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的双胞胎约翰和萨姆是如此想像，又如此不同。它们都患有自闭症，具体表现确实背道而驰的两个极端。约翰不大说话，只是拍打双手表示兴奋，萨姆却以激光般集中的全部注意力摆弄着一部iPad。

　　生于中国的吉莉恩-肖和莉莉-麦克劳德在襁褓中被两对，加拿大夫妇收养，像这种由知情者把一对双胞胎分开抚养的案例很少见。两家人常常聚会，让两姐妹一起玩，弥补她们损失的亲近时光。

　　“我们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唐-沃尔夫这样形容自己和兄弟戴夫，解答了他们何以能亲密无间地运作了18年之久的卡车货运搭档。“他的臭毛病比我多。但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而且有着同样的幽默感。”

　　两个都是一岁半，德克兰-康拉德的体重却比双生兄弟菲尼安沉了将近十斤。两个男孩自打在娘胎里就以不同的速度生长，他们公用一个胎盘，血流和营养的供给确却是厚此薄彼的。

　　迈克和鲍勃-布莱恩的双打组合有六个年头是世界排名第一，夺冠73次，包括2011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33岁的两兄弟的默契程度，令对手硬是说他们之间有心灵感应。

　　戴安娜-博扎在弗吉尼亚州一家护理院中安抚着同卵双生的姐妹德博拉——她于八年前被诊断出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如今以完全失去行动能力，而戴安娜仍毫无患病的征兆。

　　双生吉姆

　　利用双胞胎来衡量遗传影响的想法可追溯至1875年，是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 高尔顿首先提出的(将先天、后天影响并立的英文词语“nature and nurture”也是他造的)。但双胞胎研究在1980年代出人意料地拐了个弯，缘由是：人们在许多自出生即被分开的同卵双生子身上发现了异乎寻常的现象。故事始于一对都被起名叫吉姆的双生兄弟，美国媒体对此曾广泛报道。他们1939年在俄亥俄州皮奎市出生，于襁褓中被两对夫妇分别领养，后来一个叫吉姆· 斯普林格，另一个叫吉姆· 路易斯，两边的养父母无意中给他们起了同样的名字。1979年，当39岁的斯普林格跟兄弟重新联系上时，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一连串其他的巧合与类同之处。两人都是身高一米八，体重82公斤。年少时，他们都养过名叫“玩具”的狗，都随家人到佛罗里达州的圣皮特海滩度过假。长大后，他们都跟名叫琳达的女人结过婚又离了婚，第二任妻子又都叫贝蒂。他们给儿子起的名都是詹姆斯· 艾伦(虽然拼写中有一个字母之差)。他们都当过业余警察，都喜欢在家里做木工活儿，都爱犯严重的头痛，都抽塞勒姆牌香烟，喝米勒牌淡味啤酒。虽然他们的发型不同——斯普林格额前有刘海，而路易斯梳了个大背头——微笑的表情却一样，都是把嘴咧向一边；他们说话的嗓音完全分不出彼此，而且都有着满屋子给老婆留情话纸条的做派。

　　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小托马斯· 布沙尔刚一听说两个吉姆的事，立刻就把他们请进了自己的实验室。他领着一帮人给两兄弟做了一系列测试，确证了他俩的相似之处。虽然这对双胞胎分别设计了各自的人生，却似乎仍走了同样的路。

　　“我记得他们刚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桌边，”布沙尔说，“我见他俩手上的指甲都被咬到了根儿。我暗想，没有心理学家问过哪对双胞胎，是不是连咬指甲的习惯都一样。可这就在眼前明摆着了。”

　　后来有些心怀疑忌的人说，这类细节被媒体吹得太夸张了，或者说这毕竟不过是巧合。但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南希· 西格尔力证“双生吉姆”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大约在他们重聚的一年后见到这两兄弟，他们绝没有弄半点虚假。”西格尔说，她于1982年加入了布沙尔的团队，“即便他们的发型不同，我印象中仍分不清谁是谁。”

　　接着，研究者们又发现了其他于年幼时分开、成年后重聚的双胞胎。在20年里，共有137对双胞胎进过布沙尔的实验室，而这个项目也发展成了闻名远近的“明尼苏达失散双胞胎研究”。双胞胎们被测试的方面包括脑力技能——如词汇量、视觉记忆、算术、空间旋转想象——还有肺功能和心脏状况；他们被测过脑波、性格特点和智商，被盘问过以往的性生活史。算起来，每个双胞胎都被1.5万个以上的问题“轰炸”过。“我们连人家七舅姥爷有没有脚气都问了。”布沙尔说。

　　靠着这堆积如山的数据，布沙尔、西格尔和同事们开始剖析人类本性中一些最纠缠难明的谜题：为什么有的人快乐，有的人烦怨？为什么有的人外向，有的人羞怯？人的一般智能从哪里来？其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可遗传性”的统计概念。泛泛来讲，一项特征的可遗传性指的是：某个人群的成员之间在这项特征上的差别，能在多大程度上用基因的差别来解释。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共享某一给定特征的机率与异卵双生子共享该特征的机率，研究者便能计算其间的差别有多少是基因差异造成的。例如，对人类身高的可遗传性估值通常是0.8，也就是说，特定人群中个体之间的身高差别有80%是缘于各人基因结构的不同。

　　当布沙尔等人审视双胞胎智力方面的数据时，得出了一个争议性的结论：对于在同一文化下长大并被赋予同等机会的人来说，智商的高低所反映的大多是遗传上的差异，而不是培训或教育的不同。他们用来自四项不同测试的数据，得出智力的可遗传性数值是0.75，表明基因的强大影响。这直接抵触着行为学家们的普遍共识——人类的大脑最初如同一块空白的石板，等待着被经历雕琢。更使有些人疑忌的是，对智力与血统之关联的暗示令人想起20世纪初在英、美兴起的那场不光彩的优生学运动，当时曾鼓吹通过选择性婚育来增强人口集体的基因优越性。

　　“学校里的极左团体曾想方设法让我滚蛋呢。”布沙尔说。

　　研究者们也探讨了家庭教育对智力水平的影响程度。他们把成长于不同家庭——如“双生吉姆”——和同一家庭的同卵双生子作了对比，发现每一对双胞胎都具有相近的智商，就好像由哪个家庭来养育都无所谓似的。布沙尔等人又立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对子女全无影响；如果没有充满关爱和支持的成长环境，任何孩子都无法发挥其全部的智能潜力。但是，如果要探究一个特定的儿童群体为何后来拥有了参差不齐的智商，那么，75%的原因还是要在遗传上找。

　　除了明尼苏达州的这个项目以外，还有多项其他研究利用双胞胎审视了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例如，一项调查发现，同卵双生的二人中如果有一个是罪犯，那么另一人在同样境况下犯法的机率要比异卵双生子高50%以上，说明基因是犯罪行为的一个潜在肇因。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信仰宗教的热烈程度受遗传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宗派的选择——比方说对于信奉基督者，是成为一名循道宗教徒还是罗马公教教徒——却鲜有遗传。

　　无论科学家们放眼何处，似乎总能发现一只无形的基因影响之手在塑造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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