多生了几个就能得到一枚，那么几十年时间只不过多生 了这几万名孩子，效果也未必太寒碜了一些。作为一项坚持了几十年的长期政策，显然不是 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在整个社会倡导一种良好的母亲意识！
东欧国家也是如此 那么是否仅仅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如此呢？回答仍是否定的，东欧的社会主义国 家都是如此。 在一本我国翻译出版、由捷克学者编写的给女性青年的读物中，他们的学者是这样批评那些 摒弃母职的女性：
我们当今世界，极其缺乏的是我们称之为女人或者说是母亲的天性。母亲的作用在现代妇 女的眼中急剧下降。
“我们当今世界，极其缺乏的是我们称之为女人或者说是母亲的天性。今天 的姑娘不把做母亲当成自己的基本使命，而有时甚至不想当母亲。对这种姑娘来说(由于她 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终日忙忙碌碌)，教育孩子的事，她已力不从心了。解放运动的消极 后果之一是，母亲的作用在现代妇女的眼中急剧下降。……那些对自己的生理使命持反对态 度，竭尽全力要和男人并驾齐驱的女子，未必会感到自己一度有过真正的幸福。几乎所有主 张男女平等的人都不能如愿以偿。” 就在这本书里，我们国家司空见惯的“家庭妇男”问题，他们却无限上纲，认为这不是一 般小事。比如洗餐具，他们竟明确认为应该是妻子做的：“女人天生有一种巨大的耐心 。除此之外，洗餐具这种琐事，虽然单调，看来又很简单，但它却要求女人的手所具有的那 种对物体脆弱性的细致感和特殊敏感。”而“一个男人如果围着女人围裙站在洗衣机旁和马 马虎虎地洗着脏茶杯和脏碟子，他的心情很快变坏，因为他有一种自我压抑感”。 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听来决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这已经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了，甚至已 经是在反对男女平等了。这样的言论如果在中国出现，虽不说一定会全民共诛之，那也一定 会戴上一顶高帽子遭到彻底地批判！可这种观念却似乎是整个东欧的主导观念，中国女性缺 乏母性乃至男性缺乏父性当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
中国传统似乎也极重视母教 既然不是制度，那么便是传统了，于是我又把眼光投向1949年以前。可是我在阅读建国前受 教育的人士在海外写的文章，或者建国前学者们写的文章 ，发现我们民族似乎又是一个非常 重视母亲与母教的民族。 例如旅美华人谢诗豪这样写道：“我深深地体会到：
伟大的母教和母爱攸关人生、社会和国 家民族前途命运。
伟大的母教和母爱攸关人生、社会和国家民族的 前途命运。 先母在世时，每天学习读书。
接受母亲的影响，我也每天发奋攻读。伟大 母爱是爱河之源，但依经济学术语，家庭是微观Micro，而中华民族才是宏观Macro，包 括全世界的中国人。” 再如建国前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就这样认为：“尝观今日之妇女，受高等教育者固多，然 徒知求知识之高深，崇尚趋时，冀能活动于社会，而忽于治家教子之道，欲求一永萦回于 余脑海如吾母者，殊不多见，不知母德母教之影响于子女本身，及人类之将来者甚大，吾人 实未容忽视。”
当我再把眼光放到更远的辛亥革命之前，竟然发现那个时候我们的先哲对母教的意义就已阐述得极其透彻。 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开宗明义：“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 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为此他为女学大声呐喊：“故治天下之大本二 ：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 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是故女学最盛者 ，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 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 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郑观应说得更加详细：“襁褓之婴、孩提之童，亲母之日多，亲父之日少，亲母之性多，亲父之性少。由六七岁有知识，以迄十二三岁，天性未漓，私欲未开，母教之如种花莳果，灌 溉栽培，先养其根本。教子女亦然，凡衣服、饮食、嬉戏、步趋、皆母得而引导焉、指授焉 、勉励焉、节制焉。……使母之教而善，则其成立也易；母之教而不善，则其成立也难。孟 母三迁厥居，以训其子，孟子遂成大贤。欧阳文忠公为一代文章大家，始其母以画荻教之。 求之古人是其明证。”
更为难得与可喜的是，那个时候不仅有一大批有识之士振臂高呼，而且更有一大批笃行之士躬身实践。 自1898年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在上海创学始，到辛亥革命前夕，办女学 成为一种最高尚的事业，不少仁人志士毁家兴学，乃至以身殉学。这一时期仅上海除经正女 学外，还有吴怀疚创办的务本女塾，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等，至于全国就更多了！
“五四”也许是中国母教的一个转折点
既然维新时期女学就已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后却消逝得如此干净彻底呢？
当我 回过头来再次细究中国近代史时，发现这一切似乎又是“五四”这场反传统运动使然。 最能代表“五四”这一时期女性叛逆形象的便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而娜拉是理直气壮 拒绝做母亲的，当她的丈夫提醒她做母亲的责任时，她的回答是：“这种话，我如今都不信 了。我相信第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是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 于是她撇下孩子离家出走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新势力面前，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女学基础 便纷纷土崩瓦解了，做母亲的教育更是被斥之为封建主义的“贤妻良母”教育而被全面禁毁 。 因此，当许广平在生下海婴闹了许多笑话后才这样写道：“本来做女学生如果教授育儿法， 在‘五四’之后的女青年是认为不大适合的。就算听过些儿童心理学，那是预备做教师用的 ，和养孩子不生关系，因之我急时抱佛脚来看育儿法也来不及了。所以我想，
一件事，就是从前高 呼‘妇女解放’的女性战士们和一般妇女界的知识分子们，等到自身做了某某太太、某某夫 人以后……忘却了本来的任务，抛弃了妇女大众，竟毫无羞耻的提倡甚么‘新贤妻良母主 义’来了。” 许广平还算好的，一位作者写了同她相同的感受：“在十数年前，女子所学之功课，大抵与 男子所学者不同，如家政、烹饪、缝纫、女子修身，皆为女子之必修课。惟于今日男女同学 之环境下，女子所学者，无一不与男子所习者同。于是凡女子所应具之知识，转致一无所知 。”招来的却是一阵狗血喷头的臭骂，批评者说你让女子的必修课目是家政、烹饪、缝纫等 ，而男子的必修课呢，则是政治、哲学、
经济等支配的学问，你这种意图显然是想把妇女退 回到封建生活圈里的最恶的企图等等…
在那种撒谎欺骗的环境里，家庭生活全部沾染了毒气。孩子们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罪恶的细菌 。
其实《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固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该剧中关于母亲素质对孩子 的巨大影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才是，遗憾的是，我们却把它看成是骗子式的花言巧语， 如海尔茂在还不知道娜拉偷偷干了借债这事前是这样认识这件事的：
海尔茂：你想，一个人干了那种亏心事就不能不成天撒谎、做假、欺骗。那种人就是当着他们最亲近的人——当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不能不戴上一副假面具。娜拉，最可怕的是这 种人在自己儿女身上发生的坏影响。 娜拉：为什么？
你只说母亲？ 海尔茂：当然父亲的影响也一样，不过一般说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这一点凡是做律师的都 知道……
如此精辟的见解不是出自一个教育家而是出自一个剧作家，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西方社 会对母亲教育认识的深刻。可是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对母亲教育的认识如同爱因斯坦已经发 现的相对论一样，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明了。 当然，中国的娜拉们之所以能够离家出走，并且能够一直坚持不再回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 因还在于我们对苏联的想像，以为苏联已经让妇女都从生育中家庭中解放出来了。正是这种 美丽而错误的想像支撑了这些娜拉们。 对此，潘光旦等不断地呼吁以正视听：“对于苏俄的儿童教育，大家也都在那里
不断的称赞 ，但称赞的人未必都知道苏俄的底细，在苏俄，关于儿童教养所贴的标语、所喊的口号里， 我们知道，就有这一类的话：
牛奶是牛吃的，人奶才是人吃的。 天下没有一件东西敌得过母亲的爱。
“‘牛奶是牛吃的，人奶才是人吃的。’ “‘天下没有一件东西敌得过母亲的爱。’列宁夫人就是喊这一类口号喊得最响的一个人。 苏俄的托儿所，所谓cre che，也和我们所想像的不同，这些托儿所是由女工人在工厂旁边 临时设立的，在白天，女工人得按了时间，停了工作，跑出来喂奶，喂自己的奶，到了晚上 ，还得把自己的孩子抱回家去。” 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一切！娜拉的示范以及对苏联妇女解放的错误想像让中国现代的女性 完全抛弃了母职。
导论:中国母教的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