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起因：女童遭受性侵害案件呈多发趋势

　　调查发现：3年半有2506名未成年女性被性侵害

　　“加害人以诱骗、胁迫手段作案，隐蔽性强且重发多发。尤其是加害人以教师或家庭成员身份作掩护，有长期与被害人近距离接触的便利，不易引起社会、家长的警惕和防范。被害女童由于敬畏心理，在遭受侵害时不敢反抗，事后往往也不敢及时告知家人或报警。”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负责人彭章波对记者说，“正是由于女童性侵害案件的这些特殊性，目前办理此类案件存在‘五大’司法困境：取证难、保护难、救济难、赔偿难、定性难。”

　　记者了解到，以下原因导致侦查取证难度大，难以调查取得充足证据以证明犯罪成立：一是性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大多数发生在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二人在场的情况下，一般没有目击证人；

　　二是被害女童年龄小，不懂保全证据，有的孩子被侵害后及时洗清了加害人留在其身体上、衣物上的精液等证据，有的报案不及时，证据早已遗失；

　　三是被害女童认知和表达能力欠缺，其陈述要么过于幼稚、叙述不清，要么表述过分成人化、易受质疑，证明力较低；

　　四是不少被害人及其家属由于顾虑名誉、二次伤害、加害人胁迫利诱等种种原因抵触调查，不愿配合取证，或者推翻原有陈述。

　　“保护难”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即侦查取证、批捕起诉和法庭庭审等环节，对女童隐私权的保护措施相对欠缺，尤其是针对性侵害案件的被害女童。

　　目前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缺乏保护女童被害人权益的配套措施或规章制度。司法人员身着制服、驾驶警车前往被害人的住所、学校取证的情况非常普遍，无形中使被害人的隐私被公布于众，使其处境更为恶劣；

　　另一方面，对被害女童的反复询问，给其造成“二次伤害”。这种二次伤害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比第一次更为严重。

　　“我们所提出救济难是指心理救济和司法救济。”王映说，被害女童的心理创伤在案发后会不断加重，甚至长期走不出心理阴影。而对被害女童的法律援助也同样缺失。目前，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较为全面，对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则十分薄弱，缺失专门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机制。因此，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被害女童及其家属难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失去最大程度获得经济赔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

　　王映说，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实践中，被害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赔偿的范围和数额都十分有限。

　　调研发现，多数被告人及其家属因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不愿意赔偿，使得身体上、物质上和精神上备受伤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实现经济赔偿的诉求。由于制度不健全，被害女童也难以获得来自国家的救济性补偿。

　　“五难”中的“定性难”也严重阻扰了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受害女童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加害人利用她们思想心理不成熟的弱点，哄骗与其发生性关系，案发后则以嫖娼行为辩解，极力否认是强奸行为以逃避刑事责任。

　　由于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互相矛盾，立法存在的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种情形的定性产生分歧，甚至难以定性，放纵犯罪行为，不利于保护被害人。

　　记者发现，目前我国只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司法制度，而在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方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仍适用同一司法制度，特别是在性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更是一个空白。

　　广东省检察院就此建议：借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有关规定，出台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可操作性文件和措施，建立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刑事司法制度和救助机制。

　　广东省检察院与广东省妇联联合推出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提出，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首先要建立专门的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刑事犯罪案件办案组，由一定比例的女性侦查人员或检察官、法官组成，以利于化解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抵触情绪；其次，在侦查、询问、审判过程中建立对此类被害人隐私权的特殊保护制度。尽可能在第一次制作笔录时就问清案情，如果在庭审时必须被害人作证的，应当安排录像作证，从而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

　　而在完善被害人救助机制方面，广东省检察院则建议：建立法律援助机制和心理援助制度，同时，要完善对被害人的补偿和救济制度，并建立预防未成年人受侵害的综合预防体系和社区保护。在案件办结后，应继续为被害人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本报记者邓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