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群体中的长子现象──长子现象的形成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不同于其他孩子──长子现象的更关键处在于这种环境中父母对他远较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父母教长子与长子教其他孩子的效果相同吗──仅有关注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确的关注，而这正是教育──列宁是如何承认打碎花瓶的──让所有的母亲都成为教育家。

　　可能有些读者在读了上面的傅雷家教个案分析后仍不满意，认为只是回答了“傅聪为

什么是搞音乐的料子”，而没有回答在分析一开头就提出的“傅敏为什么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用一句简单的“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并不能让人满意。即使这样的解释正确，人们仍有理由再问一句：为什么傅敏的音乐天赋连傅雷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都忽视了呢？一些人甚至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分析傅聪的被重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把傅敏真的被忽视的原因找出来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的确如此，我在读傅雷一家的传记时，曾专门花时间关注傅敏的成长过程，关注的结果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仍是如此：傅敏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既有傅家的特殊性的一面，如傅聪音乐才华的早现并由此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等；也有人类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长子成才现象。对于傅敏的被忽视，更多的还不是其家庭的特殊性，而是人类的普遍性即长子成才现象所导致的。因此要了解傅敏的如何被忽视，就一定要了解人类人才发展史上的长子现象。

　　在人类的人才发展史上，长子现象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为什么长子容易成才呢？在历史上固然有长子继承父亲爵位从而让长子在人才群体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的不公平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将爵位由长子承袭不也正是因为长子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的社会承认吗，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但是从现代人才学的研究来看，除去承袭的因素外，长子成才率较高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那么，长子为什么容易成才呢？或者换句话说，又是什么导致长子成才呢？我以为导致长子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同其他孩子的不同。

　　人们常把“洞房花烛夜”同“金榜题名时”等看成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其实这不单单是指那一夜那一时，而是指那样一个时期，而是指那样一个同以前有着质的区别的一个时期。在“洞房花烛”之后，青年人第一次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而独立作主。由于父母还不老迈，所以不需要顾老；由于孩子还没出生，所以也不需要顾子。这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兴趣最广泛，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而长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各方面状态都极好的状态下出生的。长子出生后，父母要么仍沉湎于自己的快乐而顾不上孩子，要么因为喜欢孩子却又不懂孩子方法而疏于管教。总之，长子多是在极自由的环境里长至第二个孩子出生。

　　但是在此之后的孩子就不同了，新婚新鲜感的消失，生活压力上的增大，事业发展中的挫折等接踵而来。面对以后的孩子，父母大多再也没有了面对长子那样的喜悦心情。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变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今而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由于长子是在极自由的环境里成长的，到了四、五岁，长子已经养成了调皮的性格。父母这时才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必要，于是矫枉过正，一反过去的放任而变得极其严历。其实这时无论父母态度如何对于长子都意义不大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养成，已经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程度了。不过这种严厉对长子尽管意义不大，但对性格正在形成中的其他年龄尚小的孩子影响却极其巨大。因此父母的这种做法常常是正打歪着，本想让长子规矩一些，结果却让其他的孩子变得胆小，越是对长子严厉，其他孩子的胆子变得越小，那些孩子性格反差巨大的多由这种原因造成的。傅聪与傅敏的不同性格也是如此形成的。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谈到傅聪的性格特点时，不少人都认为是傅雷性格遗传的结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以为正确的解释是他们父子俩幼时环境相似的缘故。傅雷幼时极调皮，小学、初中曾两度被学校开除，究其原因在于傅雷四岁时，一年之内一家四口即父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离世，原本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只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对傅雷的宝爱由此可想而知。傅聪儿时的环境甚似其父，一来在傅聪之前傅雷夫妇曾有一子夭折，二来在傅聪出生前半年傅雷母亲去世，这样当傅聪来到人世时，傅雷夫妇的高兴之情可以想见。傅聪的调皮同其父一样正是儿时宠爱的结果。如果对孩子的严格要求是一贯的，那么孩子绝不会成为一个调皮的孩子。所有那些调皮的孩子都是儿时没有受到父母严格要求的结果，至于后来父母的严格正是儿时父母宠爱的一种结果与标志。

　　这样看来，长子同其他孩子幼时的成长环境的确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就能造成孩子成才方面这么大的差别吗？其实幼时成长环境的不同并不是成才率不同的最大原因，长子成才的更关键因素在于这种环境里父母对他远较其他孩子为多的关注！

　　只要有过生育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对长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它孩子，因为长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第一次，都要父母认真对待，轮到老二、老三、老四等时，他们身上的问题就不可能再有此待遇了。除非是极特殊的问题。这就象母亲的第一次怀孕生产与第二次怀孕生产，其过程虽完全一样，但性质却是不同的。前者为初产妇，后者为经产妇，连医院、医生对等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

　　由于父母对长子的关注比较细致，一些有教育兴趣的父母常常自己亲自尝试教育，慢慢地教育效果出来了，这样更加刺激这些父母坚持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让父母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家庭教育训练，他们采取的都是耗时耗力的试错教育，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一个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理性地分析出它的原因，而只凭直觉采取措施，一个一个地试。即使父母对后来的孩子兴趣不减，大多也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让长子代替自己去教。正如穿衣服一样，老大穿新的，老二穿补的，老三穿破的。这样的例子在家教史上非常容易看到。

　　例如，作为长子的穆勒就在自传中这样写到：“他(父亲)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我，他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力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有”。

　　但对于其他孩子，老穆勒就不再可能仍然这样做了。小穆勒就自然代替了父亲的一部分工作：“八岁那年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姊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由于要我对她们的功课同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但是，我从这种训练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使我懂得更加彻底，记得更加牢固”

　　辅导弟妹对自己有好处，对弟妹们又如何呢？“我可断言，把这种方法作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父亲教长子，与长子再教其它弟妹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再如另一位经历相同的长子维纳对此的感受更深。

　　老维纳不仅精心培育出了长子维纳，而且还培育出了维纳下面的两个妹妹。可在面对最小一个儿子时，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精疲力尽，因为老维纳32岁生长子维纳，43岁才生幼子，这就是说到他年过半百时幼子的教育任务仍极繁重，而在此之前他已在前三个孩子身上花了大量时间；另一方面也许是对教育好幼子充满自信，因为他已培养了三个成功的孩子。总之他把教育这个任务较多地交给了比幼子年长11岁的长子身上，老维纳仅仅进行监督：“我父母对待我的一些伙伴，无论是男孩或是女孩，无论是男人或女人，一律以他们赞许或不赞许弗里茨(弟弟)，而不是以其他任何的标准，来作为判别他们的好坏的客观依据的。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但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叫别的年轻人把一个总是有个幼小的弟弟蹒跚地跟在身后边的人当作朋友，这种要求太过份了。”

　　尽管老维纳在幼子成长方面费了不少心思，但效果正如穆勒所说是不好的。对于小维纳兄弟来说，岂止是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了。“我对我16岁那年父母给我派的工作非常不满——给弟弟当辅导和保姆，每天早上要在一整天的工作开始前送他上学。他们期望我把弟弟当作伴侣，而对一个粗鲁的年轻人来说，要把比他年轻11岁的小孩当作伴侣是不常见的。这段年龄上的差距是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当我16岁的时候，他才5岁，而当我25岁的时候，他还只有14岁。”“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假如不是原谅)，我为什么时常严厉地(如果不是残酷地)对待我弟弟。对那些没有其他武器的人来讲，冷讽热嘲就是他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我是毫不吝惜地使用的。”

　　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关注，竟对孩子成才率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这也许是我们很多父母所没有想到的。其实不仅仅是长子现象，在人才成长的家教过程中，行序现象、幼子现象、独子现象、寡母现象等等都是这种父母对不同孩子不同关注的结果。由于关心的程度不同，孩子成才效果竟如此不同，父母的责任真不可谓不大矣！

　　父母不同的关注造成孩子成长率的不同，那么是否仅仅关注就够了呢？仍然不是，关注当然比不关注要好的得多，但仅有关注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来关注，而这种正确的关注就是教育了。同样是关注，正确与不正确所造成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尼赫鲁家族的兴衰中看得很清楚。

　　尼赫鲁家族是近代印度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里，这个家族先后出现了五位国大党主席，其中三位担任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帝拉尔·尼赫鲁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站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12年从英国学成一回国就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无论是作为一个贵族家庭中的儿子，还是作为一个把监狱当成“另一个家”的革命者，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印度建国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第一任总理带领印度人民向现代化国家迈出了第一步。更让人称奇的是，从小就颠沛流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步家族后尘，竟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一家三代为了印度的前途浴血奋战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正象很多历史故事那样，到了第四代桑贾伊·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这种家族辉煌却成强弩之末。是英迪拉·甘地对两个儿子不关注吗？否！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孩子的关注绝对超过她父亲对她的关注：“由于政治的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孩子们之需要母亲的爱抚，犹如幼苗之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对一个母亲来说，她应该经常把孩子放在首位。”“不我怎么忙、怎么累、怎么不舒服，我总要抽一些时间和我的儿子一块玩、一块读书。”

　　英迪拉·甘地对母亲的认识极为正确，一些做法也极好，遗憾的是她的关注变成了溺爱。英迪拉·甘地曾竭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结果这种信任却变成了放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导致国大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1980年大选重新获胜后，桑贾伊·甘地更加目中无人，他在看到空中元帅的报告中有他违反安全规定驾驶飞机很可能会造成意外事故时，几个小时后，空军元帅便接到了离职的通知，结果不过一个月时间，他便在进行特技飞行时机毁人亡。接着一直作为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母亲鼓动下投身政治，几年后也遇刺身亡……

　　无论从哪方面说桑贾伊·甘地都要比他母亲幸运得多，桑贾伊生下来就有英迪拉这位总理府的女管家亲自照看，而在英迪拉小时候却要一直照看多病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纪桑贾伊又上了最好的寄宿学校，而英迪拉的童年却是在不断地变动学校中度过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同铸成了它们日后不同的作为呢？

　　因此，仅有关注仍是不可靠的，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不同正在于英迪拉给孩子的仅仅是关注，而尼赫鲁给她的则是教育！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即使是在十年的监狱生涯里也一直关心她的成长，给她写的200多封家书一直是印度儿童最喜欢读的作品，并且还给她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一瞥》，这些珍贵的教育是促使她成长的最好的营养，正是这些极好的教育才奠定了她后来的成就。做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她对孩子的关心可算是极难得的一人了，但这些关心却并不足以让她的孩子也能干出伟大的成绩来，她似乎没有能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生命的教育。

　　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似乎仍是苦难。英迪拉·甘地一家在条件极艰苦的环境里一代胜过一代，相反却在条件绝对优越的环境里失其衣钵。它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取得最好的成长？因为苦难的教育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唯一的教育，如果人类陶醉于这一教育，不仅人类的进步无法加快，而且苦难本身也无法消除。面对这一历史与现状，我们今天必须大力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我们要让环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我们为环境所谴，因此，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提出让所有母亲都成为教育家的口号！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指出：“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只有对法律的精通才能成为法官，只有对教义的透彻理解才能成为传教士，同样只有深刻把握教育规律才能成为家长，而现在绝大多数人却是对教育一无所知却去“教育”孩子，这不正如一个法盲去做法官，一个恶棍去做传教士一样滑稽不堪吗？从现在我们家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对母亲的教育要求越来越迫切。

　　例如，现在市场上类似于“教育秘诀”的书籍甚多，很多母亲也对此极为青睐，但是我们的母亲却没有想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极为特殊的，对别的孩子产生良好效果的做法，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适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这个家庭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那个家庭。马卡连柯说：“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家庭教育的秘诀必须坚决摈弃，”因为“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然成为最坏的方法”。苏霍姆林斯基也指出“无论什么教育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正确，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不起作用，而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有悖情理。”因此，在养育孩子时，我们不能将别人的经验奉为圭臬而只能用经过我们思考过的方式来解决孩子的特殊问题。

　　再如，许多母亲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孩子同别的孩子作比较，而且往往都是同那些比自己好的孩子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大多是怨恨孩子，“你看看人家多自觉，多刻苦，你呢？只知道玩！”这些母亲看到的只是结果，没有看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不同过程！

　　一个母亲怨恨自己的孩子速算能力差，说自己孩子算术一般都考得不错，但学校里的速算比赛却从来选拨不上。因此怨恨孩子而羡慕邻居家的孩子。有时迫于无奈也去请教一下邻居，但激烈的竞争以及对自己做法的怀疑，邻居总是说“没管他，是孩子自己瞎算的”，这种回答让她对自己的孩子更是责怪。很多年后孩子已经上了高中，她才知道邻居为孩子的速算着实花了一份苦心。为了孩子速算，她特意买了一副扑克，每天都和孩子打速算扑克，当她出一张牌时，孩子必须迅速报出答案。开始是加法，后来是减法……，这样的训练，孩子的速算能力如何不会提高！

　　一个母亲一直为自己孩子没有养成阅读习惯着急，她亲戚的一个孩子比自己孩子小三岁，阅读能力比自己孩子还强，每次两人在一起玩时，其母都要大骂“你还好意思玩，脸都不要了！”亲戚说你不要骂孩子，你要帮助他，我每天晚上都同孩子读几十分钟书……，话还没说完，这位母亲的结论又出来了“他们班有许多同学的父母比我们还不管，可孩子照样学得好，我这孩子就是不爱读书，你看，说得就象没说一样！”一句话噎得亲戚半天回不过神来！

　　这些母亲的错误就在于仅仅只看到结果，而没有看到产生这种结果的过程，误认为别的孩子也是同自己孩子一样受教育的，从而一味怨责孩子，而怨责是不可能给孩子带来进步的。你要让孩子提高速算水平，你就要帮助孩子练习，要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就要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乐趣，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路径可寻了。

　　相比较那些优秀母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这些优秀母亲无不具备良好的教育意识与教育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就会分析相应的教育情况并确定任务；选择履行任务的方式方法，制订计划并预估结果；把取得的结果与预期的结果作出比较，然后按照结果的比较分析对活动作出调整，以确定下一个任务。虽然有些母亲可能是无意识做的，但在教育的过程中母亲们却都是有着强烈意识的。

　　可是那些没有这种意识的母亲则大不相同。她们或者不能正确评定情况，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正如那位被咬掉奶头的母亲一样；即使意识到了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也只能凭直觉行事，而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也不清楚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正如夏斐之母一样；如果采取的行动有效果当然高兴，而如果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便会陷入绝望，这时既看不到任何前景，也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结果导致两极，要么信仰“棍子底下出孝子”，要么信仰“树大自然直”。

　　这两种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列宁打破花瓶这件事中看出。列宁打破花瓶其实并不象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即打破了花瓶后立即向姨妈道歉。当时姨妈问：“是谁打破了花瓶”时，列宁也跟着大家一起喊：“不是我！”这时母亲已经猜想到花瓶是8岁的列宁打碎的，一般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揭穿谎话并给以处罚，这样或许有些效果，或许形成更严重的对抗，让孩子以后把谎话说得更不露痕迹，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样做，她表现出很相信的样子，事实上她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小事，她在削苹果时，列宁想吃苹果皮，母亲告诉他吃不得，因为这会得胃病。当母亲有事离开厨房再回来时，她发现列宁不在屋里，正偷偷地在果园一角吃苹果皮，母亲自然狠狠地批评了列宁，列宁也认错并答应以后再也不背着人做任何事了。花瓶打碎后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是她感到了列宁内心的痛苦，这样足足等了三个月，列宁才最后为此事大哭起来，并承认花瓶是他打碎的。

　　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凭直觉行事，那么母亲的行动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带有自发性、随意性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亏一篑的遗憾。

　　因此，具备不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对母亲来说便显得很重要。据国外专家调查，母亲对教育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妨碍在家庭中正确教育孩子的重要原因，因为仅有最低限度的教育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母亲的教育学修养，而当母亲们提高了自己的教育学修养时，她就会根据孩子的问题，将其分成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目标，只有完成了战术上的任务，战役上的任务才能完成，同样，只有在战役上的任务完成后，才能履行战略上的任务。虽然解决这一特定问题并不能解决随后产生的问题，但这对于解决后来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

　　当我们怀抱孩子的时候，母亲们应该意识到她是在同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行动的婴儿打交道，他们的身体正在发育，他们的大脑器官的生理特征尚未最后形成，一个不适当的做法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能力都是在其发育的每个年龄阶段按一定的顺序形成的。孩子是一件精细的艺术品，就象钟表一样，既然要让我们组装，那么我们怎么能不先成为一个制造家呢？孩子又象是一架巨大的航天飞机，既然要我们设计，我们又怎能不先成为一个工程师呢？

　　因此，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母亲应该成为教育家，正如陶行知在陈鹤琴《家庭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而成为教育家之后，“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99%的”。其实不仅眼泪省掉99%，而且孩子能力的浪费也减少了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