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开封“五福娃”在父母带领下沿街乞讨。（资料图片）

　　小哥俩争夺苹果。多胞胎这一特殊群体有扩大趋势。我国内地没有针对多胞胎的保障制度，中国多胞胎家庭———正在艰苦奋斗，同样从一部三轮车开始，负责任的父母把孩子们运向幼儿园，运向学校，运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则把长相酷似的孩子们放在三轮车上沿街乞讨，度过他们的童年。

　　2007年10月，河南“五福娃”沿街乞讨的新闻，使中国多胞胎（三个以上）家庭生存困境进入公众视野。

　　而在杭州，楼时伟，一个热衷于剪报的摄影记者，还记得13年前一个四胞胎父亲的回信。“近几年寄来的信件均已收到。只是四子来世时间不长，均未回信。请谅解。”

　　楼时伟的胸口一下子凉了下来。原来3年来他的每一次去信，都在刺痛父母的伤口。事实上，多胞胎婴儿的夭折率是正常婴儿的16倍。这只是多胞胎和他们的父母要过的第一道难关。

　　楼时伟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多胞胎之父”，在他的书房里，藏着他与上百个多胞胎家庭多年来往的信笺。信笺里记录着，河南开封的贾姓聋哑人夫妻，在大半年前生下了三胞胎女儿，全部被诊断为重度神经性耳聋。这是许多多胞胎家庭的又一个灾难性开端。

　　法国首家诞生试管婴儿医院的巴比尼克医生，把多胞胎剧增的现象称为“世界性流行病”，这不仅仅是医学上的阐释。多胞胎从子宫里就开始生存竞争，他们的父母从妊娠期开始，就要承受一般父母数倍的危险、痛苦与挑战。

　　多胞胎是中国正在扩大中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内地，并没有针对多胞胎的国家性保障制度，更多的中国多胞胎家庭———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诞生———正在艰苦奋斗，同样是从一部三轮车开始，负责任的父母把孩子们运向幼儿园，运向学校，运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则把长相酷似的孩子们放在三轮车上沿街乞讨，度过他们的童年。

　　从子宫开始的竞争

　　2003年10月1日，是张洁怀孕第56天。这天，她要做出一个母亲最难的决定：减胎。怀上四胞胎（后证实为五胞胎）的她在广东中山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外等医生，“我真想不顾一切地逃走。我不知道是哪两个孩子就要离开我的体内。”

　　张洁是这个地球上正在增多的多胞胎母亲之一。上世纪80年代，山东省立医院一例四胞胎出生成为了全国的轰动新闻，而现在类似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在中国，1994年全国仅有34个四胞胎家庭，而现在，一个省出生的四胞胎都不止这个数；在美国，新世纪出生的三胞胎增长速度是上个世纪的370％，激进的医学专家甚至预测，在今后10年内发达国家的新生儿中三分之一将是三胞胎。

　　张洁是在24岁那年结婚的。结婚第二年8月，张洁期待中的怀孕终于到来。“肚子突然很硬，像是胀气。我跑去街上买试纸，确认自己怀孕了，真是好兴奋。”

　　不过医院对张洁的怀孕并不乐观。医生怀疑她有先兆流产的迹像，于是张洁只能在家卧床休息。才怀孕30多天，她的肚子就已经变得又大又硬，有些人还以为她已经怀孕了几个月。再过10天，张去照B超，医生说出了异常的原因：她怀的是四胞胎。

　　“四胞胎？”张洁的兴奋变成了惊讶，然后是恐惧。医生建议她减胎：“子宫里的胎儿太拥挤，可能在五六个月时导致流产，甚至连大人都保不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的乔杰博士解释，多胎属于高危妊娠，并发症也会增多，譬如，多个胎儿在子宫“抢夺”血液，有的胎儿血液会过于黏稠，有的胎儿却会因为缺血而发育不良，甚至胎死腹中；那些死去的胎儿很容易自溶，它所产生的毒素一旦进入孕妇血液，就会出现弥漫性血管凝血，这是一种比败血症还严重的病，死亡率高达70％以上。

　　对于张洁这个准母亲来说，那些风险显然都很陌生，更难接受的是把自己的孩子打掉，以至于她躺在手术台上，还在使劲问着医生同一个问题：“不可以全部保住吗？”

　　医生对她笑了笑，然后用探头在她体内寻找。“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只感觉一针刺过后，从我的身体开始抽离，我的孩子被吸走，离开我的身体。”接下来，她每天都要去吃保胎药，打保胎针，一打就是20多天。手术后10天，她又去照B超，医生告诉她肚子里还有3个孩子。医生还叫她减胎，但她死活都不愿意了。

　　张洁说自己的五胞胎完全是意外。她的三个孩子，在减胎术的人工选择中留下来的全都是女孩。2004年夏天，在孩子出生后仅仅二十多天，张洁的丈夫就离开了他，并在一年多后提出了离婚，理由是：他想要个男孩。

　　风险重重的降生

　　41岁的谭超云又怀孕了。谭超云的四胞胎比张洁的五胞胎幸运。他们在妈妈身体里全部活了下来。

　　去年6月20日凌晨，谭超云进的那个手术产房有八重门，每过一道门都要进行一次消毒，然后一层层白布放下来，垫在她的身体上下。

　　在怀孕5个月时，谭超云的腰围已经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约1.5米）了，睡觉也躺不下去，困了只能在长椅子上靠着。她的丈夫蒋孝严（化名）跑遍了深圳的大医院，医生们看了病历都直摇头，不愿意做手术，认为风险太大。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的刘子龙教授解释，临床上单胎妊娠的早产率为5％，而双胎早产率在90％以上，“如果是3胎、4胎，基本上都是要早产的。”

　　怀孕满3个月，谭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一般人怀孕6个月。再次照B超，医生向夫妻俩道贺：你们不是双胞胎，你们是四胞胎，深圳从来还没有出现过四胞胎呢。丈夫蒋孝严的反应与医生截然相反，他一下子就傻了眼：“四胞胎？还能做引产吗？”医生说只能剖腹。两夫妻商量了一下：咬咬牙生下来吧。

　　到了7个月，谭的腰围已经有1.65米，肚皮被撑得很薄，皮肤在光线的照射下微微发亮，薄得能看到孩子的小手小脚。蒋孝严想到了深圳市妇儿医院，并直接跑到院长办公室求救。刚住院后5天，谭超云怀孕还没到8个月，她在病床上开始流血。几个主治医生穿着短裤和拖鞋就冲进了产科手术室。

　　她被半身麻醉，看着她的四个孩子从生死边缘被拉到阳间。剖腹后4分钟，第一个孩子就被取出来了，接下来每一分钟取出一个孩子。她很想看看婴儿，但医护人员不断地把她抬起的头给压下去。

　　谭看到或看不到的是：在即将分娩时，由于胎儿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相互拥挤着，很容易造成胎盘紧缩和脐带缠绕，严重的时候几近于胎儿自杀，母亲所受的痛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必须对其实施剖腹产。剖腹产手术时，麻醉师先实施局部麻醉，主刀医生会在孕妇的腹部横向或纵向划开一个口子，将子宫打开，把脐带剪断，将胎儿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然后缝合伤口。整个手术一般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此间各种危险也可能接踵而至。

　　谭非常幸运。她终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激动极了，赶紧祈祷孩子要健康。过了一会，心焦如焚的蒋孝严看到了4个早产的孩子，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那么小。头比女人的拳头还要小。”

　　一般地，孕妇正常妊娠的平均天数为286天，双胎妊娠平均为260天，而多胞胎不足260天。早产的多胞胎婴儿，体重大多不超过2500克，身长不足50厘米。

　　最艰难的年月

　　11月22日，开封，三胞胎的母亲，杨帆，坐在客厅一侧，抱着最瘦弱的二女儿贾思珂，看着婆婆和小姑照顾其他两个孩子。照顾三个孩子，几乎动用了贾家所有的直系亲属，还有她的父亲。

　　小时候的杨帆，因为发烧打庆大霉素导致聋哑。她一路被父亲扶持长大，然后在开封市聋哑学校与贾志宽相识，组成新家。现在，这对夫妻正处在多胞胎家庭最艰苦的阶段———婴儿期挣扎。杨帆的父亲想到了向企业求助，从而成为了中国数百个接受社会捐助的多胞胎家庭之一。

　　没有人告诉杨帆，她的三个女儿同样有听力障碍。家人打开电视时，她会特意拿遥控器把声量调到最小，以免影响到孩子———尽管她不明白声量太大会带来什么感官刺激。她的小姑贾云霞说，杨帆听不到孩子哭闹，所以婆婆和她经常要在夜晚起床，把杨帆照顾的二女儿抱走。

　　赵慧利是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的医生。去年夏天，他去喝贾家为新生三胞胎摆的满月酒，惊讶地发现满座皆熟悉：他不仅为这三个宝宝检查过听力，还为三胞胎的大伯的孩子检查过听力。三个小孩的父亲叫贾志宽，在四兄弟姐妹里排老三，与大哥贾存轩一样是聋哑人。赵慧利给这两兄弟，还有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们诊断过听力，认为都是先天性重度神经性耳聋———这是已经被证明可以遗传的疾患。

　　杨帆的堂兄在几年前就生育过双胞胎。统计学上的研究早已表明，多胞胎与遗传密切相关，尤其是那些家族史里有多胞胎先例的母亲，生出多胞胎的可能性更加高。譬如，前文提及的深圳蒋家四胞胎的母亲，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堂姐曾经怀过双胞胎。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做任何育前遗传检查，譬如染色体缺陷检查。”赵慧利说。事实上，也没有机构告诉这对聋哑夫妇应该这样做。

　　人体细胞中有46条染色体，染色体里带着DNA和基因，也就是遗传密码，决定着每个人的生理形态，乃至性情气质。男人的精子与女人的卵子很特殊，这两种生殖细胞各自只有23条染色体，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才会有46条染色体———于是，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在子宫里不断分裂演化，孕育生长成新人类，这孩子就会带上一半父亲、一半母亲的遗传特性。

　　“知道三个小孩耳朵都有问题，我头都炸了。”三胞胎的外公杨育汝说。他的第一次头痛，是在女儿怀孕6个月照B超时，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外孙是三胞胎，“到时财力和精力肯定应付不过来”。他的女儿不但继承了自己家族的多胞胎传统，一生就是三个，而且把父亲的听力缺陷也复制了三遍。

　　这天小区停水，三个孩子的尿布堆满了厕所，散发着复杂的臭味。就像所有多胞胎家庭早期所经历的一样，三个孩子重复着短暂的睡眠和长久的哭闹，还有吃喝拉撒，她们的母亲、奶奶和姑姑则重复着为她们换尿布、喂奶和哄逗。若不是停水的话，她们的尿布会被一批批地洗净、晾挂到窗台上，在邻居看来就像是万国旗招展飘扬———但阳光再好，她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到外面楼下去晒晒，因为她们的照顾者通常都精疲力尽了。

　　“我们不断地逗她们，刺激她们的耳朵，看有没有好转的可能。”现在还在读大学的贾云霞，时常用力在三胞胎耳边拍手掌，观察她们的反应。不过，赵慧利说，先天性重度神经性耳聋无药可治，只能为患者配助听器，装电子耳蜗。

　　捐助的两难

　　11月8日，杨育汝专门打电话给杭州的楼时伟，祝他记者节快乐，然后陈述家庭的不幸。在网络上，楼时伟被称作“中国多胞胎之父”。

　　与所有处于婴儿期的多胞胎家庭一样，杨帆的奶根本不足以喂养三个小孩，于是家人们要买盛源奶粉，每个月一箱，每箱12包，每箱800多元钱。奶粉钱，成了小孩子降生后的第一项主要支出。

　　“父母俩的工资加起来才600多元。”杨帆在学校做复印活，一个月工资是340元，比她的丈夫刚好多了20元，而现在，为照顾三个孩子，和所有多胞胎母亲一样，她再也没时间去工作了。这对聋哑夫妇除了残疾人福利以外，本来还应享受低收入特困户的补助，但街道却以各种借口推托；杨育汝翻了很多资料，查不到专门针对多胞胎家庭的国家福利。

　　楼时伟向杨育汝说，自己会向当地的婴儿食品公司通报情况。16年来，楼时伟已经做过50多次这样的事情：“多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的困难就会来得很快，食品首当其冲。”

　　同在杭州的贝因美公司是楼时伟联系最多的婴幼儿食品企业，贝因美的董事长谢宏在15年前曾经在媒体上向社会承诺，只要是刚出生的多胞胎（三个或以上），都有资格享受他们的食品赞助。在当时，楼时伟给了谢一个“定心丸”：每98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双胞胎；每7921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三胞胎；每704969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四胞胎……而且，并非所有的多胞胎家庭都会找上门来。

　　不过这笔账还是越滚越大。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50年，全世界发生五胞胎只有35例，发生六胞胎只有13例；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的15年，贝因美他们单单有记录在案、援助过的中国多胞胎家庭就超过了500个，其中包括7个5胞胎家庭与2个6胞胎家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承诺发出以后，“铺天盖地的求助马上就来了，这几年越来越多。”

　　在贝因美的资料里，它们援助的多胞胎家庭，在全国20余个省、直辖市均有分布，其中浙江、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广东等地受捐助的多胞胎家庭达到50％以上。一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真不知道是多胞胎出生率高了，还是媒体发达了……我们经常在犹豫，宣传做多了，怎么保证奶粉给到最需要帮助的家庭？”

　　12月初，在楼时伟的联系下，贝因美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搬过来的奶粉和米粉，很快就到达了开封。聋哑女儿的多胞胎家庭面临着双重困境，能让贝因美不假思索地火速施援，他们与贾家签订了直到孩子3岁有效的捐助协议。贝因美曾经发现，有些多胞胎家庭宁愿把他们赞助的奶粉用15块钱一包的价钱卖掉，换酱油，而只让小孩儿喝红糖水度过哺乳期。现在，贝因美要求像杨育汝这样的求助者，除了提交多胞胎的出生证明与照片等资料以外，还必须保证赞助的奶粉和米粉必须喂到孩子的嘴里。

　　“共同”成长的烦恼与幸福

　　三年前，安徽一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带着三胞胎孩子到杭州“万里寻父”。她把车骑到了报社门口，被楼时伟发现。楼把她拉到企业去，联系了2000元米粉的捐助。不过，没过几个月，武汉媒体就接着写文章，揭示了这个母亲为孩子寻父是假，在全国巡回乞讨才是真。

　　同样是三轮车，著名的苏州三胞胎盲童母亲马宝凤，靠蹬三轮车养家把孩子拉扯大，在2005年被全国妇联评为“感动中国的十位母亲”之一。

　　刚过50岁的单冬春，也曾是一位“三轮车夫”。但他不是用来行乞，而是送四个娃娃上路：上幼儿园要蹬车，上医院也要蹬车，一路上招惹着路人的眼光。

　　单的多胞胎家庭也经历过最艰苦的婴幼儿时期。“请过两个保姆。但都吓跑了。”当熬过这段日子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摆在了家长面前：这比喂奶轻松了一点，而且又更幸福了一点。

　　单佳、单虹、单玮、单婷，四个从小就开始活蹦乱跳的女孩子，现在已经19岁。与一般的多胞胎不同，她们是罕见的单卵四胞胎，从小到大的长相都酷似无比；在父亲看来，她们的性格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人们天然对长相相似又漂亮的多胞胎产生喜爱之情。从四姐妹会走路开始，她们一走到街上，就会招来一圈一圈好奇者，重复地询问谁是老大一类的问题，直到她们被迫跑回家为止。单氏四姐妹3岁上幼儿园时，按常规要收两万块赞助费，但园长看着小女孩们长得很像，便减免了一半。现在，她们已经是南京一所军校的艺术团成员，开始参加体制内的青年歌手比赛。

　　单冬春很早以前就懂得去批发市场为四姐妹“进货”，让她们穿同一款衣服，同一种鞋子，吃同样的饭。在记者的调查里，多胞胎孩子之间互相比较和争夺资源是家庭的常态———在多胞胎家庭里，没有真正的大小之人，没有老大让老二的传统，于是父母们总是想尽办法保持“喂给公平”。有家三胞胎孩子，自小就以为鸡有三个腿，原因是母亲总是把一只鸡翅膀的肉修成鸡腿的样子，好让三个孩子们不为此争吵。

　　单总是要求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连考学校也必须共进退。四姐妹三年前初中毕业，尽管各自强项不同，但最终还是在父亲要求下，一起考进了杭州的艺术学校。“老大和老四开始不乐意去，因为她们的文化课成绩好。我说，两个去两个不去（艺术学校），像什么样子？”单冬春说，“她们还是很相似的，譬如从小喜欢的东西（唱歌跳舞）就差不多。我想，四个一起上台唱，总会有些轰动效应。”

　　单婷自小就担任起一般多子女家庭中老大的角色，也是主要的“告密者”———譬如向父母报告谁的考试成绩差了；到现在，她还在南京给姐姐们规定一个月内出校门的次数。

　　单冬春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几个同龄小孩的好处就是自成一个圈子。艺校的学生很复杂，但四胞胎读书和生活都在一起，互相监督，所以从来不挨老师批评。”现在，在父母的眼光看来，四姐妹的生活各自有分工：老大最懒，像思想家；老二喜欢跟长辈打交道；老三在文工团里人际关系搞得不错；老四最勤奋。

　　单冬春为女儿们想得很远。他的计划盘算到了后年：如果四姐妹在艺术表演的路上不能上一个台阶，就让四姐妹回杭州一齐做幼教老师；他的妻子则要求四姐妹到25岁以后才能谈恋爱。不过他们也知道，越接近成年，四个样貌性格原来几无差异的女儿，始终要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一面———“新的问题是，如果四姐妹这样互相‘依赖’着生活下去，她们各自以后如何独立地适应社会？”发掘过多胞胎“集体优势”的父亲对着记者自言自语。他又在发愁新问题了。

　　单冬春不知道，按照四姐妹内部的眼光看，她们之间的这种区别跟父母想象的是另一码事：大姐内向，喜欢想问题；二姐敢想敢做；三妹比较敏感，容易冲动；老四胆子最小。11月的周末，老二希望出门，被妈妈责备了一顿，但她还是趁着记者采访时机，戴着粉红色的帽子蹬出了小巷子。周末过后，四姐妹就要回南京了，她们又可以游离在父母的监督之外，上QQ，发短信，认识新朋友，开始尝试独立、完整的生活实践了。据《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