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呼唤童话

　　小晨龙，多么生气勃勃的名字，但自从2003年12月被诊断出白血病后，小晨龙能不能生存下去，便被画上了问号！

　　小晨龙母亲告诉记者，当时才3岁的小晨龙，患的是急性淋巴白血病，病魔来势汹汹，医生说，若不治疗，孩子的生命只有一个月！若治，则有80%的希望，但一个疗程的化疗费，需好几千元，而且必须连续治疗4年！如此，通往希望的路，要用多少钱来铺垫？

　　祸不单行，一家的顶梁柱——孩子的父亲，当时就被这晴天霹雳击倒，复发了精神分裂症！他母亲在一单位打工，能挣多少钱？孩子第一次化疗，因为缺钱，医院停药，“命令”她将孩子抱走，孩子出院倒很高兴，问：“我明天可以上幼儿园了吗？”其实，出院就是等死啊，一回家她就和丈夫抱头痛哭，他们决定跳楼，和孩子一起去死！

　　哭声惊动了邻居，好心邻居借钱给他们，孩子的生存，才又有了一线希望。她将孩子送进医院后去上班，因她连续3天没有吃饭，脸色极难看，同事一再催问，她“哇”地大哭起来，说：“我家小孩得了白血病！”谁不知道白血病的凶险？她家的慰问电话立刻响个不停，同事们还纷纷捐款，这样才稍解她燃眉之急。

　　小晨龙父亲事业心极强，可精神病复发不能上班，他多想再回施展才能的岗位啊，但他怕花钱，不敢听从“住院治疗”的医嘱！小晨龙母亲呢？查出乳腺增生，医生怀疑是乳腺癌，让她立刻住院检查，可她出门就将诊断书给撕了，又回单位去继续加班，但她如此拼命，能挣来高额的医疗费吗？

　　据了解，全国青少年中，每年新增的白血病患者，起码有两三万人，其中70%患的是急性淋巴白血病，这种类型的白血病，经过治疗，4年以上无复发几率的能有80%，但大半以上的患者，一确诊就放弃了治疗；其中治疗的，又有一大半以上的，很快会因家财耗尽而放弃治疗，坚持治疗的不到10%！多少病孩的家长，长跪在医生面前，求医生救救自己的孩子，但高额的医疗费都被免掉，岂不会将医院拖垮？

　　小晨龙母亲对记者说，一天深夜，小晨龙熟睡了，她突然发现泪珠从孩子眼角滚落，小晨龙一般喜欢唱歌不爱哭，现在他为何在梦中哭泣？“大颗泪珠”，让她突然想起了“快乐王子”的眼泪，那位静夜中，高台上，俯瞰天下痛苦人的“快乐王子”！她说：“我当时真希望这童话是真的，真希望快乐王子能看到我们这个痛苦的角落，真希望他能叫小燕子衔来一叶金片，那样孩子的医疗费不就有了着落！”《快乐王子》，英国王尔德讲的一则美丽虚幻的童话故事。

　　　二、上海童话

　　为何不能建个“少儿大病救助基金”？让所有患大病的孩子，都能获得救助？记者四处咨询其可能性，所访之人，都似听一则“乌托邦”故事，都说困难重重，很难实现！但当记者电话采访上海红十字会杨钧仪部长时，却听到，小晨龙母亲梦幻的童话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已演绎多年！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14名白血病患儿的家长，联名给当时的市长朱镕基写信，反映不堪巨额医疗费重负的痛苦，朱镕基深感其痛，立即交予分管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主任办理！这样，“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第二年就在上海诞生！

　　“基金”框架：1、基金性质是“互助共济”；2、由教委、卫生局和红十字会共同成立管委会，其工作人员各拿本单位工资，基金专款专用，不出一分管理成本；3、自愿参加，0-3岁儿童每年交费40元，4-18岁每年交费30元。入学入托的由学校代收，散居的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收；4、所以参加基金的孩子，只要生病住院，就可享受一定的医疗补助；一旦患上大病，每年最高可获8万元救助。当年还有个小插曲，有户家长不愿参加基金，并还写下了“保证”书，可偏偏他们的孩子得了白血病，这时他们后悔莫及，四处找人，哭天抹地地要参加“基金”，自此，“献一份爱心，买一份安心”的意识，愈加深入人心。据介绍，上海200万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98%的人参加了这个基金；到今年2月底，已有50多万人次享受了共3.8亿多元的医疗费；2万多大病患者，获得4800多万元的救助！

　　　三、难见童话

　　“发烧住院，摔伤骨折，都会有医疗补助；患5种大病，每年都可得到8万元的救助！”小晨龙母亲在自己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也没有构思出这样美好的情节啊！她问记者：上海“基金”都已开展这么多年了，为何南京至今没有发展？

　　这不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吗？每年都有学习者从全国各地赶往上海，但为何至今没有“一花引来万花开”？

　　记者问上海的朋友：是不是当时你们有朱镕基市长的支持，所以才能搞起来？

　　上海朋友答：不是，来学习的城市，很多都是分管市长带队，可以说政府一般很支持的。我们搞的是“互助”，不是“救济”，不要政府财政一分钱，又能解决社会难题，稳定社会，我想，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那原因在何处呢？记者四处咨询，听到的原因，大部分都集中在家长身上，有的说，多头募捐，已让一些家长很反感公益活动了；有的说，很多家长下岗，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等等。

　　这又让记者想不通了，上海200多万少年儿童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别处家长碰到的问题，他们的家长不也一样能碰到吗？而且，许多省市还出现这样的现象，即贫困地区的比富裕地区的好动员，我们江苏就是苏北比苏南好动员，所以说，家长方面的问题，可能不在“负担”上。

　　也有当地保险公司提出异议的，认为这样做，会分流他们的“保单”。保险公司确有针对儿童的大病保险险种，可以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赔付，但某些大病却是排除在外的，如慢性淋巴白血病；还有，投保的孩子只能获一次性赔付，续保是不可能的，而白血病的治疗周期却是3年。保险公司是企业，企业就要规避风险，不开展高风险险种，可以理解，但保险公司也应理解“互助基金”可补其不足。

　　各地阻力，林林总总，有的市是“现在严抓教育乱收费，教育部门有顾虑”；有的市是“商业保险的主管部门——保监会提出了‘保险主体不明确，收费不合理’的质疑。”；有一个市，少儿“住院互助”已经开展起来了，但现在却面临夭折危险，因为物价部门将其列入“乱收费”一栏，不予批准，等等。

　　　四、童话基础

　　芳香花朵，为何不能漫山开放？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告知：就像花儿开放要有合适的土壤一样，“公益事业”的发展，也要有其合适的“基础”。这个基础大致有4个方面：社会地位、公益意识、公益力量载体、公益制度建立。

　　＊社会地位。现代社会必须有一个“支持体系”，而民间公益事业与国家社会福利，是支持体系的“主体”，它们各为左右肩，共同肩负着社会福利的重任。据了解，美国豁免税收减免的，由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我国的同一指标还不到0.1%%，其“肩膀”之弱，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公益意识。人的公益意识，不受财产多少的左右，而受人生价值观的影响。贫穷区域比富裕区域更容易接受“大病互助”，就说明了这一点。苏北一些地区开展“大病互助”时，很多农民很淳朴地说，“人多好种田，有难就要大家帮嘛！”；西方一些国家公益活动很活跃，如加拿大人每年约花10亿小时的时间来做义工，这相当于50多万个全职工作。1997年，加拿大人对慈善机构及非盈利性机构的捐款为45亿元。为何那里公益意识那么强？其中有个原因是，那里的公益意识扎根在宗教意识里，很多人认为，人生下来是有罪的，到这个世上要做好事赎罪，才能进天堂。所以我们提升公民公益意识，不能仅泛泛地宣传献爱心，应该让公益意识的根，深深地扎进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上海“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基金管理办公室”每年都要给家长写一封感谢信，这样是在进行价值观教育，也是在提升公益意识。

　　＊公益力量载体。公益力量需要载体，据加拿大联邦税局(CCRA)统计，1999年加拿大非盈利及慈善机构共约18万个，它们对社会提供着各种服务，如对病人及耆老的关怀，少年儿童的娱乐活动，为受虐人提供庇护所，帮助新移民家庭适应新生活等；上海“中小学生、婴幼儿重病住院基金”，就是200万少年儿童及其家长做公益事业的载体。

　　＊公益制度建立。公益事业发展，须法律、法规、制度的保障和支持。上边说到的各地在发展“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时，遇到的各种阻力，如物价部门不批、保监会的质疑等，客观地说，不应责怪这些执法甚严的部门单位，只能说，我们的公益事业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制度做保障。

　　我国基金会一般只接受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属于给付型，具备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若制定相应法规，让我们的基金会和国外许多国家一样，在法律上除采取公益法人形态外，还采取公益信托形态，那样公益基金不就有了增值的可能？若“少儿重症住院基金”像“诺贝尔奖基金”那样大幅增值，那样不仅能减少家长负担，大病患儿不还可获得更高金额的救助？

　　现在国外普遍有“企业对慈善公益捐献可减免税收”、“高中生毕业要求做40小时(加拿大的标准)社区服务”等等；

　　叶南客院长建议，应该将“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程度，列入“社会现代化指标”，公益意识的强弱、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进行量化，列入指标范围。

　　　五、身边童话

　　“上海童话”，在我省公益事业基础相对好的“舞台”上，也有启幕开演的，如南通、盐城及南京江宁区等。“江宁区中小学生重症住院医疗红十字爱心互助金”的模式：由区红十字会和教育部门共同组成“办公室”；中小学生每人每学期自愿交5元钱，每个学校可有2%的特困生免交，但同样有会员资格；会员重症住院医疗费超过2000元的部分，视情况可享受45%、55%、65%，直至85%的互助金；患大病的，每年可享受7.3万元的互助金。

　　江宁区“爱心互助金”自2000年2月实施以来，共为全区543名重病学生雪中送炭260余万元；其中湖熟镇中等4所中小学校的4位同学，因患白血病分别获得7.1万余元、6.5万余元、5.1万余元、6.9万余元的救命钱！

　　南京鼓楼区的小晨龙，何时能走进这样的“童话”？　李兰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