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儿童更多的表达机会
今年5月2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团中央“中青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市政协礼堂会议中心共同举办了“儿童参与论坛”。
论坛上，6个北京儿童介绍了他们参与媒介报道的经验，并对此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论；一个成人工作组讲述了他们采访西部农村儿童的经历，会场上播放了采访的实况录音，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农村儿童讲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梦想；一个外地打工者的女孩介绍了她在北京求学的经历；40多个10至18岁的儿童，包括打工子弟、聋哑学校的儿童等参加了关于社会参与、学校参与、家庭参与和媒介参与的讨论，就如何改善他们的参与状况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成人与会者们感到很新鲜，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听儿童说话。中国妇女报的记者蔡一平说：“原来我以为儿童不会表达，现在我觉得恰恰相反，是我们不会倾听。我们应该更多地倾听儿童的声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传播处代表查尔斯先生与妻子、孩子一起赶到会场，对儿童参与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我们要向所有的中国儿童，包括农村的儿童，传达我们的声音和愿望：创造美好的未来，意味着要倾听儿童的需要，这种倾听比以前更为重要。”
举办这样的论坛，正是为了寻找、发现、汇集儿童的声音，为了让成人社会听到儿童的声音。
沉默的被关怀者
在大众媒体上，儿童大都是“沉默的被关怀者”，他们几乎没有声音。
2000年，我对1996年至1999年六家主流大报的286篇“六一报道”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即使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仍然不是新闻报道的主角，很少有记者去寻找、发现和报道他们声音。大多数新闻报道强调的是儿童工作成绩，即成人如何重视儿童成长，成人为儿童做了什么等。如：我们如何改善了儿童发展状况、我们为儿童建成了多少活动场所或乐园、我们为儿童捐赠了多少本书、有多少儿童受到社会捐赠、有多少失学儿童返回校园、儿童出版社如何为儿童创造精神食粮、百家少儿报刊送报刊下乡等。
在这类报道中，新闻主体是成人或成人组织机构，他们是事件的发动者和主要参与者，例如：香港知名人士捐建清华大学幼儿园、万豪鞋业公司向山区小学捐赠运动鞋、长岭集团向小学生赠送安全帽、驻济五所高校向儿童捐赠教学用品、警官用生活费给失学儿童买衣服等，儿童的角色仅仅是被教育者、被关注者和被帮助者，他们是被动的且沉默的。
从新闻报道中，我们无从知道儿童对这些“成绩汇报”的看法。儿童仅仅是被关怀的对象，他们不是与成人对话的主体。大多数“六一”报道强调当日活动的快乐和丰富多彩。很多报道使用了“喜气洋洋”、“兴高采烈”、“欢乐海洋”等词汇来描述节日的快乐。在成人看来，文艺节目是儿童快乐最重要的表达。照片上女童经过化妆的笑脸最能有效的表达这种“快乐”。
那么，谁是看者？我们经常读到的是领导人对节目很满意的报道，但我们无从知道儿童观众的感觉。有多少儿童能看上节目？他们喜欢这些节目吗？他们真的在看节目时感到快乐吗？他们是否也喜欢表演一些节目？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吗？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信息。
在“六一”报道中，儿童是许多活动的参与者。但这种参与显然是一种被动参与，如贫困生因其家庭贫困和学业刻苦而被资助者同情，于是他们就有了参与的机会：在“六一”期间，贫困家庭和北京郊区县品学兼优的少儿参观北京海洋馆；10名贫困娃登上天安门；42名山里娃到西安过“六一”。一位女孩激动地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到西安过‘六一’。”资助者的道德优越感和被资助者的感激成了新闻最重要的部分。
当这种寻找“贡献”而不是寻找儿童的声音成为一种思维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忽略儿童，使儿童在新闻报道中成为一种“装饰品”，而不是具有独立声音的主体。
挑战传统的“六一”报道模式
在1996～1999年间，仍然有记者在寻找、发现、传播儿童的声音。虽然数量不多，但形成了对传统的报道模式的挑战。
《中国妇女报》1997年5月30日发表了报道“让我们痛痛快快玩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学生谈理想中的‘六一’儿童节”。记者没有陶醉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而是去主动寻找儿童真正的声音。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记者发现，“和朋友一起玩”，“不喜欢和家长玩”，“不要留作业”，“自己决定怎么过节，不要大人干扰”是孩子们在“六一”期间最向往的事情。以往的儿童节孩子先和父母出去玩，再回来写作业或作文，“真是太可怜了”。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即使是在儿童节日里，儿童的时间和活动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搞不清谁在过节”，成年人在儿童节成了主角，泛滥的儿童用品广告、各种展销、各种儿童商品新上市、各家企业在“六一”期间争相打知名度等。“在这个本该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孩子们却不得不做了观众。”
有些报道虽然没有儿童的声音，但力图从儿童视角来报道“六一”儿童节。如《中国青年报》1999年6月2日发表了报道“孩子的话语权”，针对老师要求孩子在作文中“提高思想性”，提出应该尊重孩子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不要总是用成人的“成熟”的观念去代替孩子的思考，让他们说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把话语权交给他们自己。
同日的《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现场采录“民主的儿童节”，记述了天津少代会民主选举少先队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主席和副主席的过程。“六一”节当天，150名少先队员代表通过竞选、投票和呈报提案，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节日。一位队员代表说：“这是我过得最特别的一个儿童节。现在我才发现我也像大人一样，有举手选举、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这比儿童节的游戏更有趣味。
《人民日报》1997年5月31日的文章《把孩子的节日还给孩子》提到：浙江笑笑幼儿园拒绝排演“六一”节目。这个幼儿园的教师说明，“六一”文艺演出活动中，儿童常常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不能参与决定节目制作和选择；排练过程是竞争性的而非快乐的；更重要的是，参加演出是极少部分儿童的特权，而不是每个人的。他们认为，“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孩子们应该是节日真正的主人。
但是，从总体来看，儿童的声音仍然是微弱的。
“为什么媒介上一定要有儿童的声音？”
作为儿童参与论坛的发起人之一，我经常被问道：“为什么媒介上一定要有儿童的声音？”“为什么儿童报道一定要包括儿童的声音？”“它真有那么重要吗？”
它真的特别重要。
首先，这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之一。1990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2年，我国人大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有责任促进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在中国的实现。
在《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参与权的主要条款是第12条和第13条，即儿童有权利对影响儿童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儿童有参与的权利，是因为：儿童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一个弱小的群体而仅仅需要特殊的照顾，他们应当作为一个拥有权利的群体而被所有人尊重；虽然儿童正处在发展中，但他们仍然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感情和对事物的意见，他们的感情与意见应该得到尊重；如果我们给予儿童适当的支持和尊重，儿童将可能做出合理的、负责任的决定。
其次，儿童的声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人能比儿童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经历、处境、感受和情感，从儿童的视角来看这些经历、处境、感受和情感，才能让世界了解儿童的真正的情况，才是真实、公平的报道。
那么，如何能让世界听到、重视儿童的声音呢？在今年亚太地区儿童与电视论坛上，两名儿童代表说明，方法其实非常简单，第一，请记者在报道儿童问题时一定要采访儿童并报道儿童的声音。第二，帮助儿童获得接近媒体的资源，使儿童能直接报道儿童问题。
这两位代表均来自CE，一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世界性的8岁至18岁儿童新闻报道组织。日本代表Mika Maeda，16岁女孩，是东京CE的编辑。美国代表Alex Berke，也是16岁，已经做了8年的记者和编辑，现在是纽约CE的资深编辑。她们介绍说，CE的使命就是要让世界能听到、重视儿童的声音。
Mika告诉与会者说，在21世纪，人们确实越来越重视儿童问题，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都在报道儿童问题，像我这样的孩子，几乎每一天都可以从媒介上看到有关儿童的新闻报道。有一天，我用“儿童”这一主题词做了检索，发现在一周内日本大报的主要版面上，出现了1715个“儿童”，但是，只有3篇报道包括儿童的声音，即采访了儿童并引用了儿童的话。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儿童报道，但这些报道缺少儿童视角。
美国代表Alex接着强调说：“如果成人能帮助我们获得媒介资源，我们就有能力担当起媒介报道责任。我们不仅能采访儿童，也能成功地采访成人，不管接受采访的成人如何低估我们。CE2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有这种能力。
“当我们采访儿童时，我们有先天的优势，我们年龄相近，更容易相互理解和信任。我10岁时曾采访过童妓。对这些女孩来说，采访是个痛苦的经历。但由于我们同龄，她们对我们不设防，告诉我们很多她们经历的事情。在此之前，很多成人记者采访过她们，但她们不愿意与成人交谈。事后，她们的老师和父母告诉我们，我们的采访对她们认识自己的经历以及今后重返社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而当我们采访成人时，我们会从儿童的角度来提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问题与成人记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成人记者对同类的事件总提同样的问题，也难发现新的可以报道的儿童事件。我们的角度以及我们的问题将改变这一点，世界上将有更多元的声音。”
儿童表达中心
“儿童表达中心”是在中国寻找儿童的声音的一种尝试。
2000年6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团中央“中青网”和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传媒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成立了儿童表达中心。它以“中青网”、“儿童表达中心”网站为基地形成了一个儿童表达组织，鼓励儿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等方式报道和评论新闻，讲述自己的故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儿童表达中心的主要任务有两条。第一个是发现并发出儿童的声音。第二，创造机会，鼓励大众媒体采访和报道儿童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儿童声音，用儿童的声音向社会传达信息，并影响社会。
已有400多名儿童参加了儿童表达中心的活动。他们不是被学校或社会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他们称自己是“平头百姓”。他们通过互联网、报纸或亲戚朋友找到这里，在这里寻找自信和自尊，学习参与和表达。
在儿童参与论坛上，北京铁二中高二学生邓苏鹏介绍了他采访北京市黄庄小学的体会。他说：一提私立学校，我们会想到奢侈和豪华。黄庄小学虽然是一所私立小学，但它是一所地地道道的贫困小学。它的招生对象是外地来京人员子女，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不能上公立学校，只能上这样的“地下小学”。学校没有办学资金，而儿童的父母收入又非常少，一个三口之家的平均收入在1000元到1200元左右，学校只能因陋就简办学。“黄庄小学周围是一些非常破旧的平房，远远地看去好像是张艺谋电影中的北方农村。”进入学校后，看到了低矮的平房，破旧的桌椅，阴冷的宿舍，孩子们还都非常小。
“我们没想到的是只隔了一条马路，就看到了不同的时代，路的这边是90年代，路的那边是60年代”。“我们知道还有比黄庄小学更困难的学校，但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它离北京这样近。”邓苏鹏说：学生们坦率地承认学校老师有体罚的现象，但同时也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他们就没有学上。而这样的学校还没有初中和高中，学生们小学毕业后怎么办呢？邓苏鹏和他的伙伴们写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这些儿童。
高二学生袁畅对4月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国家级儿童论坛作了一个评述。
袁畅首先介绍了儿童代表总结出的中国儿童发展的重要议题：教育；困境中的儿童；娱乐和传媒；环境；卫生与健康等。袁畅解释说，教育问题包括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校内教育应注重提高教师的素质，校外教育要培养家长，诸如性教育问题，家长应该直接面对；传媒，如书籍太脸谱化，不能满足儿童的需要；由于社会治安不好，儿童的生存环境并不十分安全，希望大人给予关注；此外针对儿童的公共设施，少得可怜，儿童不知道到哪里去开展“有意义的活动”；“国家应该加大对儿童的心理教育，与会代表有一些人提出来这个问题，现在的心理咨询所都设在政教处，本来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有胆怯心理，他怎么敢去政教处咨询自己的心理问题呢”；“对于农村孩子，现在的卫生条件连基本的标准都没有达到，更别提心理教育了，请成人多多关心这些问题。”
袁畅对国家级儿童论坛作了评论，她说：总体上说，是比较成功的论坛，因为它有来自各地的代表，包括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也有残疾儿童的代表等，通过随机分组讨论，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区学生的问题充分提出来，然后进行深入讨论。关于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的讨论，是从儿童视角来谈的，儿童发挥了自主权，自己决定议题，自己选举了四名参加亚太地区的儿童代表。
袁畅提出的不足集中在弱势儿童的发展问题上，认为在论坛内容方面“有失平衡”。比如，由于城市儿童积极参与，对3＋X、网络安全、娱乐与传媒问题提了很多，但都是城市儿童的问题。我们在谈对书籍出版的不满和互联网的问题，但农村儿童连订报纸的钱都没有。困境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安全性没有得到充分讨论；此外，困境儿童、农村儿童也需要心理健康教育和性教育，这个问题论坛也重视不够。
倾听农村儿童的声音
在开始启动儿童表达中心项目时，就有很多人提出疑问说：能够上网的儿童有多少？不能上网的儿童是否还有表达机会？农村儿童的声音呢？
的确，由于媒介大都集中在城市，媒介较少关注农村地区儿童，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儿童，导致农村儿童，残疾儿童和其它弱势儿童群体在媒介上发言的机会较少，参与制作媒介产品的机会较少，影响了这部分儿童的媒介和社会参与权利。
2000年暑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动员并培训了10个北师大的大学生、研究生，请他们利用暑期回家乡对本地儿童进行采访录音，共采访了38名儿童，其中20多名农村儿童，10多名外地打工人员子女和福利院残疾儿童。其主要内容是请儿童讲述他们目前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梦想。经过整理后，我们将儿童的声音放在“中青网”的“中国儿童表达”的网站上。
13岁女孩：“我觉得城市的生活就是比乡下好。”“在城市的话，就是可以跟着潮流走，可以知道很多，在乡下的话，那些封建的想法太讨厌，就是太落后了，城市的生活，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以后成才了，就要建一所希望工程学校，让那些像我一样失学的儿童上学。
16岁回族女孩：“我觉得做男孩好。男孩的话，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父母也不会反对。……男孩可以随自己，比较自由。”“我很喜欢看那种课外的、动画类的书，想买的时候，跟父母要钱的话不给，父母会说，一个女孩子家看这些书有什么用？”“我长大以后，我最想开一所回族的学校，把那些和我一样的想读书的回族女孩组织起来一起学文化，少收点学费，给大家做统一的衣服，总是这样想……”
16岁失学女童：“想不出火车是什么样的”。最羡慕村里的教员，“会念字”。
17岁北京打工妹：“自学的想法是到北京以后才有的”，“有文化才可以出去干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13岁男孩：“今年上学的时候，上第一课时，老师把我叫上讲台，让我默写第一课的生词。我上去站在讲台上，写不出来，老师把我打了一顿。我走回自己的座位上，捉起笔来又练写，不一会儿我就会写了，给老师说。老师说，你今天的态度特别好。”
13岁女孩：““洗锅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最难洗了，尤其是做一些放油多的配料”，“洗锅很累”。
15岁男孩：“我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我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焦点访谈”，“因为它是为老百姓办事，它揭穿一些重大时事的面目，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12岁女孩：“我喜欢上学，上学长大了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
13岁男孩：“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感动的是里面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经过磨难之后依然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不顾一切，艰苦奋斗，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3岁女孩：“我最喜欢那种老师，就是跟我们讲知识的时候非常的细心，无论讲多少遍，许多同学还是不会的话，再重复一遍，直到我们弄会为止。然后就是那个老师非常的爱护我们，下课和我们一起玩，上课时就是上课，下课把我们当朋友，那样的老师特别得好。”
13岁女孩：“我就是想做一个歌唱家。因为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我特别喜欢音乐，在我学每一首歌之前，只要听上一两遍就会。”“我喜欢上音乐课，我喜欢听那美妙的音乐声，那音乐能给人带来欢乐和快乐”。“我们音乐老师拿手风琴给我们伴奏，然后是一句一句地教我们。”“有时侯幻想我现在就站在高高的台上，以我嘹亮的歌声唤醒中国、唤醒全世界的人，让他们听听我嘹亮的歌声”。
13岁残疾女孩，住福利院：“我最爱幻想的呀，我是个健康的孩子就行了”，“听阿姨说，除非你健康，才好找家，那样我就好了，不要我了也没事，我们家人不要了也没事，我也不在乎。我要健康了……我要是健康了会有人领养我或有人助养我，我总之也能找个家。”
13岁残疾男孩，老师的助手，住福利院：“我最大的愿望是想学习一些儿童的文件，就是想学儿童心理系。”“我觉得当老师确实不容易，非常地辛苦，还要天天地跟你说、跟孩子相互接触，相互沟通”。
在儿童参与论坛上，项目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郑新蓉女士特别介绍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5年级的同学张绽的发言。
张绽向大家说：“我出生在湖北光水一个小山村里。我老家的生活很好，有很多好朋友，我们学校的名字叫碧山小学，那里的同学对我都很好，使我感觉生活在这样一个温暖集体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学校塌了，当时老师很伤心，因为二、三、四年级的教室已经塌了，同学再也没有安静的学习的地方了。
“妈妈带我和弟弟来到北京，我和小伙伴依依不舍离开了。我们在北京遇到了李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我来到了那所学校。我入学了，那所学校就是现在的北京打工子弟小学。目前，我们的学校是一所不合法的学校，我们学校有2000多人，32个班，从学前班到初中，是一所流动学校，所以我们特别渴望自己有一个固定的学校，就像流动的孩子需要一个流动的家一样，这也许是在做梦，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要努力学习，为理想而奋斗，我的理想是为国家做贡献，我要为人们服务。”
“太遗憾了，这里没有中国儿童的声音”
今年3月，我和中青网总经理陶惠女士一起出席了在希腊召开的儿童与媒介世界峰会。会场上手持各种先进传播“武器”的儿童记者团队总是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尤其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召开“儿童终于说话了”的论坛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震撼。陶惠说：“太遗憾了，这里没有中国儿童的声音。”
我告诉陶惠，其实1998年第二届儿童与媒介世界峰会也没有中国儿童的声音。而且我相信大多数有关儿童的会议或活动，中国儿童的参与都非常少。今年2月中青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下，选派一名11岁的儿童表达中心成员作为评委参加在荷兰举办的世界新闻图片评奖，可以说是中国儿童参与世界性活动的重要开端。陶惠认为：“中国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儿童媒体资源，但在儿童参与理念上和实际运作上还有一些差距。”她说：“中青网建设‘儿童表达中心’太有必要了，我真希望它能成为中国儿童表达的摇篮。”
出席5月20日“儿童参与论坛”的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孙金龙说：“我们国家的少先队员有一亿三千万，他们的声音大小，直接决定着21世纪中国在世界的发言权。因此，‘儿童表达’这个主题本身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应该承认，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发展中国家表达的声音太微弱，总的说来，在世界舞台上，还是发达国家的声音太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垄断了世界的表达。我们国家在21世纪，无论在国际舞台的经济表达、科技表达还是文化表达，最终都取决于中国的青少年。”
在儿童参与论坛一开始，我给与会者介绍了“儿童参与权阶梯”。
儿童参与权阶梯共有8个阶梯：
1.操纵；2.装饰品；3.象征性参与；4.成人决定，但事先通知；5.成人决定，但咨询儿童意见；6.成人策划，但与儿童一起作决定；7.儿童策划，儿童自己决定；8.儿童策划，邀请成人一起讨论，然后作出决定。
前三个阶梯其实属于“不参与”。从表面上看，儿童出现了，好像在参与着什么，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自己意见的可能，也不可能根据儿童的意见改变什么。但从第四个阶梯开始，阶梯越高，儿童参与程度越高。
在儿童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事项都能由儿童做决定，或者都达到第八个阶梯。《儿童权利公约》说明，成人应该根据儿童成熟的程度等原则决定儿童如何参与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教育者和儿童父母应该尽量让儿童达到最大程度的参与。
没想到，儿童们听到参与权阶梯后，马上活跃起来，用它来分析他们的生活。有的儿童说，家庭生活的参与大都是在第五个阶梯上，家长做决定，但征求我们的意见；有的儿童说，有些学校的活动是老师一定要我们参加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也不愿意参加，这是不是第一个阶梯呀？还有的儿童争论现在儿童媒介参与究竟是在第几个阶梯上，大家同意“中青网”的儿童表达中心的一些活动是让儿童在第六、第七或第八阶梯上参与。甚至对于儿童参与论坛本身，儿童们都评价不一。有的儿童认为可以达到第六阶梯，因为论坛是成人策划的，但是是与儿童一起作决定的。但有的儿童不同意，认为仅仅是第四阶梯，属于“成人决定，但事先通知”的情况。也有儿童表达了对“儿童参与论坛”的不满，认为儿童的发言机会太少：“既然是儿童参与论坛，为什么大人说的话比较多，而儿童发言的比较少？”
儿童们还提出：“什么时候我们能做一个达到第八个阶梯的论坛？”“我们聋哑儿童的参与怎么办？为了我们的参与，你们应该大声说话，应该慢慢说。”“如果我们外地的孩子想表达意见到哪里去表达呢？”“我们怎样才能参加世界儿童的论坛？”
我发现，只要给予机会，并帮助儿童获得参与的能力，儿童就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强有力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改变着他们自己，也将改变世界。(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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