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际上根本不是科学家，不是观察者，不是实验者，不是思想家。我在本性上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征服者——你也可以说成冒险者——有着这种人全部好奇、无畏与坚韧的性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三分之一遭受性侵犯的儿童没留下任何症状，仅少数人日后出现严重问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备受主流心理学排挤，相应的心理治疗被指伪科学疗法

　　在很多人的眼中，弗洛伊德俨然是心理学的化身。这位“精神分析之父”喜欢把心理问题归结到幼年的遭遇，认为不堪回首的记忆被压到潜意识，日后跑出来作乱，所以一定要分析出来。

　　然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缺乏科学证据支持，与神经记忆的研究格格不入。事实上，童年遭受过侵犯，大多数人长大后没有心理问题；有心理问题者，非要在潜意识里挖掘小时候的遭遇，反而制造出虚假的“回忆”。

　　在中国，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疗法占据了市场的主流，这种治疗耗时耗钱，却不一定有效。在美国的心理治疗市场中，精神分析已节节败退，尽管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以外的人文学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弗洛伊德心理学被边缘化

　　在社会文化中，弗洛伊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会讲到他的理论，从文学到外交政策都有。例如，搜一下中国的学术论文数据库，就能找到诸如《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鲁迅及其作品》、《精神分析视域下的青少年榜样教育》等大量研究。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精神分析在文学、历史、电影等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中都焕发出勃勃生机，但大学的心理学系却称这个理论“已经萎缩和死亡”。

　　在过去的数十年，人们围绕弗洛伊德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他被人批评为不科学、男性至上主义、骗人等，认为应该唾弃。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心理学博士卡尔·波普尔认为，精神分析是伪科学，依据是它不符合“可证伪性”的要求。在维基百科的“伪科学列表”上，精神分析赫然在列。在市场上，精神分析治疗也让位于其他见效更快、操作更简单、更便宜的疗法，大多数保险公司也拒绝支付长程的精神分析治疗。

　　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爱丽丝·伊格莉称，精神分析不再是主流。它被边缘化的原因是缺乏实证研究基础，而大多数心理学的分支都强调对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检验。

　　与此同时，在神经科学等方面的惊人新发现吸引了学生与教学资源，进一步压缩了精神分析的生存空间。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科特·利林费尔德说：“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活路，除非他们重视严谨的观察实验研究。”

　　弗洛伊德开创心理治疗伪科学

　　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维也纳，弗洛伊德发展了精神分析学说，这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当时，有精神心理疾病者的行为与想法被社会文化视为异端，备受人们的嘲笑和谴责，甚至还遭到残酷迫害。弗洛伊德率先勇敢地去理解这些病态的人，令社会逐渐容忍和接纳他们，精神分析居功至伟。而且，弗洛伊德提出对病人进行长时间的倾听，而不是给他们提建议或要求，这种技术令病人和心理治疗师都获益匪浅，奠定了现代大多数心理治疗的基础。

　　然而，精神与心理上的疾病和问题往往有着大脑神经化学基础，相当于身体的其他部分出了毛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常常将这些问题归结于“儿童时期受了性方面的创伤”。例如，他认为精神分裂症不是大脑有病，而是潜意识里还有未解决的同性恋问题；抑郁症是自恋造成的；孤独症是养育不当所致……这些问题都不需要药物治疗或者行为矫正，只需要“谈话治疗”就行了。发展到后来，美国和中国都有精神分析师声称，即使是最可怕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也可以简单地通过谈话的方式治好。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托德·卡罗尔教授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基于个人领悟，对精神心理疾病的解释与治疗缺乏科学依据。弗洛伊德也许是各种伪科学心理治疗的始作俑者，他的理论不但误导世人，还给人们带来潜在的伤害。

　　伤痛记忆能被“忘记”吗？

　　说到精神分析，就不能不说其核心概念“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思维的一部分，里头储存着被压抑的记忆——某些经历一想起来就很痛苦，所以人就把它们塞进潜意识这个“地下室”。这些被压抑的痛苦记忆会在梦中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神经质或者精神病的行为表现出来。

　　然而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记忆是大脑中参与记忆编码的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对事情的记忆编码可发生在大脑多个部位，它们的神经联系越强，记忆就越牢。

　　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发育完善而且健康，经历创伤的时候神志清醒，那么是不太可能忘记的。研究恰恰证实，经历的事情越是伤痛，记住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创的场景会刺激大脑的海马体以及左下前额叶，容易形成长期记忆。

　　精神分析容易制造虚假记忆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不到的信息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很多大脑活动都没有被自己注意到，而注意到的事情也没有被记住。人的觉察是一个过滤的过程，受个人兴趣与需要的影响——我们感受到的大多数信息都会遭到遗忘。即使一时记住的事情，也必须经过精细的记忆编码才能长久地保存，否则就会随即遗忘。例如，我们做梦梦到的很多内容就是这样忘记的。

　　当一个人受到残暴的侵害时，大脑可能一片空白，甚至神志不清，失去意识，于是无法对事件进行精细的记忆编码。例如，被强奸的受害者无法回忆自己被强奸的过程，她只记得自己是在一条砖头路上被侵犯的。“砖头”、“路”等记忆碎片不断地在她头脑中浮现，但她无法将它们与强奸联系起来。当她被带到案发现场，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难受，尽管她不记得那儿发生过什么。

　　因为受害者压根就没记住事情经过，更不是把痛苦的记忆压到了潜意识里，所以精神分析中用到的催眠、自由联想等方法不大可能帮助受害者正确地回忆，反而容易诱导受害者虚构记忆，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事实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大量女性病人在精神分析师的诱导下“回忆”起男性亲戚或熟人在她们小时候对其实施性侵犯，随后这些“罪犯”被推上法庭被告席。但经过调查发现“性侵犯”子虚乌有，精神分析师们反而成了被告。

　　婴幼儿记忆几乎不可能

　　弗洛伊德还认为，父母对待孩子的养育方式是他们长大后出现的情感和精神问题的根源。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饱受摧残，他们成年后的生活无疑会深受影响。然而，把这种情况无限夸大，认为儿童期的“性体验”都会造成后患，或者说日后的所有问题都是儿童时期的遭遇造成的，就缺乏科学依据了。

　　儿童时期遭受过性虐待或者别的虐待，可以严重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但不是每个受过性侵犯的孩子长大后都会有问题。据美国心理学会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遭受性侵犯的儿童之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任何症状，而大部分有症状的儿童都能够康复，少于五分之一的人在成年后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卡罗尔认为，精神分析治疗是在病人身上寻找很可能不存在的东西，例如“儿童时期被压抑的记忆”，并认为那便是病因，把这些东西带到意识层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些理论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研究发现，记忆是需要有发达的大脑额叶。三岁以下幼儿的大脑额叶未充分发育，因此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在子宫内的胎儿有记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婴儿和幼儿记得被“侵犯”之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的大脑或许能储存一些散碎的记忆，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影响，但并非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说的“潜意识”。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潜意识记忆对抗压抑，源于具体的经历，与我们内心底层的冲突与欲望有关云云。编译 伍君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