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童工"辍学真相:不是因为穷 是家长漠视教育

2016年11月30日 10:48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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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童工”视频里光着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辍学少年“常熟童工”视频里光着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辍学少年
在关岭县,台球厅成了辍学孩子消磨时光的最好去处在关岭县,台球厅成了辍学孩子消磨时光的最好去处

  从贵州安顺市到江苏省常熟市,距离约有1900公里。小韦乘坐大巴花了两天多时间,几乎横跨了中国。

  这是他15岁的生涯中走得最久最远的一段路。今年2月,辍学近两年的小韦来到常熟的一家作坊打工。直到11月,作坊因涉嫌雇用童工而被查封,他一共在这里工作生活了9个多月。

  来到常熟这么久,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他却是个陌生人。除了厂房和宿舍以外,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他不认识路,而且也没时间出去玩。

  像小韦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长长的生产线上,他们的存在是公开的秘密——作坊老板、中介,甚至家长与他们自己都心照不宣。根据常熟市相关数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常熟人社部门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

  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对外面的世界抱有美好的幻想,但单调而繁重的工作却将他拴在了工厂的缝纫机前。

  上班、睡觉、玩游戏,成了他们周而复始的日常,像车轮一样,碾过他们的青春。

  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qq空间是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内容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

  直到工厂被政府稽查人员敲开之后,这城市的样子,才一点一点地展现在小韦眼前。

  几天前,梨视频公布了一段视频,不少未成年人在常熟的小作坊里当童工。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展开行动查封作坊,根据北京青年报记者掌握的名单,在找到的10名童工中,有7名来自于云南和贵州,小韦就是其中之一。

  从11月22日起,4名孩子被安置在一家酒店里,有政府工作人员全天候陪同,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在等候父母来接他们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就呆在房间里看电视、玩手机游戏。晚上,工作人员则和他们住在一起,偶尔带他们出去遛遛弯。

  这是小韦来常熟以来,第一次这么悠闲自在。在作坊里,他们和自己操作的缝纫机一样,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不停地运转。早晨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因为是计件工资,小韦每天约要完成800件。在产量面前,老板订下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只有吃饭时可以休息,一般十几、二十分钟,不超过半小时。”累了就戴着耳机听听歌,手不停,作为流水线上的一颗铆钉,他停下来,意味着下一环节就会迟滞。

  qq空间是他们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空间装饰得很炫,内容却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另外一个孩子小杨则在11月15日怨念道“今天其他厂都放假,就我们厂不放”。

  同厂的小刘告诉记者,有时候加班晚了,第二天起不来,老板会去宿舍喊他们,“很多时候上班都是打着迷糊。”每个月,他们只能在1日休息一天,节假日也只有端午可以休息。

  沉默,是疲惫生活的常态,本该爱玩爱扎堆儿的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玩手机成了不可替代的娱乐,即便工作到很晚,睡前也得打一会儿游戏,“有时候甚至通宵玩游戏。”小韦告诉记者。正因如此,老板担心他第二天没精神,影响生产,会在12点收走手机。

  几乎每个人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大约在7月时,小韦差点辞职回家。长期的加班让他觉得有点吃不消——2月份作坊老板冯某去他家,跟他父母商量要招工的时候,他没想到这工作这么累。父母也没多想,只是嘱咐冯某要照顾好小韦,就由他跟着老板远走异乡。

  让他坚持下来的动力,是没有结算的工资。“走了没法结账,扣下的工资就不给了。”小韦介绍说,他们4个“童工”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老板每月先会支付1000元作为生活费,剩下的等到年底结算,如果提前走,被老板扣下的那一部分就算白干了。

  挡不住的辍学脚步

  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打工回来的辍学生,往往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1900公里以外,在不少小韦的同龄人眼里,这样的生活,却是值得艳羡的。

  不读书,就打工。这在小韦的家乡贵州,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小韦告诉记者,他还有5个同学也在江苏打工,工作内容和他差不多。越往乡镇走,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贵州省的初中辍学率为1.17%,但真实的情况还要严峻。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教数学的郑超(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初中刚开学,一个班齐齐整整60多个学生,初一没结束就走了四五个,初二再走几个,初三班上就能空出十来个了。到初中毕业时,往往一个班的学生数只有五十个出头。

  和小韦情况类似,这些孩子离开学校,能找到工作的就去打工,找不到工作的就在街头晃荡。

  这些出去打工的孩子,虽然赚钱不多,但每次回来,都能引进一股二手的“潮流”。

  “一年能攒下5000元就不错了,过年一回来,先买个二手摩托车。”郑超说。出去的孩子不一定会变成熟,但一定变得“社会气”。前几年,他们穿着带破洞的牛仔裤,烫个杀马特的发型,往摩托车上架俩低音炮,轰地在县城的马路上飙出去,马达颤抖着怒吼,混合着低音炮功放的音乐,引来昔日同学纷纷注目。

  这也是老师们最为紧张的时候。往年,郑超从来不允许外出打工的学生打扮成这样出现在教室门口。“有些孩子一看以前的同学打扮成这样,觉得很拉风,自己也会跟着学。”

  往往一个回来,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学不进去。”小韦告诉记者。小学时,他还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上了初中之后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成绩就落了下来。终于,在初一快结束的时候,小韦提出了退学,父母没劝,“他们知道劝我也没有用”;学校老师也没有挽留,“现在的老师哪有劝的,都是随自己”。

  这样的想法,让老师们觉得冤枉。

  学生流失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悄不作声两三天不上学,老师打听到家门上,才知道学生已经出去打工了,还有一次,郑超发现自己代课的一个班有两个学生没有来,问班主任孩子干什么去了,班主任跟他说,“你问这做啥,人家回去结婚去了。”

  在县里另一所中学教八年级语文的李娜(化名)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所带的班级上就有同班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双双辍学结婚。“他们是娃娃亲,现在好像已经怀孕了。”李娜说。

  穷并不是辍学的首因

  这里没有那么多连温饱都满足不了的穷,在老师们眼里,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才是孩子们辍学的原罪

  网友对于常熟童工的评价莫衷一是,不少人认为,是贫穷导致了辍学,而到东部发达地区打工,则是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但这种原因,被多位老师否定。 “我们承认,穷是导致一部分学生辍学的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多位中学老师向北青报记者强调道,“尤其在县里,那种温饱都满足不了的穷很少。”

  语文老师康明(化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政策,贫困生每年有1250元的补助,分摊下来每学期625元,学校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而晚餐也只需要三元。如果节省一点,完全可以解决一个贫困生的温饱问题。况且,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费、书本都是免费的。“我们班上就连自己印的复习资料都不会向贫困生收钱。”郑超说。

  在老师们的眼里,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才是导致孩子们辍学的原罪。

  “别的地方学生捣蛋,老师有时候会停课让学生回去反省,在我们这儿从来不敢这么做。”李娜说,在这里,如果让学生停课反省,相当于就让他们辍学。“他们会跟家长说,老师不让我上了。”

  为了减少学生辍学,当地的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了控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学时,班主任都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几年前,康明到一个学生的家里家访,兴许是被老师唠叨得烦了,学生直接操起镰刀,威胁要砍他。家长在旁边劝,说的话却是“老师你看见了吧,我们是真的管不了。他不想读就不读了吧”。

  这件事情让康明一直记在心上,伴随着他从乡镇的中学一直来到县里的中学。

  家长们所表现出来的淡漠态度,时常让老师们有一种无力感。今年3月,李娜带初三班级,就差三个月就要中考了,学校组织了一次家长会。那一天,李娜专门穿了一身正装,提前站在讲台上等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班里一个家长都没有来。

  茫然是孩子的普遍状态

  狭如一线天的升学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放弃,变成了最容易的选择

  茫然。这是很多这里濒临辍学的孩子的普遍状态,他们不只是不想读书,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没想过那么多,就是单纯想出来。”小韦回忆道,当初离开学校时,他并没有想过打工自食其力,只是觉得趁年轻出去闯闯、见见世面,比在家里呆着要好。

  在关岭县,能坚持读到高中的并不多。李娜告诉记者,今年6月,毕业班500多名学生,只有200多个考上了高中。

  “要是能考到全省有名的安顺二中,上个好大学,差不多就有保障。”郑超说。2016年中考,安顺二中的分数线是549分,数据显示,关岭参加中考的3047名学生中,只有12.83%分数达到了500分以上。

  这狭如一线天的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加之不少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无力辅导学习的爷爷奶奶生活,放弃,变成了面对学业困难时最容易做出的抉择。

  郑超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因为他从来没有带过“重点班”的学生。

  而在这里,普通班,差不多就意味着“与高中无缘”。郑超给北青报记者举了个例子,他在乡镇中学教书时,毕业年级300多人,只有50多人能够挤过中考的独木桥,剩下的学生,都只能在辍学与去职高中选择。

  薄弱的小学阶段教育,让初中老师的课程几乎上不下去。语文老师说,小学毕业生还分不清声母韵母,写不全自己的家庭住址;数学老师则说,初一一上课就蒙了,因为学生乘法除法都还算不清楚。

  “很简单的题,100分的卷子,能考40分就算是可以交待了。”郑超说。

  偶有清醒但乏力的学生找他谈心,不安而惶惑,“老师,人家没读书的出去打工都能赚那么多钱,我就算读完初中,又能怎样呢?”

  他只能尽力去安抚这些孩子,尽量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服他们。“我拿自己跟自己那些没读书的朋友做对比,至少我现在是个老师,而我的那些没读书的朋友们,他们更多是在混日子。”

  然而这么漫长的人生经历,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讲,遥远得甚至不真实。真实的是网吧里并肩打怪的伙伴,与游戏中的分数和排名。

  周日下午五六点,本该是寄宿生返校的时间,北青报记者却在网吧见到了不少稚嫩的面孔,一边是电脑屏幕照映出来的专注,另一边则是台球桌顶灯光照耀下的雀跃。不少人背着书包,但询问起来,每一个都说自己年满十八周岁。

  出去容易回来就难了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

  “既缺乏社会道德,又缺乏社会认同感。”康明说,“老师和学生都缺。”

  今年是他教书的第13年。这13年里,最让他自豪的是教出了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学生。但更多的是失落,他初为人师时教的学生,甚至还有服刑的。

  但他很少给自己现在的学生讲研究生的故事,他把这份荣耀埋在心底,这是作为一名老师隐秘的欣慰与骄傲,“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太遥远,不想给他们太多够不着的东西。”康明说。

  康明最不想在街头看到自己曾经的学生——去外地,或许还意味着自谋生路,而在街头晃荡,则意味着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学生们也同样不想看到他。街头偶遇,总是远远地躲开,或者低头不打招呼就走掉。

  见识过世面的小韦尚未想好今后的日子。他想回家学点计算机技术,小刘则决定补补课,“回去就该上初二了,应该还能跟得上。”

  大部分辍学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家长不甘心,强行把孩子送回学校,可是在外面心野了,即使勉强回到课堂,能坚持下来的也很少。

  2014年,有个家长找到郑超,求他再收下儿子。“他初一就辍学出去打工了,但学籍一直保留着,现在回来直接跟初三班。”郑超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太迟了。”

  但他还是收下了这个学生。考不上高中,考上职高也行。这里一直是重庆职高的重点生源地,不少老师去重庆的职高考察过,“那边的教育至少比我们领先20年。”老师们说。某些热门专业,如汽修、计算机和服装等专业,毕业后的薪资甚至比老师都高,这对于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来说,莫不是一条好出路。

  学生回校之后,郑超照例找他谈话,要求他把“莫西干头”剃了,稍微努力一下,但仅仅安分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郑超去学生寝室查寝,这名学生已经翻墙逃了出去。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但又不忍放弃。

  刚刚开学两个多礼拜,张宇(化名)就坐不住了。没等老师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就开始旷课。勉强挨到11月,便再也不肯去学校。

  没人知道他家在哪儿,康明按照同班同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张宇的母亲。康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宇的父亲嗜赌,全家只依靠母亲摆摊来维持生计。全家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初中毕业,张宇是最小的一个。

  张宇的年龄实在太小,连打工都没处去,只得在街上逛荡,去网吧打游戏。母亲不给他零花钱,但他从不缺钱,在绍兴打工的大哥,一给就是几百元。

  张母对街上网吧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对自己儿子更深。她带着记者去网吧找儿子,网吧管理员都认识她。但张宇不在网吧,她不知道儿子还喜欢去哪儿,也不知道儿子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甚至连儿子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

  母子最近一次交流,是她劝儿子回去读书,气急了,她抄起一根铁棍往儿子身上打去,张宇还了手,撞碎了街边卖小吃的小推车的玻璃,到现在,她的后脑还在疼。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杨宝璐 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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