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家喻户晓的“少年班第一神童”宁铂出家为僧了，与宁铂齐名的谢彦波和干政如今也如仲永般泯然众人矣。对于少年班最红火的三位“神童”的人生之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

　　少年班从1978年开办以来，一直就是争议不断。三位神童的境遇无疑会给反对者更多的信心和口实，“少年班是拔苗助长”，“少年班模式是摧残人才”，“少年班是根本上的失败”，诸如此类的论调，想必也会更加高涨。然而，在我眼里，“神童出家”虽然与少年班脱不了千丝万缕的干系，但绝对不是少年班本身的错，从根本上讲是依靠造神来领跑的时代的后遗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年代，时代呼唤知识与人才，科技与教育战线首当其冲进行拨乱反正，对科学和人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渴求和热忱，也迫切需要树立典型人物来引领国人崇尚科学。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宁铂等早慧少年被推到时代潮头。因此，可以说，从宁铂、谢彦波、干政被举荐到科大读书的那一刻起，其作为“时代人物”的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

　　那确实是“宁铂们的时代”，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全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他们，他们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几乎一夜之间，这几个神奇少年就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他们被称为“神童”，被树立为典范，用来号召全国青少年向科学进军。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确实起到了号召和引领的作用，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受到他们的影响，激发了追求真知、崇尚科学的梦想。他们在七十年代末乃至整个八十年代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积极的。仅此而言，他们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已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丝毫不亚于其本身在某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然而，从神童个体来讲，他们最终走上泯然众人的结局，又是不幸的，令人扼腕叹息。毕竟，他们当年还是懵懂少年，毕竟，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到足以抵御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的地步，因此，无度的宣传和热捧，对他们的健康自然成长造成了莫大的损害。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他们，时代左右了他们，时代又无情地将他们推向成功的反面。反倒是那些当年不被关注、默默无闻的少年班学生，在走入社会后，却取得很大的成功。

　　如今，那个依靠“造神领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已经淡忘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也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然而，在这种遗忘中，他们却在独自“品尝”着时代留给他们的后遗症。

　　“神童出家”是时代造就的悲剧。我想，身处越来越健康和理智的时代的人们，在为他们感到惋惜的同时，还应该追想、感激他们为时代作出的奉献，反思那个时代的“造神运动”所带给人的伤害，而不应该带着猎奇和嘲讽的心态去看待“神童出家”。其实，他们更需要人们的理解和精神上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