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检日记：猪妈妈的生活报告
据说，2007年，北京将有17万个“猪宝宝”降生。从妇产医院拥挤的现状，依稀可见“猪宝宝”们入托难、升学难、就业难……的未来。
说起猪年生孩子，记得和闺中密友调侃时还和她约定，我们要一起怀孕，生一对猪宝宝。老人说，属猪的孩子有福气，在我们家，我的奶奶、爸爸、哥哥，还有我嫂子都是属猪的。
虽然总是把“生个猪宝宝”挂在嘴边，但是一直没有将这个“政策”落实在心里。因为对于结婚不到两年的我来说，甜蜜的二人世界还没过腻烦。可是老公已经积极地着手准备了，他偷偷地戒酒多日。
2006年9月末，我接连几天都没有胃口，还伴有感冒的症状。当时婆婆从老家过来住了两天，对我的症状起了疑心，我也开始害怕了。赶紧买来验孕棒，偷偷地躲进了卫生间。当看到验孕棒上的红线慢慢浮现时，我傻在那里了。随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验孕棒“毁尸灭迹”，然后若无其事地送走了婆婆。
当家里只有我和老公两个人时，我决定告诉他。当时，我脸色潮红，攥着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老公，我怀孕了！”说完，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扑到他身上，掐着他的脖子，大喊：“不许告诉你妈！”
就这样，我成了准“猪妈妈”。
挂号的长队
“猪宝宝”在我肚子里长到3个月的时候，老公开始关注医院了。几经考虑，我们选择了比较专业的妇产医院做孕检。
(2006年)10月26日一早，对与生孩子相关的事情知之甚少的我，慢慢悠悠地去了北京一家妇产医院。刚走到门口，就有人凑过来小声问：“要号吗？”我一愣，没说话，赶紧走开了。没走几步，又有人凑过来问。早就听说医院门口有许多卖号的票贩子，我这还是头一次“零距离”接触他们。
走进一楼大厅时还不到8点30分，自以为到得很早，应该很轻松就能挂上号。挂号窗口前，确实也没人排队。我满心欢喜地走过去，窗口内的“白衣天使”竟然说：“上午没号了！”难怪人这么少！
没办法，反正也请了一天的假，不如就在这里等到12点挂下午的号吧。我一边给老公打电话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一边在医院里闲逛，考察医院的医疗设施。“老公，这家医院很干净，环境也不错，整体感觉挺好，可就是挂不上号，哈哈。” 电话那头的老公却很不理解：“没挂上号，你为什么还能笑出来？”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个时候，我一点“挂号难”的危机意识都没有。
在医院里走了一圈，回到一楼大厅时，已经9点钟了。这时候，我发现成堆的人“排”在挂号窗口前。上前一问，不禁吓了一跳，人家已经开始排队挂下午的号了。其中一位经验丰富者提醒我：“现在不排队，下午的号就挂不上了。”我心里一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自己身体也没问题，也就随他们在那儿站着。
不大一会儿，前后左右的人就站得很齐了。不过，排队的人还是很担心，因为挂下午号时，只开两个窗口，而具体开哪两个，谁也不知道。这时，我前面一个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的“准妈妈”，根据自己以往挂号的经验告诉大家：“就排2号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听她的，排2号！
排在队列里，我才发现，这支队伍里，只有我是一个人来的，其他孕妇不是有老公陪，就是有母亲陪，他们可以轮班排队，而我只能一个人坚持到12点了。快到11点时，我突然想去卫生间，可又怕一旦走开，再进来就不方便了。我咬着牙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让老公来排队！”排在我后面的一位阿姨真是好心，她笑着对我说：“你去吧，回来时还站在我前面。”我满心感激，这也算“同病相怜”吧。
3个小时的时间过得一点都不寂寞，怀孕的女人凑到一起，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那位怀孕7个月的“准妈妈”说，她前几个月来检查时挂号人还很少呢，“十一”之后，人“呼地”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她说她的小宝宝天天折腾，说完还热情地把我的手拉到她大大的肚皮上，开心地说：“你看你看，他在动！”队伍里有一个娇小的孕妇，她已经怀孕5个月了，今天也是第一次排队挂号，她说前几次来，都因为人多挂不上号，只得花200块钱挂特需号。今天来得早，“可以省点钱了”。
11点刚过，队伍出现躁动。怀孕7个月的“准妈妈”见多识广，她小声地提醒我们：“小心点，票贩子有可能要插队了。”这时，旁边队伍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正大声地呵斥一个想加塞的小姑娘。一开始，小姑娘还反驳了两句，可随着队伍里一道比一道强烈的目光射向她时，她只好灰溜溜地躲开了。
那边的躁动刚刚平息，我们这一队也来了不良分子。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妇女，试图挤到我们这队里，嘴上却说要去洗手间，让我们让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女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前面这几个孕妇站得一点距离都没有，并异口同声地对她说：“后面绕去！”她白了我们几眼，走了，几个“准妈妈”会心地笑了。
一位怀孕6个月的“准妈妈”说，她第一次来检查时，没挂上号，就花100块钱买了票贩子手里的号，可买过就后悔了。她说：“就是因为有人买，他们才想方设法地挂号，甚至雇人插队。”之后，她特别抵触前来插队的票贩子，挂不上号时，宁可花200元挂特需号，也不买票贩子手里的号。
12点15分，我很顺利地挂上了号。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再去孕检，我就有经验了。第二次，我和老公凌晨4点就起床了，准备去挂上午的号，因为听说资历深的大夫只在上午出诊。5点到医院时，我们被眼前的场景吓呆了，挂号窗口前黑压压地“压”着一群人，5个挂号窗口前都排得水泄不通，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大概得有几百人。他们把等候大厅的长排椅拉过来，坐着等待。
这一次，老公勇敢地挑起了排队的重任。在一位小伙子的好心提醒下，我们也抬来一个长排椅坐着排队。5点30分左右，排队的人更多了，长排椅已全部坐满，后面的人只能站着等，一些有经验的人自己带来了马扎，初次见这场面的人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队伍眼看着越来越长，大多是夫妻、父母齐上阵。
遵医嘱，接下来是每月一次孕检，我和老公每次都是5点多赶过来排队。再接下来的工作将是28周后，每三周来一次医院，等到32周以后，就是每两周来一次，快要生的时候，就是每一周来一次，直到生孩子为止。想到一次次地挂号，我的头都大了。
我打听了一下，预产期和我一样在2007年5月的人很多，那时的床位肯定很抢手。有个孕妇说，等着什么时候羊水破了直接挂急诊得了，另一个孕妇出主意说，还是挂特需吧，这样能给你安排上床位，呵呵。
车到山前必有路，该来的终会来，还是安心等待吧！
医生的脸
与排队挂号相比，我更害怕医生的脸。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孕检的经历，我排了3个小时的队才挂上了下午的专家号，原本定在1点开诊，谁知因为上午的号没有看完，我等到了2点。
专家是一位50岁左右的女医生，见人没有笑容，脸拉得很长。见到她那个样子，我都不敢大声说话。
“大夫，我想，我想建病历。”
“4个月大的时候再来。”
“大夫，我腿经常酸痛。”
“去看神经科。上床！”
我很听话地爬上检查专用床，她听了听胎心，然后和助手报了一个数字“148”。我在床上怯怯地问：“这个数字正常吗？”
“你说呢？”她大声反问。
啊？！我怎么知道？
这时候，刚刚一位检查完的孕妇回来问：“大夫，我的……”“问什么！怎么问呢？我知道你是谁呀，我每天看那么多病人，说你病历……”
哇！河东狮吼呀！
出来后一看表，从进去到出来，仅仅用了5分钟。这就是我3个小时的排队挂号和2个小时的等待换来的结果。
第二次孕检，我又不幸地邂逅了那位“河东狮”大夫。我进入诊室，还没说话，就听见她在训斥助手，原来她的助手把两个孕妇的病历给弄混了。“河东狮”很生气地说：“跟你说过多少次，给患者弄错了病历是要出问题的，你还在这里等着被投诉呀！赶紧去找人！”还好，孕妇自己发现拿错了病历，找回来了，“河东狮”紧皱的眉头才慢慢松开。我突然觉得她没那么可恶了，起码她对自己的病人很负责，虽然她还是对我拉着长脸。
第三次体检时，我没见到“河东狮”，这次的大夫戴着一个超大的口罩，她低头看病历时，双眼耷拉着，几乎掉进口罩里。像前两次一样，我忐忑不安地把裤子脱了爬上检查专用床，“口罩”却冷冷地对我说：“谁让你脱裤子的！”
她给我开了验血、验尿和拍B超、心电图的单子，用皮尺量了量我的肚子，听了听胎心，然后在我的病历上刷刷写了几笔，把单子塞给我说：“检查完回来！”
出了诊室，我赶紧安排老公去排B超的队，听说那项检查人最多。我则利用他排队的时间去一楼抽指尖血。当医生把小尖刀刻到我手指上时，指尖的血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我的眼泪也劈里啪啦往下掉。年轻的男医生白了我一眼，扔给我一个棉球。那一刻，积聚很久的委屈一下子发泄出来，我怎么也控制不住眼泪，拿出手机，哭着给老公拨电话。
不一会儿，老公抱着我的大衣和我的包冲了过来，慌着问怎么了，我把染着血的指头给他看，眼泪流了满脸。旁边的一个孕妇，很惊愕地看着我。见我没事后，老公一脸无奈地告诉我“拍B超需要预约”，我被安排到7周以后了。老公试图将预约的时间提前，未果，没脾气，人太多！
回到诊室，向“口罩”汇报了B超延期的情况，担心时间有点儿晚，她只是冷冷地甩给我一句“没事”。这次检查，我不知道自己的胎心是多少，不知道自己的肚围是多少，只知道拍B超需要预约！
通过这几次产检，我深深地体会到一点：我们这些“准妈妈”在自己家里是个宝，来医院那就是一群被扒光衣服、躺在流水线待宰的猪，合格的很迅速地盖上蓝章，不合格的被扣下，接受更多的种类繁杂的检查，而我们还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地送去待宰，还就怕人家不给你盖蓝戳儿。
前两天，很多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了金猪年“猪宝宝扎堆” 现象。外地就不说了，单单北京，据报道，从年初到现在，海淀区妇幼保健医院的日门诊量已突破3000人次，1月份分娩量近千，按照医院自己的说法，“已经突破自身现有承载能力”。
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医生的脸总是拉得很长。每次我去检查，面对的是一位医生，可是一位医生每天要面对数百名孕妇——也许她在见第一个孕妇时，是面带微笑的。我开始有些同情这些医生了。
诊室外等待的家属
按照预约，很快就到拍B超的日子了。一位智者，她也是一个“准猪妈”，给我出主意，让我提前一天去交B超费，这样第二天就可以直接去排队拍了。果然，我那天排在第一个。
之后就是到产科分检。我拍B超的时候，老公排队挂到53号，是产科一位正主任的号。
走到产科一看，到处都是抚摸肚子、撑着腰的孕妇，或坐或站着。一条候诊的队伍截断了走廊，甩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在队外，是等待她们的亲人。
在两个孕妇中间，我找到了一个空座。因为我的号比较靠后，我还可以坐在椅子上等，老公就没那么福气了，因为候诊的椅子比较少，陪同的家属们很自觉地站在一边，保障等候的孕妇们有座位。有一位男士，看起来已经很累了，也顾不上形象了，坐在墙角，呼呼大睡。
好不容易轮到我时，已经接近11点30分了。之前有走后门加塞的，这要在别的地方，早有人不干了，可在这里，“准妈妈”们都无声地接受了这些明目张胆的加塞者，还特别羡慕人家有关系。
看病的正主任是一位说话很和蔼的大夫，她告诉我，孩子发育很好。旁边的两个小助手也很尽责地告诉我应该注意的事项，给我开完验血、验尿和糖筛的单子后，还很好心地提醒我，糖筛标准值是“140”，如果高的话需要再进行检查，并把预约下次B超的单子也给开了出来。最让我感动的是，量完胎心后，和蔼的正主任还把我扶了起来，真是受宠若惊呀。
出来后，我看到老公手里拿了一大堆的杂志和宣传纸，全都是介绍婴儿用品和月嫂服务的，他感慨地说，商家可真是找对了地儿，知道这里商机无限。一些保险推销员也看准了这块宝地，不停地向孕妇推销保险。还不错，一会儿功夫就签了好几份保单。
走到一楼大厅时，已经将近12点了，此时大厅里又排起了长长的挂号的队伍。老公告诉我，刚才挂号处有人打起来了，一个排队的男士尿急去厕所，等回到队伍里人家都不认，结果起了争执。这是个竞争的世界，尤其那些为了女儿、为了老婆的男人们！
专家的话：生猪娃是个民俗
对于选择在“金猪”年生孩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周孝正教授认为这主要是一个民俗问题。“对于民俗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加以反对，但是也不可强化。”周孝正说。
周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民俗不仅反映在生育上，也反映在车牌号和楼房的楼层上，例如很多人选择车牌的时候会选择“6”和“8”这两个数，而很多地方的楼房没有“4”层和“13”层。
周孝正对这些民俗问题也表示了一定的担忧：对于民俗虽然我们不加以反对，因为这属于个人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那就是强化了这些民俗，例如开发商在盖楼房的时候故意不盖“4”层和“13”层”。对于强化民俗的行为，周孝正教授建议要用立法强制加以禁止。
对于“金猪”年出生的孩子增多是否会造成以后入学难、就业难等问题，周教授表示了肯定，但他同时也指出孩子数量增多并不是导致入学难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应该是教育资源的整合问题。 口述/小克 整理/本刊记者 杜智娜
(本刊记者胡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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