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家庭教育做基础的学校教育，是另一种形式的“育婴堂”──家庭教育不仅是基础，而且是主导──学校教育的几大弊端：强盗教育、乌龟教育、机器教育、失败教育──学校对那些象鱼一样生了孩子就放弃不管的母亲才是必要的──教育的起点不是小学，不是幼儿园，而是家庭！

　　由于把母亲同老师的重要性颠倒了，因此自然也就把家庭同学校的重要性颠倒了。

　　纵观人类教育史，最早形成的便是家庭教育；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得益于家庭的传承。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昌盛，当最有条件的家庭在知识传授方面也感到免为其难，从而去寻找一种让新生一代在较短时期内有效地去掌握这些知识时，学校便萌芽、产生了。并不是先有了学校才有了家庭教育，而是在家庭教育已经显得不够时，才发展了专门传授知识、技能的学校，而即使是这个时候，学校除了传授一些知识外，并不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

　　遗憾的是，随着学校的发展，人们便将教育的大权拱手让给了学校，以为它可以代替家庭教育，就象随着社会的分工，人们将耕种的权力让给农民一样。殊不知没有家庭教育做基础的学校教育，事实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育婴堂”，而所谓的“育婴堂”，就是没有家庭而把孩子交给一个机构，让一个机构来负责孩子的成长，这种方式不是已经被证明彻底失败了吗？但是我们人类的现实却正是如此，对于这一点不仅普通的母亲们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对于教育界、教育家来说，也不见得说有多少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

　　例如，我们在所能见到的几乎所有教育论文中，都说教育孩子是家庭、学校、社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是如何划分的呢？几乎千篇一律是“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导，社会教育是补充”，几乎众口一辞地强调学校教育的“决定性作用”，在教育体制改革中，似乎根本没有家庭教育的地位，在教育学中，没有一本教科书把家庭教育单独列为一章……

　　其实，家庭教育不仅是基础，而且是主导，其他都是辅助，都是补充。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它的精髓之处，学校教育似乎永远也替代不了。由于家庭教育具有的这些独特的功能，自古以来，它常常极好地代替了学校教育，不仅医、农、百工和绝大部分贫寒之家如此，而且不少簪缨世家书香门弟也是如此，不仅单项或专艺，父子相传，兄弟共进，从而“世传家业”或“家学”，而且经史诗文、科学艺术也可全面授受，这在世界历史上不胜枚举，穆勒、莫扎特、傅聪等几乎直接由家庭教育将他们送进杰出人物行列里的。家庭教育曾在没有学校的历史里为人类贡献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推动者，即使是在学校教育昌盛的最近几百年里，那些有大成就的天才也莫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才最终奠定他们成功基础的，相反那种单靠学校这类“育婴堂”式机构教育出来的从未见过一人。学校教育固然将很多平庸的人变成了有所贡献的人，但同时却也将更多的有杰出才能者变成了平庸者！家庭是一种最高级别的教育单位，每一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最高学府，而学校，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也不过是一个极普通家庭的蹩脚模仿！

　　因此，家庭同现在人们对学校的认识应该完全颠倒过来，学校仅仅是作为辅助家庭教育孩子而成立的一种社会机构，正如学前的各类兴趣班如绘画班、舞蹈班的功能一样，教育孩子的权力不是在学校手里，而是在家庭手里，在母亲手里，正是人类颠倒了这一问题实质，我们的学校教育才如此难以让人满意！

　　把教育大权拱手让给学校的结果，首先造就的便是强盗教育。

　　由于学校并不是从孩子出生就开始教育的，而出在在出生后孩子已经掌握了人生绝大部分技能后才开始的，这时每一个学生都带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集中到学校的操场上、教室里，而学校根本就不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去怎样适应每一个独特的学生，而只能让学生来适应这种制度，而只能以教育制度的“不变”来应付各个不同学生的“万变”，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以教育制度为中心，让孩子在口令里走着正步，而教育的目的便是塑造学生，将学生的砖胚送进窑炉，烧出一块块相同的砖瓦来，这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洛克鲁斯蒂斯来：

　　这位强盗开了一个旅馆，他按一个奇怪的协议向住宿的旅客提供简单的服务：他们要么免费睡在他的两张多余的床中的任一张上，要么按规定价格付高昂食宿费。当酒足饭饱的旅客被引到免费享用的卧室里，那里安放着两张床，其中一张很长，而另一张很短，强盗这时提出，旅客必须完全合适地睡在任一张床上，要是睡在过短的床上，就要砍掉长出的双腿；而睡在过长的床上，就要被拉伸得同床一样长，直到这时旅客才发现上当了，最后不得不付出昂贵的费用。

　　相比较人类的教育来说，普洛克鲁斯蒂斯还算仁慈的，因为他毕竟是一种敲诈，而不是一种残害，而我们的教育则是后一种了！其实，教育的实质应该是帮助孩子发展，即你有什么样的才能，需要什么样的养料，教育便给你提供什么。你是乔木则长成最好的乔木，你是小草则长成最好的小草，总之是让你做一个最好的你，而这一点除了母亲能把握外，学校是不可能做到的。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小学一二年级时因为一次积极发言受挫而给我带来的性格影响。那是一次语文课，课文中的儿童诗中有一句：“解放军的领章分外红”，老师提问“分外”是什么意思，我立即举手，然后回答道：“‘分外红’就是里里外外都红，不是一面红”，我当时可能把“分外”理解成“里外”了，也可能因为看见过真实的领章想告诉大家领章的另一面也是红的，总之我是理直气壮毫不含糊！正在我洋洋得意等待老师的表扬时，没想到却遭来老师的一顿责骂：“亏你想得出来，分外就是里里外外……”惹得那些本来要一块挨骂的同学这时一个个放声大笑，我红着脸低着头就象那时被批斗的地主一样。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一次主动上课发言了。不少文章说中国学生上课不爱发言，我以为都是受过这种挫折之后才变得不敢发言的。而这无疑还是最轻的！

　　把教育大权拱手让给学校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乌龟教育。

　　日本教育家木村久一曾力劝母亲们不要过分信赖学校，他说你只要到小学或中学去看一堂课，或者回忆一下自己上学时的情景就会发现，那些会的学生老师一指点很快就懂了，可是有些孩子就是对他讲几遍还是不懂。这一课时，大部分时间花在不懂的学生身上，换句话说，老师上课是以成绩中等甚至末等的孩子为标准来进行的。因此，会的学生不可避免地感到无聊，于是就说话、向后看、递纸条、做小动作……，老师为了维持秩序，便一会儿叫他们不要说话，一会儿让他们罚站，一堂课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种无所作为里度过的。这样进行十几年，等到学生变得安详服贴，不再受叱责不再挨骂的时候，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能力也就枯萎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教育已经把他们培养塑造成庸人了！

　　木村久一将学校的这种教育比喻成将兔子逼着同乌龟赛跑，他气愤地指责道：“试问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时候，能有几只兔子不睡午觉呢？是睡午觉的兔子不好呢！还是让兔子和乌龟赛跑的制度不好呢？”

　　学生的智力状况一般都呈正态分布，既然是以较差的参照，较好的便被牺牲了，而那些最出色的优秀学生、天才学生便更是毫不留情地牺牲了！

　　把教育大权拱手让给学校的第三个后果是机器教育。

　　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教是为了不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教才应该是最好的教，也就是说老师的创造才是最好的教学，教学相长是一切成功教育的特征。当寿镜吾老先生出了“独角兽”这个上联时，他未必就有一个好下联，面对“一头蛇”、“三脚蟾”、“九头鸟”等，他独对鲁迅的“比目鱼”连连点头，说“独”不是数字，但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但有双的意思。学源于思，学生们通过这种应答，学习到老师是如何思考的，只有老师思考了，学生才能学会这种思考，但是现在学生如何能看到老师的思考呢，如何能看到老师把课堂当成他自己的学习呢？在过去塾师教学生作文，总是自己先做，因此有不少学生为老师改修的佳话，但现在能看到几个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语文老师还在写作呢？上海1997年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教师的科技素养竟然不如学生。在调查的中小学8000余名师生中，中学教师输给了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其测试成绩比学生低5%。而小学教师的科技素养更是令人震惊，不少人竟对当代科技前沿的发展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样的老师水平怎么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呢？老师在学生面前就象是一台教学机器在学生面前一样，他告诉你的只是答案，而不是思考。

　　老师如此，学生自然更是如此。伊藤隆二曾这样说道：“所谓的‘很有才能’的孩子，‘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指的就是能够很好地、迅速地答对老师事先准备好的答案的孩子。这算不上学问，岂不是‘学答’吗？学问的出发点在于问，也就是在于怀疑。然而，现在的学校里，教师们就是让孩子们硬是记住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答案而已。”这其实已经成了电视节目里的猜谜比赛了，而“这种‘猜谜比赛’现在正以‘教育’的名义强制推行着。”

　　随着我这些年同小学生家长接触的增多，对学校中的这种“机器教育”体会更深。比如小学一、二年级的识字教育本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没有什么新奇可言。但就是这识字教育，现在的学校却新把戏不断。考题中不仅要细数出一个汉字的划数，而且还要回答第几划是什么，如果偶尔为之也可理解，遗憾的是到了“ 村村寨寨 ”的地步。不少学生因为数错了而被罚一个字抄五百个，一千个，甚至一本本子。不仅汉字如此，报纸上曾披露某学校的英语考题竟也是要学生说出26个英文字母有几笔几划！分管文教工作的李岚清同志曾专门请教英语教授，回答是从来没听说过英文字母还有什么笔划，但是老师就是要学生回答，然后再按他的标准来给学生划出高低分，排出名次。

　　把教育大权拱手让给学校的第四个后果是失败教育。

　　由于学校以同样的规格强求每一位才能、性格各异的孩子，其结果必然是培养失败者。千千万万的孩子在教育的独木桥上拥挤，没有挤过去的便掉进社会的河里，挤过去的又要接受更窄更长的独木桥的检验，这样经过一层层的淘汰，最后必然只剩下极少数胆颤心惊的胜利者，而进入社会的大部分则是失败者，于是这大部分人都带着失败者的心态，或垂头丧气，或牢骚满腹，去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这样又如何能够适应社会，把握人生，创造未来呢！

　　这种扼杀孩子创造力的教育，我们在翻看那些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的传记时，竟不约而同地发现他们竟相成为这种制度追杀而不是追求的对象，所幸的仅仅是他们逃过了这种灾难。

　　19世纪俄国化学家布特列洛夫在中学读书时非常喜欢化学，除了上课时在实验室做实验，还经常在宿舍里做。一次实验发生爆炸，他被关进了禁闭室。连着三天，他都被罚在吃饭时站在食堂的角落里示众，脖子上还挂一块写着“大化学家”的黑板。当他33岁推出富有创见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理论而被人们赞誉为“伟大的化学家”时，他别有一番滋味的回答道“这个称号在20年前是对我的惩罚，现在却实现了。”

　　英国作家司各特成功之后曾应邀访问童年的母校，他到校后提出的一点希望是能看一看成绩最差的那位学生，当一个被找来的孩子面红耳赤地在他面前低下头时，司各特却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说：“你是学校中最差的孩子吗？不过，你是一个好孩子，你现在是在忠实地替我守着我从前的位置。”说完，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枚金币送给了他……。在这种场合能做出这种事说是这种话，可想学校给他的伤害是何等沉重了！所以许多有成就的人都曾这样或那样地寄托着他们的教育思想，甚至干脆就办起学校，如邓肯等便是如此。

　　事实上，这种学校教育下的学生等不到走上社会，它的一些受害者就开始“武装”起来进行对抗了，那些由这种教育制度一手制造出来的“害群之马”，利用他们的便利条件争夺自己的同盟者，所以，很多小时候在家很好的孩子，由于家庭教育放松了警惕，一些孩子在学校交上了坏伴后沦为罪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些三进宫四进宫的孩子，进劳教学校受到的坏影响远大于好影响，以致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所在改造犯人方面有着真正成功的学校。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许多重视家庭教育的父母都竭力避免学校教育中的这种消极影响。卡尔·威特的父亲说：“好孩子的好习惯如果能传给坏孩子，这当然是很好的事。但遗憾的是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有，只有坏孩子的坏习惯才能非常快地传给好孩子。这是因为学习好习惯是需要努力和自我控制，而坏习惯却无须任何努力即可沾染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学校正是孩子的恶习集中的场所，是非常危险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则要求他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一道墙”以避免受到同学的坏影响，而一些好走极端的父母则更是将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等孩子长大能分清是非后直接送入大学。

　　所以，木村久一认为学校这种地方，对那些象鱼一样生了孩子就放弃不管的母亲是非常必要的，对那些功课不好的学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那些想很好地教育孩子，提高对高水平英才的培养层次，学校是很难被单单指望上的。

　　所以，在巴甫雷什中学，苏霍姆林斯基创造性地创办了“家长学校”，孩子的家长从孩子入学两三年以前就要报名参加“家长学校”的学习，在那里听课，直到他们的孩子中学毕业为止。孩子十年的中小学学生生涯，家长则要在“家长学校”里连续学习十二、三年。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的工作比过去也比其他的学校容易做多了，学校里不存在违犯纪律、不想学习这一类困难，也不要象过去那样使用处罚形式。苏氏深有感触地说：“生活向学校所提出的任务是如此复杂，以致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家庭的高度的教育学素养，那么不管教师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满的效果。”

　　所以，在很多国家，很多幼儿园也多采取母亲先入园受教育的方法，否则孩子出生后不准予入园，因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家庭教育做保证，学校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要想教育取得真正的成功，那么必须从家庭着手，教育的起点不是小学，不是幼儿园，而是家庭！无论学校多么出色，也不能替代家庭！学校的存在不能减轻家庭的教育责任，相反，家庭通过正确地发挥它的主体性，才会提高学校存在的价值。学校替代家庭，无视家庭的存在，终究将会丧失学校本身的主体性。因此，无论家庭、无论学校，都必须在各自的主题性与独特性方面发挥其教育作用。

　　因此，如果一定要把孩子不确切地比喻成病人，那么学校仅仅不过是个门诊，他尽管也能根据症状打针、配药，但是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很难清楚地了解病的起因、发展和严重程度，因此误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愈是疑难杂症它的误诊率愈高，因为他每天面对的都是“常见病患者”。所以，愈是有才华的特立独行的学生愈是被误诊为绝症，象爱因斯坦、爱迪生、邓肯等等都是被学校误诊为绝症的例子，而家庭则是孩子的随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