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明智的建议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她在1978年发表了她的研究成果。几年之后，超声波的使用率在新加坡及东南亚各国普遍提高。这一新生科技的引进使婴儿的性别选择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而且颇为残酷：如果声波图显示胎儿是女的，那么她会被打掉。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指出，现在这些国家中数百万进入成年期的男性，无法找到适龄伴侣步入家庭生活。这些人口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警告说，在这种社会情况下，这些无法成家的青年很有可能变得有暴力、军国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倾向。这也许是我们了解子宫内的活动可以如何广泛影响世界的终极例证：在那里数百万。。次的重复干预，在这里重塑社会。

　　对这种性别比例的片面认识很可能导致一些社会灾难。有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已经禁止性别选择类流产，甚至颁布法令来禁止鉴别腹中胎儿的性别。尽管如此，那种对男孩的强烈和持久的渴求使得这种行为很难被杜绝——但是对这些国家谴责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一些在美国的性别选择类流产。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2008年的人口普查局的分析数据发现，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中，父母是中国籍、韩国籍和印度籍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比例正常。如果说第一个孩子是女孩，那么下个孩子是男孩的可能性增大，如果第三个孩子有两个姐姐，那么第三个孩子的性别是男孩儿的概率则更高。“我们将这种对儿子的偏爱解释为性别选择的证明，最有可能发生在产前阶段。”作者如此总结道。

　　恰恰就在几年前，由于科技的进步，又产生了另外两种对胎儿性别选择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在道德上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第一种是：在培养皿中培育胎儿，同时植入所需性别。有大约40%的美国生育诊所可以为客人提供这种服务，而其中有近10%的诊所可以做植入前的遗传基因诊断，而这种诊断是为胎儿性别选择分析而特设的。第二种技术涉及了精子的种类排序，根据精子所带的染色体是X还是Y来判断(使用根据曾将牛的精子分类的机器研发而成的机器)；而后已经分好类的精子会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植入女人体内，或者是植入胚胎之中。这项技术仅适用于实验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已经使超过1000名的婴儿出世。

　　现在选择男孩儿或女孩儿变得更容易，而且道德上的负担也不如从前那般沉重。可是，就因为如此，我们就更要抓住这种机会吗？在一项有超过1000名美国人参与的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如果有可能选择孩子的性别，他们是否接受要女孩就吃粉红色的药丸而要男孩的则吃蓝色药丸这种方式，其中有18%的受访者表示肯定，认为他们会那样做。当然，性别的选择并不是像吃不同颜色的药丸那样简单容易，但是我们应该拭目以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也可能会改变，那时性别选择变得可以接受。就像我们现在熟知的体外受精和产前的遗传缺陷检查，对以前的人而言是多么惊人的举动。

　　即便选择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我们还是希望及早知道胎儿的性别。现在药店的货架上就有胎儿性别鉴定试剂，通常都会摆在早孕测试产品的旁边。营销人员一般都会鼓吹自己的产品，比如一个名为智能性别预测试验的产品，就标榜其为“连接怀孕与超声波图间好奇心差距的桥梁”。那个越来越收缩的好奇心差距意味着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早地证实我们对胎儿性别的猜测和希望。芭芭拉•卡兹•罗斯曼是一名社会学家，她发现这一现象始于20多年前，在她1986年所著的《试验性怀孕》一书中提到了羊膜腔穿刺术的影响。罗斯曼要求她所访问的120名孕妇描述她们胎儿在腹中的活动。感觉自己怀的是女孩儿的孕妇形容“非常的柔和、缓慢，与踢相比，更像是滚”，“温和，令人安心的，但不强烈”，“早上和下午的时候很安静”，“有活力，但不是那种过于活跃的状态”；那些知道自己怀的是男孩的准妈妈形容“做很多活跃的动作，类似翻跟斗”，“从一边滚到另外一边，很少会踢我，还有就是向上和向下的猛击”，“在我肋骨下有规律地猛击”，以及“地震中的传奇故事”。显然那些并未知道胎儿性别的孕妇的反馈不会有这种固定模式。罗斯曼这样写道：“就像大多数的社会学家，我常常说，性别社会化始于出生之时。”就像其他很多事一样，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社会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本文由南方出版社授权摘自《胎内人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