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新亚)

　　记者：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市生活方式变化迅速，您认为是什么因素促使了生活方式的变化？

　　沈杰：从生活的外在动态和群体层面上看，生活方式表现出了潮流化和时尚化的特征。这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和心态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结果，是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必然表现，是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我国与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使人们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国际潮流，经济、科技、文化方面是如此，生活方式更是如此。比如人们衣着打扮的时尚变化，越来越表现出与国际“接轨”的态势，牛仔裤、T恤衫等这些外来的服饰文化，如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潮流化表现。又如各种流行音乐元素，我们现在都以宽松的心态加以接受。这是开放交流的产物。潮流化是与开放性、多样化等现代潮流相同步的，而时尚化则表现为时常有热点兴起，甚至因高潮叠起而成为社会的焦点，并且以较快的节奏在流变。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开放、日益走向现代的社会。

　　记者：谈起生活变化，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服装的变化，似乎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衣着变化的实质意义上什么？

　　沈杰：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张扬个性的需要也日益增强，人们现在越来越趋于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在过去，服装款式几乎如出一辙，颜色上非蓝即黑，表现出高度趋同性。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短缺经济造成的，那时不仅是由于服装业不发达，还主要是由于当时人们对衣服的需求主要停留在它最基本的功能——“保暖”上面。二是与初级阶段的审美价值观有关，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追求服装最基本功能之上的较高层次的功能——“审美”，但由于自我价值意识和个性需要还不明显，所以看到明星或谁穿一种新款式的衣服，大家就会竞相模仿，仿佛不达“你有我有全都有”势不罢休，结果还是重复着另一种趋同。现在就不一样了，走在街上，百人百样，你很难发现衣着类同的现象。因为人们追求的就是与另一人不一样。这是一个彰显个性的时代。服装的个性化这一独特侧面，就一定程度地表现了中国社会一个较深层面——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从集体取向逐渐向个体取向转变。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个人空间(意识及其现实的)不断扩大。人们的个体意识、利益意识的高涨，必然导致人们对于个人生活空间的拓展成为共同的追求，隐私权的出现最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过去，中国人几乎没有“个人隐私”观念，年龄、婚姻、职业、收入等等可以随便打探，甚至作为公开谈笑的话柄，个人空间极其有限。在个人隐私观念增强的今天，即便小孩子都知道有自己的“隐私”——自己的信和日记对父母也不能随便让看，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可以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反映社会变迁程度方面具有着独特的敏锐性。

　　记者：人际交往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您觉得现在的人际关系与过去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沈杰：我认为，20多年来，人际交往的变化历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交往方式更加“间接化”。 过去由于交往范围狭小，人们更多地是面对面的互动，“登门拜访”是“家常便饭”。现今的人际往来则表现出间接化的态势，换言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媒介交往”。逢年过节，邮寄贺卡、网上祝福、手机短信等等成了拜年的重要方式，就是表现之一。“间接化”的一个好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基础上扩大了人际交往领域，同时为自己和他人留出了更多的可供支配的时间与空间。

　　二是，交往越来越“理智化”。 在过去，因一点小事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的现象可谓不少。现在人们在交往中遇到问题和纠纷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加以妥善处理的趋势增强了，不论诉诸法律是解决婚姻问题，或是债务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实际上都表明了今天人们在面对利益纠纷时变得更加文明和理智。

　　三是，交往的日渐“务实化”。 人们之间交往的利益取向越来越明显。而随着高楼大厦代替了胡同里弄，那种密切相关的传统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许多住对面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多年仍叫不出对方名字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表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两面性：它在带来高效率和个体化的同时，也潜隐着沟通减少所导致的人情淡漠。

　　记者：婚恋观是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年似乎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沈杰：现在人们对早恋、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现象已经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常常把它们列入个人生活方式的范畴中去加以理解，甚至对婚外恋现象也从很大程度的宽容性来加以对待。当然，这种开放与宽容，也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为基础的。

　　婚前财产公证的观念正被一些人逐渐加以接受，同样说明了婚恋心态上的重大调整。因为人们意识到，这是一种规避婚姻风险的理性选择，如果一旦出现无可挽回的婚姻危机，则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顺利加以解决，它比原来双方离婚时总要弄得两败俱伤的做法显得更加文明。

　　以往“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不仅合理生育的观念已经形成，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较时尚的观念，如独身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又如丁克家庭的出现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它们在对传统家庭模式形成冲击的同时，还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多重因素所引起的，其主流方面体现了积极意义，同时也难免存在一些消极方面，以及一些在当下还难以作出判断的方面。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主体，我们应该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记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方式正从节俭型向享受型转变，这一过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沈杰：当前，人们的生活走过了温饱的阶段，正在迈向小康和富裕，其重要表现就是消费方式正在由节俭型向享受型转变。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意识逐渐提高，从而导致了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购置了汽车、住房等高档耐用品，出境旅游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这不仅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是消费观念更新的结果。但也有必要注意到，消费行为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现象——刚从短缺经济时代走出来，一些人难免会有一种急于寻求补偿和进行攀比的心理，比如有的人实际上还没有能力购买也不需要小汽车，但身边的人都买了车，自己也就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千方百计去买辆车，由此产生了消费支出和经济收入脱节的现象。还有那种炫耀性的高消费，企图用名牌、高档等来支撑和证明自身价值，这实际上也是非理性消费的一种表现，因此，消费心理的合理调整和正确定位显得非常重要。

　　记者：如何看待城市生活方式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沈杰：由于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城市的生活方式带有“先发”的特征，而农村的生活方式则带有“后发”的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农村具有某种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在这方面，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我最近到一些农村地区做调研，尽管由于经济上的不发达，那里人们的消费水平与城市还存在很大差距，但是一些青少年却穿着印有目前城市里最时尚的“F4”字样的文化衫，这说明城市流行文化元素借助电视等媒体几乎在同一时段上也迅速地渗透到了农村。可以预见，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城市的生活样式将会被明天的农村所“效仿”。思考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农村发展的作用，无疑具有其特殊意义。

　　我国在世界上是继欧美、日本等之后的第三批着手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包括其生活方式对我们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今天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国家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具有特殊的启示作用。因此，生活在一个我称之为“时空交错”的时代，我们既面临多种问题的挑战，同时也有机会提前预见问题的出现并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借鉴解决问题的经验。

　　当然，生活方式不仅包括了行为层面，而且还包括了文化层面，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一样，其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完全断裂，现代生活方式中同样需要保持传统生活方式中有益的部分。

　　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成为其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动力。在兼容之中吸收他者的优势，也就会使自身得到发展。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城市中出现“韩流”、“哈日”族的同时，国外青年也在以穿中国的“唐装”、“布鞋”为时髦。在生活方式的变迁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似乎并不是处于单一时间链条上的单一的点。尤其在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似乎才是对全球化真谛的一种睿智的领悟。

　　原载《半月谈》内部版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