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贵族挑战中国计生政策(2)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愈来愈严重，浙江社科院一位社会学专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生育“两孩”的意愿仍然影响着少数中国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受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少数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
“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多生几个孩子应该是每个家庭的自主选择吧？”并不是不清楚国家的计生政策，但针对目前富人超生的说法，做生意的程家伟显然颇有微词。
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他和妻子不会排除生养第二个孩子的可能。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安小姐更是非常坦然地告诉记者，因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她早就缴纳过一笔“超生款项”了。
“没有什么传统影响，只希望能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儿的成长环境。”安小姐在儿子11岁的时候，又意外怀孕了。家中长辈，包括他们夫妻都不想舍弃这个尚未成形的孩子。于是，安小姐为了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辞去了外企财务总监的工作，并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到了亲戚家里待产。在亲戚安排下，10个月后安小姐在外地一家市级医院生了个男孩。如今这个超生的小男孩已经5岁了，长得虎头虎脑，成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贝。
“给孩子办户口的时候我被有关部门批评教育了一通，还交了一笔社会抚养费。”为了这两个孩子的生活与教育，再加上自己还要工作，虽然安小姐现在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但她却认为很值得。“这没什么特别的，在我身边有许多年轻夫妻为了享受人生宁愿成为丁克，可是也有许多人想要更多的孩子。”
有关人士分析，导致富人、名人超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想生一个男孩继承财产，二是考虑一个孩子孤单，宁可挨罚，也要再生一个。
有钱人可以“买”二胎，超生贵族引发社会不满情绪
作为新的“超生游击队”，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严重地冲击着生育公平，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浙江省计生委一位处长认为，一旦超生成为富人、名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一方面，富人、名人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逾越政策设置的障碍，让超生在无形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超生一旦成为特权，又势必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在杭州城西某一小区，从事化妆品代理生意的江某超生了一个男孩。由于婴儿总是闹夜，于是便有几个邻居联名投诉到物业，说婴儿深夜哭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并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江某的这个孩子是非法超生。
经该小区所受管辖的计生委上门调查后，证实江某新生的孩子确系超生，并且没有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江某不但为此缴纳了一笔为数不小的社会抚养费，同时还被计生人员批评教育了一番。
事后，江某对记者说，其实他知道是谁在背后举报他。因此，江某和几位被他列为“嫌疑人”的邻居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搞得非常僵，甚至还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过几次架。
“生二胎碍了他们什么事？”江某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自己既然交了社会抚养费，也就尽到了社会责任，同时也合理合法了。但他不明白邻居们为什么还老爱在私底下拿他的“超生”说事。
而与江某住在同一小区的郑某却对他很有意见。郑某曾悄悄对记者说：“有钱也得遵纪守法啊，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不就他江某有几个钱，就可以例外！”
显然，江某的超生行为对郑某及其他一些小区住户来说，产生的心理冲击是不小的。有钱人可以买车买房甚至还可以“买”二胎，这让不少人看在眼里，难免心酸酸牙痒痒。
浙江省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徐文平认为，虽然富人、名人只占少数，但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上却有极大的影响力，也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如果长期放任其超生，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情况必将严重，并会由此造成社会局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同样，富人、名人超生越受社会关注，就越能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不仅会给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也会破坏政策条规的公正与平等。”徐文平说。
他说，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分布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问题相互交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人口高峰造成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养老保障需求增长等问题将更严峻地考验社会，并也都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时代的发展对计划生育工作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徐文平说，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越来越需要用“理性的本能”，让人类的正常生育秩序不被打乱，同时，也应让先进而文明的生育文化理念来促进人口的和谐发展。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基本国策，平等地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这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报记者 董碧水 《观察与思考》记者 马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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