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贾维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教授； 前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副部长温迪·贾维发言：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首先我不想强调作为一个学术的人来讲这个问题，我更多想讲我在澳大利亚20多年在政府方面的观点，主要是政府在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一些观点。

　　我会介绍一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且介绍一些很多的工作，原住民儿童的教育，还有少数民族的一些教育，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就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在那里居住了40多年，他们是澳大利亚最弱势的群体，我去年在越南也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在做儿童的早期发展项目，这是我的一个背景。

　　首先我会说一下为什么政府在儿童早期发展中有这么关键的作用，政府实际上发挥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联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工作。理想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是以儿童为中心，但现实不是这样的，我还会介绍一下整合的服务，为什么整合的服务为什么难以实现，我还会介绍高质量儿童早期发展和整合服务，政府的持续承诺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政府的承诺是非常重要，最后一个结论我们要从小处做起。

　　首先介绍一下政府，正常对政府的解释，政府就是一个政策管理和拨款方面的决策，可能是国家，省级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十分弱势的儿童来说，政府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和监管，还有提升意识，甚至制定就业的条件等等。我们一个国家就会只有那些精英才会从国家获得好处，弱势群体就没有机会。

　　还有其他部门参与，比如说社区、家庭、学校参与儿童早期发展，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儿童能够获得更好的健康、护理和营养。这就意味着儿童必须在各种政策当中都成为中心，在每个国家都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们都会对儿童产生影响，不仅是扶贫还是卫生政策，还是农村发展政策，都会影响到儿童。所以最重要是这些政策要相互协调，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

　　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典型一种做法，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战略框架，要有一个愿景和结果，要有目标，然后还有重点的行动领域，在澳大利亚当然我们是这样的模式，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学前教育，还有一个愿景就是能够提高他们健康水平，同时降低死亡率。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目标定为提供的优质服务，一旦我们制定了这个战略以后，我们也需要把国家和省级，和地区政府的战略协调起来，这个我们在越南，我们做了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要设计建立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然后要给这些比较贫困的省提供一些财政转移支付，然后把最大的资源应该是向最脆弱的人群，或者是贫困的人群倾斜，这个是一个整合的模式，在智利也是用的这个模式，有的是提供普遍的服务和支持，这是最大的圈。在澳大利亚比如说免疫项目是针对每一个儿童的，在有针对性的交互模式是越南的模式，主要是把重点放在贫困和弱势群体。还有一种是集中的交互模式，这是最理想的交互模式，当然现实与我们的愿景是非常不同的，在我和政府结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他们都曾在合作方面存在很多的困难，大家可能在公开的场合经常说要使不同的部门之间要相互合作，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对于政策的优先重点都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说到底谁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或者是怎么样一起来规划，然后资源怎么来分配，大家都在争取公共资源，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一些部门可能对放弃他的主导权，要交给另一个部门去主管财政，在官僚政治当中是很难做的。

　　但是，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就更加困难，因为最早各个部门之间是对各种因素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把政策重点放在培训教师方面，还是提高教师质量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认为是不是师生比例是一个重点，有一些教师也不理解儿童的营养对儿童发展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错配的现象非常明显，当然在地方层面也有分歧，最终结果就是公共政策的确定者，他们的目标也很多，不同的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是你又要提供一种一体化的整合服务模式，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们总是需要听取中央的指导意见，然后要和地方政府协调也很困难。

　　还有一些在社区的层面，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难处，因此在制定长期政策方面，会很有挑战。我知道很多的部门都说你们老是互相争论，互相争斗，这个太难做了，我们做不下去了，但是我在很多国家都看到这样的现象。但是在现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在中国或者越南，或者澳大利亚，都在说要提供普惠的学前教育。但是我知道在越南有些地方的儿童是发育迟缓的，然后身体健康状况是非常差的。因此他们在这些地区来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因为缺乏营养健康方面的成分，所以发展项目可能时间会长。

　　那么到底怎么做？我觉得没有唯一正确的模式，但是最重要是地方这些安排必须要符合地方的实际，你不可能有一个中央主导的模式，然后在各个地区都复制同样的模式，因为你必须要符合当地的需求。今天上午印尼的经验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就是对少数的儿童也需要不同的模式，在澳大利亚他们对政府是相当的不信任，所以你需要用一些软的切入点，比如说你提供一些游戏小组，然后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推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项目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叫家庭亲子互动项目。我们发现经过评估以后，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还有也有招聘一些少数族裔的教师，因为他们是尊重当地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他们得不到尊重，他们就不愿意去从事教师的工作。

　　另外很多的国家很多孩子都是由祖父母来照顾，这个方面我就不再赘述了。在社区的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协调人员，他们这些协调人员唯一工作就是让各个政府部门协调工作，而且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来证明这个项目的有效性。

　　另外我觉得大家需要分享这个成功的经验，同时要分享失败的经验，如果这个地方的政府没有得到中央部门的授权，他们就没有办法把重点放在地方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上，我可以说的就是如果是不成功的模式，就是不给地方授权。

　　最后我介绍一下关于师资队伍的人员发展，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教师的培训项目，这个培训要包括打破不同职业之间的障碍，很多的教师人员其实并不知道游戏对儿童是多么的重要。另外一个我想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保持政府对教育质量的关注，这个领域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有三点我们可以考虑：

　　第一个就是大多数政府利益攸关者是比较薄弱的，都不能强势的，另外要提高质量是非常昂贵的，需要时间，很多利益攸关者在很多国家没有太多的发言人，年有的儿童肯定是没有发言权。另外真正可以从中受益的贫困父母和祖父母也没有获得权利。那些确实有发言权的人，都是精英或者城市的这些父母，他们更关注是幼儿园，通常就会使得政府的资源过多倾向于这些城市的幼儿园，使得中产阶级受惠，对真正贫困和弱势的儿童没有照顾到。另外企业对早教教育兴趣也不一大。

　　第二个观点是高质量是非常昂贵的，我也很高兴接下来几天去青海看一下低成本的试点项目，因为很多的成本是跟教师的工资直接相关的，如果你真的希望有好的教师，你得不停投资于他们的职业教育。一个老师带15个学生这样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在越南看到，有的一个教师带40个学生，所以说营养补充实际上也不一定是很昂贵，但是真的要提高教育质量确实是很贵的。

　　另外就是高质量的教育需要时间，尤其是在那些少数族裔的家庭，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获得政府的信任，有的时候期望他们用一年的时间信任政府，因为建立信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管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他们都希望尽快看到结果，所以当然建儿童中心，建幼儿园很快就能看到效果，我们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的。他们没有投资就是给教师的培训，或者是开展研讨会。

　　我想说的是，实际要让政府来关注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认为最关键就是要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出正确的结果，我们在澳大利亚收集不少的证据，财政部的官员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我们用对提高生产力的结果去说服他们。

　　最后我们需要有高质量的评估和检测，然后我们要把成功的试点项目推广，并且进行微调，最后就是从失败当中学习，政府官员是很不愿意承认失败的，我们总是会指责别人，但是我们需要从失败当中来学习，无论是在拓展项目的规模也好，还是其他的方面，我们都要从失败当中学习经验。

　　最后总结一下政府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要经常对教育的质量进行评估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