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心理学家巴勃罗·穆尼奥斯·加斯科认为做一个良好的心理和神经心理诊断至关重要。“一些前来咨询的人把健康孩子的正常特性与ADHD的症状混淆。”

　　西班牙《万象》月刊8月号刊登《多动症是病吗？》一文，作者为玛丽安·贝尼托。

　　文章称，“不停地跑、跳、注意力不集中……”两个孩子的妈妈玛尔塔告诉记者，她已经把孩子送去接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治疗。一项投入390万欧元旨在破译这一疾病基础的项目刚刚启动。不过很多专家认为，ADHD是“杜撰出来的疾病的典型”。

　　这其中的一大难点在于必须严格分辨出叛逆和“多动症”的区别。否则，我们就会看到以下叙述：“很没教养，吊儿郎当。学习的时候总是不专心，对父母和其他大人总是口无遮拦。”类似这样的话语每天都在从很多孩子家长口中蹦出，而他们的孩子几乎都是心理健康的，只是有点不听话。而这些抱怨往往也是那些孩子被诊断为ADHD的父母在心理咨询师那里所说的话。然而奇怪的是，上面的语句摘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形容年轻人的一段原话，距今已经有2400多年。那时无疑不存在ADHD这种病症，但苏格拉底在当时就已经观察到了一些青少年的失控、叛逆、不成熟和往往带有反社会倾向的混乱行为等特征。

　　始于童年的紊乱

　　文章称，在西班牙，有7%的儿童的青少年存在这种焦躁、冲动或过于兴奋的情况，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们为此头痛不已。很快这些孩子们就被贴上了“多动症”的标签。在马德里阿尔科文达斯合开一家公司的玛尔塔、玛利亚和芭芭拉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家里发生的一切和缺乏管教或者父母溺爱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指望这种紊乱能很快结束。恰恰相反，有40%的这种情况会拖延到成年以后，此时ADHD可能会演变成具有威胁和攻击性的行为。

　　巴塞罗那瓦尔德西布伦大学医院心理学家何塞普·A·拉莫斯·基罗加与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参与了一项解密ADHD生物学机理和加深对其危害认识的小型研究。“研究结果或能对ADHD的诊断和个性化治疗提供帮助。”他说。

　　拉莫斯·基罗加将玛尔塔这样的家庭视作研究ADHD遗传基础的标本。“迄今为止，搞清这一紊乱生物机制的进程仍非常缓慢，我们也还未拥有足够的治疗方法。先前的研究已经找到了ADHD改变多巴胺和其他有关神经递质回路的基因风险证据，但目前并未能在诊断上获得很多改善，也未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他指出。

　　文章称，拉莫斯·基罗加所在的是一个负责更新ADHD诊断标准和新准则的心理专家团队，遵循的是三条研究路线：临床、遗传-生物化学和神经影像学。“根据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拉莫斯·基罗加指出，“这是一种始于童年的紊乱，大概从6岁左右一直持续整个青春期，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延续到成年以后”。在众多希望就此疾病给出一个真相的呼声中，另外一些专家，例如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心理学专家安东尼奥·卡诺·宾德尔则并不认为这些研究能给出太多答案。

　　健康系统崩盘

　　文章称，在期盼更多相关科学知识的同时，反对ADHD定义和将青少年普通问题病理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种呼声随着ADHD的科学之父莱昂·艾森贝格在去世前称ADHD为“杜撰出来的疾病的典型”而趋向白热化。

　　首先，目前ADHD缺乏适当的诊断。没有一个参数能够给出准确的判断，只能通过父母对孩子行为的主观意见进行评估。“并不是所有有行为问题的孩子都患有ADHD，有时他们就是简单的行为不良，这在今天很多缺乏统一纪律的家庭来说十分常见。”卡诺·宾德尔表示。

　　塞维利亚大学心理学院2012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40%的ADHD病患属于误判。“在贴上ADHD标签时亟待细化更多技术。对于冲动和不当行为的误判可能会掩盖其他紊乱。有时一些儿童仅仅需要简单的治疗帮助其摆脱当前的困境，他们不应当在成长过程中认为自己是病人。”卡诺·宾德尔表示。

　　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教授马里诺·佩雷斯·阿尔瓦雷斯则将矛头指向医药行业，“西班牙是全世界ADHD诊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高的国家。在这里每年花费在ADHD上的医疗费用超过100亿美元。这其中比教育机构和父母失职更应负责任的是医药行业，首先通过《ADHD白皮书》对欧洲议会施加影响，还通过所谓的‘ADHD行动计划’在西班牙增加影响力，使该计划作为特殊需求被囊括到教育法中。就像让狼来负责保护羊群安全一样，医药行业对于儿童来说就是一匹狼。”他表示。

　　“ADHD根本不存在。药物并不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兴奋剂。”佩雷斯认为。

　　那么，为什么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ADHD诊断要比西班牙少得多？根据佩雷斯的观点，这其中包含多重原因，“一是这些国家采用更为严格的诊断体系，二是它们的心理文化对医疗化具有预防机制。在意大利等国，对儿童问题的干预更多是在家庭环境中，医药行业的影响要少的多。”他表示。

　　有关ADHD诊断被提到最多的当属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86%的儿童不具备与ADHD有关的遗传标记。

　　父母合作很重要

　　“对孩子来说”，佩雷斯表示，“最好能有严明的规则来使其集中注意力、强化良好的行为、教会他自控能力、提高学习效率，为此父母也要接受训练。而受到了ADHD诊断的成年人首先应当做的是立刻以成年人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

　　卡诺·宾德尔认为，一名心理学专家的帮助就能在无需贴上ADHD标签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他建议将认识行为技巧作为药物的替代品，规范注意力和冲动。“药物应当留给那些抗拒心理治疗的案例，以免副作用的产生。”我们不应忘记这关乎是否在孩子的一生中不断开出安非他明或抗抑郁药物的处方，而效果也许仅仅是缓解症状。

　　文章称，很多家长并不明白孩子行为的改变是药物毒性的作用，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来自家长对其基础需求的更多关注。

　　不过，如果ADHD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的不安？根据拉莫斯·基罗加的说法，其严重性在于与其相关的大量问题和后果。“在学龄阶段，行为的改变、学习效率低下和社会交往中的挫折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在青少年阶段会衍生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与毒品和伤害等有关的不法行为。成年后，此前的一些经历会造成就业方面的困难。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治疗，罹患ADHD的儿童会在成年后只能拥有低于自己能力的工作和职业。”他表示。

　　吸毒和酗酒问题

　　文章称，对于成年人来说，ADHD会日益演化成对社会和病患本身非常有害的三种情况：冲动、攻击性和毒品。拉莫斯·基罗加认为25%的囚犯是因为未经诊断罹患ADHD而入狱。牛津大学一项研究显示，与ADHD有关的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接受了数周的控制冲动药物治疗后有显著降低。

　　此前的研究显示，有高达2/3的犯罪年轻人和一半的入狱者在童年表现出ADHD的症状。有毒瘾和酗酒问题的人群中25%是相同情况。此外，ADHD鸡尾酒和药物对于病患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其中有30%的人接受这样的治疗后发生情感性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疾病的几率会变得非常高。专家们的疑惑在于药物是否是保障病患解决问题最有效和最经济的途径。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专家亨里克·拉松对治疗ADHD药物的副作用始终持怀疑态度。哌甲酯是一种安非他明，其作用是阻断多巴胺在体内的输送。这会使得外周多巴胺水平增加，这被认为是ADHD症状缓解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可能会在长期内带来副作用，如勃起功能障碍。

　　环境可能比紊乱更糟糕

　　文章称，在西班牙，有关的忧虑正在增加，尤其是面对任何有行为问题的未成年人都有可能被贴上ADHD标签这样的风险。心理学家巴勃罗·穆尼奥斯·加斯科认为做一个良好的心理和神经心理诊断至关重要。“一些前来咨询的人把健康孩子的正常特性与ADHD的症状混淆，其中包括容易分心、手脚多动、语速快、不遵守规则、不会统筹工作以及别人说话时看上去漫不经心等。”他说。不过，到底怎么才能确认是否患有ADHD？

　　通常来说，时间是一个重要参数。如果症状持续长达6个月以上，且强度阻碍其正确适应任何情况，或表现出一种不恰当的不成熟，那么可以考虑是一种紊乱。不过穆尼奥斯·加斯科认为，这些指标会导致过早诊断的出现，从而使得非但没有帮助或鼓励儿童或青少年通过挖掘自身的智商和情商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却通过药物阻断了这一切。

　　文章称，除了建议通过认识行为技巧来准确引导病患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外，穆尼奥斯·加斯科还提到了脑电生物反馈治疗。通过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内容不同的互动视频游戏，患者能够训练与注意力、记忆力等有关的认知能力。这些训练中还包括自控能力的培养，同时能够实时监测脑电波的活动。穆尼奥斯·加斯科表示，这一疗法的效果非常强大。(编译/韩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