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父亲何廷相身旁，何毅一直动来动去，看上去十分顽皮。在老何总算点头之后，他迅速接过了记者递过去的一盒牛奶，大口吮吸起来。

　　尽管今年9月份就要满10岁了，但现在，何毅仍未读小学，也没有上户口。

　　“娃娃确实是不能耽误了。眼巴巴望着人家背着书包上学，他伤心啊！”57岁，就已是头发花白的老何喃喃地说，“我希望能尽快把他送给别人抚养。即便最初几个月，我多少支付一点生活费都可以。”

　　老何是贵州省遵义市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退休工人。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把孩子送出去，他没完没了地奔波于遵义市妇联、团委、民政、信访，甚至法院等各个部门。

　　“不是推卸责任，我只是想给娃娃一个温暖的家。说实在的，就怕哪天娃娃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咋办？”老何的话听上去有些耸人听闻，且充满悲情，“政府再不帮忙，也没人愿意伸出援手，我就只有去求助人贩子了。”

　　老何经历的两次婚姻，给他留下了一对同父异母的儿子。何毅和哥哥年龄相距15岁。

　　8年前，老何与比他小20多岁的第二任妻子先后疾病缠身，不得不将住房转让换钱治病。随后不久，妻子丢下何毅，改嫁而去。8年来，他独自带着两个儿子辗转租房居住。

　　“刚退休时，每月才300多元的退休工资，现在也不过409元，交了房租水电就只剩200多元。你说，我拿哪样供娃娃上学？”老何说。

　　更要命的在于，由于无钱医治，老何身上的肾结石病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常常会疼得昏死过去。最长的一次，整整昏了5个多小时，吓得何毅哭个不停，两顿饭没吃。

　　两个儿子的关系同样令老何放心不下。大儿子时不时在外做些零工，很少回家，可一旦回家，就总是气急败坏地责怪父亲：“为什么要生下我？”且与弟弟互相吵闹。去年有两次，只因何毅起床响声较大，大儿子跳上去即大打出手。

　　老何透露，何毅的母亲知道他欲送养孩子的想法后，未持异议。提起母亲，何毅惟一的反应是：“我不认得她。她坏得很。”

　　老何出的“新题”，在遵义市民中造成不小的冲击。对此，人们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

　　遵义市妇联分管维权工作的有关负责人认为：“老何的言行难以置信，无疑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冲突，根本没有考虑娃娃送出去后可能会受到的巨大情感、心理伤害。经济困难我看是托辞，其实是不想尽父亲的责任。仅仅不送娃娃上学这一条，就应该受到谴责，甚至被起诉。说到困难，还有比他养娃娃更困难的，人家都行，他就不行？”

　　民政部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很难判定是不是推卸责任”，我国现行《收养法》规定：公民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可以选择送养子女；有特殊困难但仍有能力抚养的，原则上不能送养子女。所以，目前，关键需要确认老何是否还具有抚养何毅的能力。

　　据了解，通常民政部门会将残疾、患严重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等作为“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标准，且要求如被送养子女已满10岁，还必须征得其本人认可。但在现有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送养孩子的事例迄今非常罕见，上述标准在实际操作、执行中，依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也有明确赞成老何送掉孩子的。一位政府官员说：“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一个必须理性面对、而不能感情用事的现实是，与其让娃娃跟着老何毁了一生，不如积极为他谋划出新的出路和未来。”

　　不过，几乎所有的人都呼吁，在“送”与“不送”的歧见未解决之前，有关方面要尽快承担起责任，设法帮助何毅走进课堂，让他享有一个正常孩子所应当享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