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有“新希望家园”成员头像的茶杯

　　6年来，每当有邻居或同事问起张宜的独生儿子，她总会挤出一个笑容说，孩子在国外。

　　然而，“在国外”的儿子永远没有归期，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位母亲一度认为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那个人。直到两年前的初夏，她偶然找到了“组织”。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痛不欲生的自己即将面对一次新的旅程。

　　悲伤的父母日复一日地哀叹着自己的苦难，他们彼此不认识，不知道自己并非唯一的受难者。

　　自从23岁的儿子因心脏病去世，张宜切断了一切和同事、朋友的来往，和丈夫把家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搬到了昌平，因为“那里没人认识我”。

　　在昌平，张宜几乎从不走出社区，遇到热衷谈论孩子的邻居，她就撒谎以对。回到家，她关起房门，让伤心和眼泪填满所有空闲的时间。家里电话响了，她的第一反应是害怕：谁又来试探性地问我孩子的事儿了？

　　那段时间，刚过50岁的她头发白了大半。

　　李如和张宜原本同住在一个街道，她们从未认识过彼此，却有着相似的命运。2005年的一个冬夜，李如17岁的儿子要到同学家去学习、留宿。在此之前，除了学校军训，她从没让儿子夜不归宿过。“因为他俩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就让他去了”。就在当晚，同学家发生火灾，孩子再也没能回家。

　　李如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为此，她甚至不敢在别人面前展露一丝笑容，因为在她看来，所有人都在心里评价她： “你孩子没了，你还有脸笑？”还未退休的她无法面对家人和同事，总是刚要张口说话就已经哽咽失声，“眼泪在眼眶里就从来没有干过”。

　　比起张宜和李如，田静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1988年，30岁的产妇田静剖腹产下一个大眼睛长睫毛的小女孩。7天后，因为护士喂奶不慎，婴孩早夭。尝试怀孕屡次失败后，受尽婆家白眼的田静主动提出和丈夫分居。

　　“没过多久，我回家取东西”，田静说着，眼中已看不出任何悲喜，“站在楼下，我就看到阳台上晾着别的女人的衣服”。20多年来，她没有再婚，也从未主动对旁人提起自己的经历。每当听别人聊到各自的孩子，田静就默默走开。

　　简单的笑容，与人正常的交往，成为大多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最昂贵的奢侈品。他们最怕过节，也怕听到别人的孩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在同事和家人眼里，他们几乎是病人。

　　这些悲伤的父母日复一日地哀叹着自己的苦难，他们彼此不认识，不知道自己并非唯一的受难者。

　　2009年5月的一天，张宜接到户籍所在的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打来的电话，称社区组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到通州梨园看看，散散心。张宜的丈夫“死活不去”，她碍于“面子”，勉强去了。张宜至今记得当天的场景，20多人，都阴着脸，低着头走路，互相之间默默无言。“哪儿像是去玩儿啊！”

　　李如则以上班为理由当下拒绝，她认为自己“跟他们无话可说”。

　　尽管刚开始的尝试“愁云惨雾”，在一套两居室的居委会办公用房内，一个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互助平台诞生了。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是这个平台的搭建者，并为它命名为“新希望家园”，希望这些家庭能够获得一个交流、沟通的机会。最初，“家园”的成员有57户84人。其中，因离异、丧偶等原因孤身一人生活的人数超过了20%。

　　购买简单的几样家具，雇用两名工作人员——最初的“家园”显得有些简陋。大多数接到电话的人和张宜的反应一样，都是“不想去”。 “第一次会过去，纯粹面子上抹不下来。”

　　好不容易有三五个人愿意参加聚会，但坐在“家园”的小屋里，大家要么是“大眼瞪小眼”，要么就是开“哭诉会”。

　　当她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那种被抛弃的感觉，迅速地被淡化了

　　2011年，“新希望家园”搬至北营房中街一幢东西走向、装修一新的平房。外墙粉白相间，占地150平方米左右，所有房间被打通，呈长条状。推开玻璃门，就能看到粉红色的壁纸包裹住墙面，墙上挂满“家园”成员的摄影作品。穿过门厅，依次是厨艺展示区、餐厅、书报阅览厅、小型“网吧”、棋牌室和影音活动室。

　　现任展览路街道办计协科长高宏彦在装修期间，就已经发现“成员”们的改变。

　　原本需要“拉着拽着”才答应参加活动的人，有的会主动找她出谋划策，有的遛弯儿时会特意绕过来看看装修进程。高宏彦知道，他们其实很矛盾，一方面畏惧与外界接触，一方面却对有着相同命运的群体心向往之。

　　在“家园”的一名成员赵华看来，同病相怜——这是人最朴实的情感之一。这位曾经的小学语文老师从前认为自己已经尝尽了人世的悲凉——孩子病重、家庭解体、孩子去世。直到她走进“家园”，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最苦命的人。

　　“我不是不需要和人交流，只是没法和周围那些有孩子的人交流。”赵华说，当她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那种被抛弃的感觉，迅速地被淡化了。

　　这群有着相似命运的人在慢慢地卸下心防。他们一起排练歌曲，一起打乒乓球，一起春游，一起聚餐，一起谈天说地。两年后，他们已经拥有了太多共同的回忆。

　　如今聚在一起时，大家都不会再提起伤痛的往事。若是谁又泛起了伤感，大家就默默地听着他说一会儿，然后再岔开话题。

　　3月17日上午，“新希望家园”内，张宜打开一扇橱柜门，拿出一袋面粉，再拿出和面的小盆。田静则在案板上把芹菜切碎，李如从调料柜里抽出酱油瓶，搅拌着一盆肉馅。

　　中午要包顿饺子，馅儿是李如从家里带来的。没有人安排“活儿”，她们一边默契配合，一边聊着“家务事儿”。张宜有时会指出田静切菜“一看就不是干活儿的人”，田静就笑呵呵的，“贯彻”张宜的“指导”。

　　每逢周二，“家园”合唱团还会聚在一起唱歌。年逾六旬的孟媛每次出现在伙伴们面前时，“穿衣服从不重样”。好姐妹赵华由衷为她高兴，“她知道打扮自己，就是特大的改变”。

　　“伤痕是无法消除的。”赵华坦言道，“我也想过死，但生活最终还是要继续。你看我这个破锣嗓子，也会跟着合唱团瞎吼”。 走进“家园”的人，没有谁会对谁另眼相看。这间屋子里“有的只是一群失去唯一孩子的父亲母亲，在互相搀扶着继续走下去”。 在他们的生活里，这个“大家庭”已经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张宜扳着手指头边数边说：“每周至少来两三次，见伙伴的时间比见亲戚还多，他们已经是我的亲人了。”

　　有时候，他们也会安慰自己，“‘家园’能给的，换成子女们也莫过于此了”，但想到未来，他们还是会害怕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12年新希望家园成员共有71户，101人。 “这仅仅是一个展览路街道辖区内的数字”，高宏彦说。据统计，整个西城区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大概有超过500户(独生子女死亡，父母满49周岁)，女性数量超过男性近20%。

　　“家园”常客一般固定在二三十个，女性占多数。在徐立看来，“男的要面子，比女人更难走出来”。每当有新的成员加入，徐立总是很高兴。“不是因为又来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徐立解释道，“是因为又看到一个能‘走出来’的”。

　　不断增加的人数意味着不断增加的投入。两年以来，街道办已经为“家园”投入资金超过100万元，包括房屋装修和硬件设备的添置。这其中，上级单位的专项拨款仅占两成。

　　对高宏彦和李晓鹏来说，资金并不是她们最担心的事。在“家园”成员中，50至60周岁的占一半以上， 也有超过70岁甚至80岁的。“他们正在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李晓鹏皱起了眉头，语速越来越快。

　　就在不久前的某天，田静的血压突升至190，她一个人去了医院，医生对她拍桌子：“你怎么敢一个人来？你的儿女太不像话了！”回到家里，田静对与她同住的侄子说：“孩子，要是哪天回来看到姑姑在沙发上睡着，你别怕打扰我，喊一声。我怕死了都没人知道。”

　　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3.1人，这意味着，大量一个子辈、两个父辈、四个祖辈的“四二一”型家庭结构形成。

　　更何况，对“田静们”来说，是没有子女可以指望的。按照北京市对“特服家庭”的有关规定，满49周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能获得每人每月200元的补贴。有时候，“家园”成员也会安慰自己，“‘家园’能给的，换成子女们也莫过于此了”，但想到未来，他们还是会害怕。

　　提到未来，赵华扶了下眼镜，微微昂起头。“那天要来的话，我希望我‘咔吧’一下就过去了，干干脆脆，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这位爱看新闻节目、爱读书的退休教师带着一丝悲壮说。

　　而重新爱上生活的张宜并不这么想： “我相信等我老了，国家一定会管我。”眼下，她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次从未尝试过的远途旅行，“最好是能在外面住一晚”。　　(所有“新希望家园”成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