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人命运的好坏确实和性别相关：比如是否能拥有财富或皇室的继承权。安妮•博林是个反例，很少有人会像她那样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大概是1533年的春夏交替时节，安妮怀上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骨肉。亨利八世与他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离婚在当时曾轰动一时。安妮与亨利的婚姻仍旧岌岌可危，因为她只有生下男性子嗣才能保住自己的婚姻。由于亨利八世对男性子嗣的极度渴望，他早已为尚未出世的儿子取名为爱德华或亨利。他还筹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比赛、音乐会、格斗和选美)来迎接自己盼望已久的儿子的到来。就连御用占星师、医师和先知都预测尚未出生的孩子会是男性。在此等情形下亨利八世对儿子的到来自信满满。

　　当然，预测是错误的。9月7日(星期日)凌晨3点钟的时候，安妮生下了女儿伊丽莎白。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取消。而早已准备好的出生公告也被迫做了改动，王子改成了公主。安妮的第2个孩子是男孩，但很不幸是个死胎。就在此时，亨利八世把她抛弃了，并将她斩首。(而那些判断错误的占星师和先知都逃过了惩罚。)

　　在那个9月的下午，伊丽莎白被抱出安妮寝宫之前，人们对这个孩子一无所知。在那个时代，我们很难得到胎儿的确切信息。直到近期，我们才能了解胎儿的性别、大小及健康状况。早期(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医生对胎儿是否存在完全是根据孕妇自己的言论作判断的。这就使胎动或孕妇第一次感觉到胎儿在动变为一个信号。塞缪尔•佩皮斯生活于17世纪的伦敦，他孜孜不倦地记录着当时伦敦的生活。在他著名的日记中就有一则记载与此有关。1663年元旦那一天，他写下了有关芭芭拉•帕尔默的事。芭芭拉是凯索美恩夫人，她的另一个身份是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的情妇。“在杰拉德勋爵的晚宴上她感到胎动，并大哭大叫地喊自己要死了。所有的勋爵和男人都欣然离开了，而所有的女人都被叫去帮忙。”转瞬间，凯索美恩夫人由一个情妇摇身一变成了未来王子的母亲；尽管对她来说那不过是胎儿在她体内的微小颤动，但是这一动却足以改变她的身份和地位(还能够让所有男人离场)。

　　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胎动有了其他作用，变成道德上和法律上的一项重要准则。在英、美两国，胎动成为衡量胎儿开始存在的正式标准。法律界权威布莱克斯通是这样描述的：“从法律上来说，生命开始于婴儿在母亲子宫内乱动的那一刹那。”早在19世纪中期，如果在未发生胎动之前堕胎，不会被认为是违法行为。1而这些信息都只能是从我们女人口中得知一二：我们对胎儿的了解是从内部开始的。

在一个上午，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从外部了解胎儿的知识少之又少。那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的天花板呈拱形，阳光透过大窗照射进来，而我正坐在这里翻看着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艺术家对胎儿的想象画作。一幅16世纪的法国画作表现的是：一个微小的物体孤独地迷失在母亲子宫那片汪洋大海里，一条长长的脐带是他和母体唯一的连接。还有一幅源自17世纪的意大利。这幅画描述的是一对双胞胎头朝上，立于母亲子宫里，他们的手环绕在对方的腰上，就好像是要出门散步一样。在一幅源于18世纪的德国素描画中，胎儿被画成了满身肌肉的强人，像是要冲破子宫壁出来一样。而这当中最为奇怪的可能是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德尔作的图表。它似乎是想告诉我们胎儿在进行动物换装表演——从小鱼变为龙虾，再变为小鸡，再变成负鼠，而后突然变为无骨无翅的人类。这些图描绘了海德尔的“重演”理论，他认为胎儿在母亲怀孕的过程中会经历所有人类进化的阶段，而在这9个月中会发生无数的变化。

这些画作像外星人一样怪异，让人感到不安和奇怪。突然，有两幅风格完全不同的画吸引了我的注意。第一幅是一组胎儿模型的照片，该模型是由18世纪意大利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的。乔万尼•安东尼奥•加利是博洛尼亚大学的产科教授，他就是用这些模型来教授助产士如何接生的。这些模型由蜡和黏土制作而成。那呈黏稠状的脐带、扭动的肢体、打绺的头发及紧握的拳头，一切都是那么生动形象、栩栩如生。

而另外一幅是我最后找到的，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来欣赏它。这是一幅由列奥纳多•达•芬奇于1505年创作的很简单的软碳素描。画中的子宫就像是开着的小盒子，而盒子里蜷曲着一个婴孩。他的手紧握着膝盖，脸背对着我们。我们能看到的仅仅是他的大腿和肩膀的曲线、光滑的背部以及圆圆的脑袋。达•芬奇的描绘竟然出奇地与事实相符，就像是解剖说明图，“两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比这更为准确的了。”围产期专家这样注释道。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达•芬奇的理解和意识是完全正确的——很少有男人了解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而女性对她们身体的秘密又是多么守口如瓶。

在达•芬奇创作这幅充满神秘而又无比精准的图画(显然是以尸体解剖为基础的)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有关胎儿的科学知识停滞不前。其发展进程不仅仅受限于所谓的规范，还有道德因素的影响。医生间爆发了口水战，有人质疑不应该在女性不穿紧身衣的情况下检查她们的身体。在18世纪后期，部分医生，如德国的威廉•戈特弗里德•普朗奎艾特，开始接受自己触碰孕妇的肚子，但是仅限于那些未婚、贫穷而又生活艰难的孕妇。她们只求两餐温饱或夜不露宿，但要出卖自己的尊严。1788年，普朗奎艾特写了《果实的运动》，文中提到“她们会尽可能多地让外界感知她们，或者说当她们能被外界(或检查者)看到的时候，她们会尽可能地表现。而这些就是怀孕所特有的讯号。” 几十年后的1821年，法国医生雅各斯•亚历山德罗首次将听诊器放在孕妇的肚子上，他想象着能听到胎儿在羊水中“畅游”的声音，就像是麻雀在鸟庭里欢愉雀跃一样。但是事实相反，他将他听到的声音比作是表针在移动的声音——胎儿的心跳声，而且心跳速度竟然是母亲的2倍。

毋庸置疑的是，胎儿的心跳速度也成了推测胎儿性别的另一种方法。据说男孩儿的心跳比女孩儿的心跳要快些。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了20世纪，不过事实证明：这又是一种误判。到了20世纪，在基因理论下衍生出来的和性别相关的疾病，又使得人们迫切想要知道产前胎儿的性别。如血友病，这种病不易止血，并且相对而言患此种疾病的男性多于女性。如果孕妇在产前就能知道胎儿的性别，那么她们可以早一步知道孩子是否可能患上如此可怕的疾病。

1949年，加拿大的细胞胚胎学家穆雷•巴尔发现女性的细胞核里含有一种被称为“染色质”(现在通称为“巴尔氏小体”)的特殊结构，而男性的细胞核中却没有。巴尔的发现开启了探求胎儿性别的可能，而方法也更加简单明了：如果能够检测出胎儿的细胞中是否含有巴尔氏小体(采用羊膜腔穿刺术获得)，那么就可以在孩子出生前知道他/她的性别。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开始积极地投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壮举中，一部分人最终在1955年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有4组研究人员终于先后圆了人类数千年来的梦想。他们研究出结果的时间只不过相差几星期。

　　本文由南方出版社授权摘自《胎内人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