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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失去独生子女家长(图)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3月22日 08:59  中国青年报  微博
印有“新希望家园”成员头像的茶杯印有“新希望家园”成员头像的茶杯

  6年来,每当有邻居或同事问起张宜的独生儿子,她总会挤出一个笑容说,孩子在国外。

  然而,“在国外”的儿子永远没有归期,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位母亲一度认为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那个人。直到两年前的初夏,她偶然找到了“组织”。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痛不欲生的自己即将面对一次新的旅程。

  悲伤的父母日复一日地哀叹着自己的苦难,他们彼此不认识,不知道自己并非唯一的受难者。

  自从23岁的儿子因心脏病去世,张宜切断了一切和同事、朋友的来往,和丈夫把家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搬到了昌平,因为“那里没人认识我”。

  在昌平,张宜几乎从不走出社区,遇到热衷谈论孩子的邻居,她就撒谎以对。回到家,她关起房门,让伤心和眼泪填满所有空闲的时间。家里电话响了,她的第一反应是害怕:谁又来试探性地问我孩子的事儿了?

  那段时间,刚过50岁的她头发白了大半。

  李如和张宜原本同住在一个街道,她们从未认识过彼此,却有着相似的命运。2005年的一个冬夜,李如17岁的儿子要到同学家去学习、留宿。在此之前,除了学校军训,她从没让儿子夜不归宿过。“因为他俩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就让他去了”。就在当晚,同学家发生火灾,孩子再也没能回家。

  李如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为此,她甚至不敢在别人面前展露一丝笑容,因为在她看来,所有人都在心里评价她: “你孩子没了,你还有脸笑?”还未退休的她无法面对家人和同事,总是刚要张口说话就已经哽咽失声,“眼泪在眼眶里就从来没有干过”。

  比起张宜和李如,田静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1988年,30岁的产妇田静剖腹产下一个大眼睛长睫毛的小女孩。7天后,因为护士喂奶不慎,婴孩早夭。尝试怀孕屡次失败后,受尽婆家白眼的田静主动提出和丈夫分居。

  “没过多久,我回家取东西”,田静说着,眼中已看不出任何悲喜,“站在楼下,我就看到阳台上晾着别的女人的衣服”。20多年来,她没有再婚,也从未主动对旁人提起自己的经历。每当听别人聊到各自的孩子,田静就默默走开。

  简单的笑容,与人正常的交往,成为大多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最昂贵的奢侈品。他们最怕过节,也怕听到别人的孩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在同事和家人眼里,他们几乎是病人。

  这些悲伤的父母日复一日地哀叹着自己的苦难,他们彼此不认识,不知道自己并非唯一的受难者。

  2009年5月的一天,张宜接到户籍所在的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打来的电话,称社区组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到通州梨园看看,散散心。张宜的丈夫“死活不去”,她碍于“面子”,勉强去了。张宜至今记得当天的场景,20多人,都阴着脸,低着头走路,互相之间默默无言。“哪儿像是去玩儿啊!”

  李如则以上班为理由当下拒绝,她认为自己“跟他们无话可说”。

  尽管刚开始的尝试“愁云惨雾”,在一套两居室的居委会办公用房内,一个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互助平台诞生了。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是这个平台的搭建者,并为它命名为“新希望家园”,希望这些家庭能够获得一个交流、沟通的机会。最初,“家园”的成员有57户84人。其中,因离异、丧偶等原因孤身一人生活的人数超过了20%。

  购买简单的几样家具,雇用两名工作人员——最初的“家园”显得有些简陋。大多数接到电话的人和张宜的反应一样,都是“不想去”。 “第一次会过去,纯粹面子上抹不下来。”

  好不容易有三五个人愿意参加聚会,但坐在“家园”的小屋里,大家要么是“大眼瞪小眼”,要么就是开“哭诉会”。

  当她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那种被抛弃的感觉,迅速地被淡化了

  2011年,“新希望家园”搬至北营房中街一幢东西走向、装修一新的平房。外墙粉白相间,占地150平方米左右,所有房间被打通,呈长条状。推开玻璃门,就能看到粉红色的壁纸包裹住墙面,墙上挂满“家园”成员的摄影作品。穿过门厅,依次是厨艺展示区、餐厅、书报阅览厅、小型“网吧”、棋牌室和影音活动室。

  现任展览路街道办计协科长高宏彦在装修期间,就已经发现“成员”们的改变。

  原本需要“拉着拽着”才答应参加活动的人,有的会主动找她出谋划策,有的遛弯儿时会特意绕过来看看装修进程。高宏彦知道,他们其实很矛盾,一方面畏惧与外界接触,一方面却对有着相同命运的群体心向往之。

  在“家园”的一名成员赵华看来,同病相怜——这是人最朴实的情感之一。这位曾经的小学语文老师从前认为自己已经尝尽了人世的悲凉——孩子病重、家庭解体、孩子去世。直到她走进“家园”,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最苦命的人。

  “我不是不需要和人交流,只是没法和周围那些有孩子的人交流。”赵华说,当她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那种被抛弃的感觉,迅速地被淡化了。

  这群有着相似命运的人在慢慢地卸下心防。他们一起排练歌曲,一起打乒乓球,一起春游,一起聚餐,一起谈天说地。两年后,他们已经拥有了太多共同的回忆。

  如今聚在一起时,大家都不会再提起伤痛的往事。若是谁又泛起了伤感,大家就默默地听着他说一会儿,然后再岔开话题。

  3月17日上午,“新希望家园”内,张宜打开一扇橱柜门,拿出一袋面粉,再拿出和面的小盆。田静则在案板上把芹菜切碎,李如从调料柜里抽出酱油瓶,搅拌着一盆肉馅。

  中午要包顿饺子,馅儿是李如从家里带来的。没有人安排“活儿”,她们一边默契配合,一边聊着“家务事儿”。张宜有时会指出田静切菜“一看就不是干活儿的人”,田静就笑呵呵的,“贯彻”张宜的“指导”。

  每逢周二,“家园”合唱团还会聚在一起唱歌。年逾六旬的孟媛每次出现在伙伴们面前时,“穿衣服从不重样”。好姐妹赵华由衷为她高兴,“她知道打扮自己,就是特大的改变”。

  “伤痕是无法消除的。”赵华坦言道,“我也想过死,但生活最终还是要继续。你看我这个破锣嗓子,也会跟着合唱团瞎吼”。 走进“家园”的人,没有谁会对谁另眼相看。这间屋子里“有的只是一群失去唯一孩子的父亲母亲,在互相搀扶着继续走下去”。 在他们的生活里,这个“大家庭”已经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张宜扳着手指头边数边说:“每周至少来两三次,见伙伴的时间比见亲戚还多,他们已经是我的亲人了。”

  有时候,他们也会安慰自己,“‘家园’能给的,换成子女们也莫过于此了”,但想到未来,他们还是会害怕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12年新希望家园成员共有71户,101人。 “这仅仅是一个展览路街道辖区内的数字”,高宏彦说。据统计,整个西城区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大概有超过500户(独生子女死亡,父母满49周岁),女性数量超过男性近20%。

  “家园”常客一般固定在二三十个,女性占多数。在徐立看来,“男的要面子,比女人更难走出来”。每当有新的成员加入,徐立总是很高兴。“不是因为又来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徐立解释道,“是因为又看到一个能‘走出来’的”。

  不断增加的人数意味着不断增加的投入。两年以来,街道办已经为“家园”投入资金超过100万元,包括房屋装修和硬件设备的添置。这其中,上级单位的专项拨款仅占两成。

  对高宏彦和李晓鹏来说,资金并不是她们最担心的事。在“家园”成员中,50至60周岁的占一半以上, 也有超过70岁甚至80岁的。“他们正在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李晓鹏皱起了眉头,语速越来越快。

  就在不久前的某天,田静的血压突升至190,她一个人去了医院,医生对她拍桌子:“你怎么敢一个人来?你的儿女太不像话了!”回到家里,田静对与她同住的侄子说:“孩子,要是哪天回来看到姑姑在沙发上睡着,你别怕打扰我,喊一声。我怕死了都没人知道。”

  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3.1人,这意味着,大量一个子辈、两个父辈、四个祖辈的“四二一”型家庭结构形成。

  更何况,对“田静们”来说,是没有子女可以指望的。按照北京市对“特服家庭”的有关规定,满49周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能获得每人每月200元的补贴。有时候,“家园”成员也会安慰自己,“‘家园’能给的,换成子女们也莫过于此了”,但想到未来,他们还是会害怕。

  提到未来,赵华扶了下眼镜,微微昂起头。“那天要来的话,我希望我‘咔吧’一下就过去了,干干脆脆,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这位爱看新闻节目、爱读书的退休教师带着一丝悲壮说。

  而重新爱上生活的张宜并不这么想: “我相信等我老了,国家一定会管我。”眼下,她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次从未尝试过的远途旅行,“最好是能在外面住一晚”。  (所有“新希望家园”成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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