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甘肃省静宁县仁大乡高峡村的一个小自然村里，高家老太太去世3周年祭日，办得很有特色。7个儿子为老人在坟前竖起一座石碑，碑上刻着26个遍布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子孙的姓名。
老人有7儿1女、7个孙子、8个孙女，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个家族。我是老人的第三个孙子。老太太17岁生下第一个孩子，此后每隔两三年生下一个儿子，直到1976年生下我的七叔。叔伯们相继出生的年代，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从新中国成立时的5.4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
孩子多，生活自然艰辛。农业合作社时期，一家人只靠两个人挣工分养活。每逢大雪封山，爷爷要跑到深山砍竹子卖钱，为家里的孩子换来衣服和口粮。但爷爷重视教育，把儿子们都送进了学校。
大伯高中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排行老二的父亲也在村里当了会计。1979年，大伯的女儿出生，家族迎来第三代人。当时已实行计划生育，但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大娘生了三个女儿后又生了两个儿子。
上世纪7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明确控制人口增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更进一步严格生育调节。母亲生下的第一胎是女孩，我属于二孩，缴纳了超生“罚款”30元——当时家里一年的收入也就200元左右。后来母亲做完结扎手术，乡政府给了200斤粮食，被称为“计划生育特困救济”。
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计划生育执行最严的时期。但那时村里家家基本都有男孩，靠的是村干部的“掩护”。为动员超生户做结扎手术，工作队想了很多办法。
后来村里孩子大都外出读书，留在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在我家里，除大伯之外，叔父们最多生两个孩子。三叔在机关工作，只育有一个女儿。在外做生意的六叔，生了一个男孩后不愿再要。家族第三代出生的时期，村里鲜有生四五个的，男孩最多不超过两个。
2015年5月我的女儿出生，父亲盼着我再要一个男孩。如今政策上已经允许，但考虑到抚养成本、事业发展等因素，我对再生二孩持慎重态度。反倒是爱人坚持要再生一个，在她看来，有两个孩子一起成长，会像上辈一样更懂得照顾分享。
高皓亮（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