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新京报快讯（记者 王俊）今天（3月21日）教育部发布《公告》指出，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结果只能视为荣誉，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承认违规开展的此类活动的成绩或结果。另外，未经教育部批准，各类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不得冠以“全国”字样。 这份全称为《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公告》（简称《公告》）提出，批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各类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应有法律法规或省部级以上文件为依据，坚持从严控制、严格审批，原则上不得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竞赛活动。未经教育部批准，各类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不得冠以“全国”字样。 《公告》要求，组织实施的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必须坚持公益、自愿原则，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条件强行要求学校或学生参加此类活动，不得收取活动费、报名费和其它各种名目的费用，不得组织培训，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相关资料、书籍或商品。 对未经批准、违规举办的此类活动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坚决查处一些“山寨社团”“离岸社团”举办以营利为目的的所谓“国际”“全球”“大中华”赛事。 此外，《公告》强调，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结果只能视为荣誉，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华杯赛”、“学而思杯”、“希望杯”等“杯赛”热度不减，不少中学依托社会培训机构通过各种竞赛选拔学生。今年年初，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整治校外培训。《通知》颁布后，不少“杯赛”叫停。比如，原定于3月10日举行的第23届“华杯赛”决赛，已确定暂缓举行。另一备受关注的“学而思杯”也不再举办。 原标题：教育部：中小学竞赛的获奖结果不得作为招生入学依据[详情]
二胎时代，托幼的尴尬 卫计委、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加紧进行调查研究，将制定我们国家婴幼儿（主要指0岁至3岁）发展的规划，制定行业标准，制定推动和支持婴幼儿事业发展的政治措施，预计今年年内能够出台。资料图 一方面，0岁至3岁托幼服务有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托管服务资质和准入标准不明 陈晨又怀孕了，但与两年前不同，这次她更多感到的是焦虑和烦恼。 由于公公婆婆身体不好，他们还需要保姆照料。她的儿子现在由其父母照看，但两位老人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年纪的孩子身边根本离不开大人，再来个小的我们真的看不了了。” 考虑到日后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陈晨实在没有勇气辞职做一个全职妈妈…… “如果能有招收婴幼儿的幼托班就好了。”但陈晨在附近的幼儿园打听了一圈，能接收的孩子最小年龄也得两岁半。 事实上，和陈晨有相同烦恼的家长并不在少数。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有80%左右的父母在是否要生育二孩上首先考虑的是托幼因素，约有62.3%的受访家长有0岁至3岁托幼的需求。 二胎时代下，托幼问题日益凸显。 “缺位”的幼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托幼问题同样引起了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近两年经常听到家长反映找不到照顾3岁以下幼儿的“托儿所”，这让那些既想要“二胎”又不想耽误工作的家长伤透了脑筋。 崔郁介绍，2016年，国家卫计委调查显示，在不愿生育二孩的家庭中，有60.7%是出于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育。在有3岁以下孩子的18岁至45岁城镇女性中，有近1/3的人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 “由此可见，3岁以下托幼服务严重不足已直接影响到家庭的选择和幸福感，以及‘全面两孩’政策的有效落地。”崔郁直言。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同样常年关注幼儿托育问题。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她曾递交关于将婴幼儿托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建议，鼓励为职工提供福利托育服务。 今年，黄细花重点关注了3岁以下儿童托育服务机构“缺位”的问题，“当前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数量很少，尤其是公办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班严重萎缩。” 法治周末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丰台区几家公办幼儿园，得到的答复均是只接收3岁及以上的儿童入园。 一位公立幼儿园的负责人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为了解决入园难等问题，近些年，公立幼儿园基本都取消了托育班，即便有的幼儿园会在孩子入园前提前半年开设亲子班，但也要求至少有一个家长陪同上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托儿所。 北京公益西桥附近一家私立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也向法治周末记者坦言，私立幼儿园会对入园年龄相对放宽，但一般也不会低于两岁半，“孩子太小几乎没有任何自理能力，除了需要更多专业幼师看护外，也很容易引发纠纷，对幼儿园来说不但投入要增加，责任也太大。” “这一块的资质没人能管” 侯晓丽和丈夫正在为是否生二胎而犯愁。犹豫犯愁的原因是她了解到，曾经帮她照看过女儿的单位内部托儿所早就关闭了。 “以前单位内部有个小托儿所，职工的孩子1岁半就可以送进去，下班再接走。”侯晓丽打听了一下，关闭据说是因为资质出了问题。 事实上，不少企业内部开设的托儿所都面临同样的难题。 2017年被曝光的携程托儿所虐童事件中也披露，该所曾因“没有得到行政许可”而被地方教育部门查封，最终随着上海妇联的介入才得以重新开园。 更直观的例子是去年北京市朝阳区亿佳佳教育国美中心被叫停事件。 2017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亿佳佳教育国美中心收到了教委下发的停止办学通知书。 这所主要为0岁至3岁婴幼儿提供早期教育、临时托管等方面需求的机构几个月前就曾因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许可，接到过朝阳区教委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负责人朱纯燕坦言，接到改正通知书后，她曾与朝阳区教委相关部门沟通，不过对方表示“0岁至3岁这一块的教育资质没人能管”。 对此，朝阳区教委社办科对媒体表示，目前，确实只有针对服务3至6岁孩子办园的审批。要求涉事单位停办，系其没有取得提供教育教学服务的资质，若想提供针对0岁至3岁婴幼儿托管服务，可先取得幼儿园办学许可证，配备相应师资，再咨询其他部门。 在一些“刚需”的家长眼中，既然等不到资质，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单亲妈妈周鸥两岁的女儿一直由其母亲照顾，但今年年初她的母亲突然生病，女儿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又不想找保姆，周鸥决定将她暂时送到附近一家托管机构中。 “每天早8点到晚8点帮忙照看孩子，一周5天，一个月算上饭费4000元。”周鸥去考察过两次，目前这家托管机构有4名老师，都持有高级育婴师或母婴护理师等证件。 周鸥询问过资质问题，该托管机构也很“实在”：“我们不属于幼儿园，目前没有办法在教育部门拿到资质，但在工商部门有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 在该机构，老师与孩子的配比是1：3，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实时看视频监控，报名后的周鸥其实仍对资质问题心存芥蒂：“家长肯定更希望能把孩子送到正规、公办的托幼机构。” 靠政府，也要靠民间 托幼问题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对儿童托幼全过程监管。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在今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教育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安排和要求，对学前教育给予高度关注。 不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陈宝生的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一个概念，“学前教育指的是3岁至6岁儿童的教育，即幼儿园阶段的教育”。 “这其实恰恰反映了我国当前0岁至3岁托育发展的现状。”熊丙奇对法治周末记者直言，近年来国家对3岁至6岁的学前教育不断加大投入，但对0岁至3岁的托幼教育的定位和政府责任还存在一定争议。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称，从教育角度而言其实并不鼓励父母将不满3岁的孩子送进托管机构，因为从出生到3岁这段时期是儿童大脑发育的黄金期，也是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更需要家庭的教育和关怀。当前一些托育机构缺乏专业性，比如，照搬幼儿园的教育方式，直接教孩子背古诗、算算术，这是不科学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隔代照料又易出现养育观念冲突，加之二胎的放开，3岁以下托幼服务也有市场需求。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教育部门审批发放的办学许可证，只针对教授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0岁至3岁的托管机构并不在此范畴。 “我国托幼服务没有明确的审核管理机构，缺少引导和监管，游离在灰色地带。”熊丙奇曾对市面上一些托幼机构做过调查，除了个别由政府采购、在社区服务中心为0岁至3岁幼儿提供临时托管服务外，基本以私立机构为主。由于审批程序模糊，很多机构都只能以家政服务、培训等名义进行工商注册，但工商部门却很难对这类机构的保育服务、师资环境等进行专业监管。 要解决这一问题，崔郁和黄细花都认为应强化政府责任，从国家层面研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黄细花认为应由教育部门牵头并建立卫生、消防等跨部门的协调工作机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消除监管空白。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在推行0岁至6岁托幼教育一体化，根据不同年龄给孩子提供不同的服务和教育。”熊丙奇认为政府也可以根据年龄来制定不同方案，比如，2岁至3岁的托幼可以纳入幼儿园整体建设，这部分教育统一由教育部门管理；而0岁至2岁孩子的托幼服务，考虑到其有更强的保育属性，可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 鼓励现有幼儿园增设托管班，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也是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建议。采访中不少家长也表示更愿意送孩子去幼儿园开办的托管班。 但在储朝晖看来，结合现有幼儿园资源，0岁至3岁托幼服务完全依靠政府是不现实的，应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托幼机构。这其中关键就是要制定相应的准入标准和资质清单，不但有利于政府摸底现有机构，也能给予明确的办园引导。 有些地方其实已在先行先试。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市教委会同市卫计委、市民政局已牵头成立上海市托幼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正在研究制定3岁以下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办法，着力通过引导和规范，推进托育管理。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详情]
网络配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强幼教管理，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建议。 建议认为，以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代表的一些侵害儿童人身权益案件，主要有以下内外因： （一）幼儿园教师招聘条件有缺陷，致使部分心理有缺陷的人员进入幼儿教师队伍。 施暴教师童年时期或被忽视、被虐待致使心理产生缺陷。如果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曾经被严重忽视、被虐待、被暴力对待或者抛弃，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模式是“虐待VS被虐待”的话，成年后，其生命将会继续在“虐待VS被虐待”关系模式中展开。 （二）学前教育师资的来源、准入机制和福利待遇与未成年人保护的需求不匹配。 学前教育师资普遍是中专、大专院校毕业生，而在目前“心理健康远远没有放在与智力培养同等重要位置”的教育现状下，中专、大专学生绝大多数并非基于兴趣选择。学前教育师资在我国整体的教育序列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于是出现连锁反应：无优秀的生源，无优秀的学前教育老师，无严格的行业规范，无福利待遇保障，无尊重有爱的教育。 吴月代表就预防虐童事件发生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提高幼儿教师准入门槛，加快教师资格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幼教师队伍把关机制和淘汰机制，是从头杜绝虐童现象的重要手段：一是适应社会需求，在师范类院校增设扩大学前教育专业，提高录取条件，科学设置学习课程，注重对心理、道德方面的培养和教育。二是加强法律意识、心理素养、道德伦理在教师资格考试考核中的比重，强化对性格特征、情绪调控和应变能力的考察。三是引导提高幼儿教师待遇，增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二是健全监督机制和设施。幼儿园应当根据幼儿成长发育的特点，在不同班级配备不同的师资力量，小班儿童应当加大教师配备比例，以5名老师带班20-25名儿童为宜。国家对幼儿教育建立指南，对幼儿园教学内容、食宿、教师行为等制定细则。设立专门举报电话，鼓励家长对教师教育内容、乱开培训班、体罚学生甚至侵害学生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幼儿园必须无死角安装摄像头，摄像内容保存一个月备查；成立家长委员会，同意家委会不定时抽查幼儿在园录像、饭菜品质、卫生消毒等情况。 三是依法追究幼儿园虐童教师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有虐童行为的涉事教师零容忍，应予以开除并取消其教师资格。对情节恶劣的，还要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19条“对未成年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规定，依法追究虐童教师以及其他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四是认真做好虐童教师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认知和行为矫治。侦查机关除了调查当事人有罪的证据，还应调查其成长经历，深入分析“亲子园”施暴人员的犯罪动机和原因，针对其创伤给予疗愈和专业支持，帮助其脱离熟悉的“虐待VS被虐待”关系模式。 五是认真做好被虐待儿童的创伤修复，尽最大努力阻断暴力的代际传递。为避免被虐儿童产生自卑甚至将虐待和暴力合理化，应集中优势专业力量，对这些孩子和家庭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最大限度阻断暴力的代际传递。[详情]
网络配图 一部《亲爱的》电影，让无数观影者流泪。 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被拐卖儿童、丢失孩子的家庭及那一群连续多年寻找被拐孩子的父母之悲情故事。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卓尔控股董事长阎志指出，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行为，需要国家整体性推进对拐卖儿童违法犯罪活动的综合治理。 买卖儿童应当同罪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幸福源泉。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前我国拐卖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依然存在。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打拐DNA信息库，帮助四千五百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与家人团聚，其中2016年有392名失踪或被拐多年的儿童通过比对和核实找到了亲人。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显示，2015年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数756起。 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免除处罚，对买方行为形成一定震慑作用。 2016年5月上线的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又称“团圆”打拐系统）数据表明：截至2017年年底，该打拐系统已帮助找回2297名儿童，解救被拐儿童超过40名，但仍有61名儿童未能找回。 阎志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多年来，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国反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案发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当前拐卖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仍时有发生，呈现集团化、网络化和交易快捷等趋势。 在阎志看来，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儿童违法犯罪存在的重要原因。 “虽然刑法修正案（九）提高了对收买者的刑罚，但修改后的刑法对收买者的刑罚仍然过轻。”阎志认为，毕竟买卖双方处于供需两端，对犯罪行为的发生都具有重要地位，过于宽宥需求端，不利于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阎志建议，完善刑法相关规定，进一步提高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打击力度。 “删除刑法第241条第6款的规定，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对拐卖儿童罪的既遂标准予以明确细化，对于未遂的犯罪行为也应从重处罚，对需求端形成巨大震慑，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阎志呼吁，还要完善拐卖儿童犯罪的立案、审理和执行程序，细化相关标准和条件，提高立案和审理效率，加大执行和威慑力度。 建立救助管理体系 “目前，中国家庭接送孩子上学现象十分普遍，反映出中国人对儿童人身安全非常缺乏安全感。”阎志说，儿童被拐失踪新闻时有曝出，防范儿童被拐仍然是全国舆论热点及家长们焦虑的焦点之一。 公安部的“团圆”系统累积超过5.3亿人参与到打拐行动中，该系统每条推发微博信息均在10万阅读量上下，最高单条阅读量甚至达到1028万。 “群众对打拐行动的高参与度，侧面说明打拐防拐是舆论热点，同时也折射了人们对儿童人身安全的巨大焦虑。”阎志认为，整体推进对拐卖儿童违法犯罪活动综合治理，是兜牢法制底线，关爱儿童、依法保护儿童基本人身权利的紧迫要求。 阎志呼吁，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性失踪儿童救助管理系统，设立常设专门协调机构，制定联动机制，高效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解救寻找失踪儿童。 “建立全民共防共建的信息预防机制，在全国全面推广DNA数据库、虹膜数据库、人脸识别数据库等技术应用，提高儿童生物识别率，推动被拐儿童第一时间回归原家庭。”阎志建议。 此外，阎志还建议进一步理顺被拐儿童安置救助途径，明确社会福利机构或者社会救助机构对无法找到家庭的被拐儿童的安置责任，对沿街乞讨、流浪儿童进行完全救助，实现儿童零乞讨、零流浪，从严从重打击儿童乞讨“产业链”和幕后操纵者。 很多现实表明，被拐卖儿童即便被解救，对受害家庭造成的伤害也难以弥补。而没有子女的家庭对孩子有着巨大的渴求，这些既需要情感抚慰，也需要系统社会救助。阎志建议，动员教育、社区、医疗、行政等资源设立专门机构，对被拐卖儿童及受害家庭提供心理及生理方面的救治；设立儿童安全奖励基金，引导全民关注及参与救济。 与此同时，阎志呼吁，加强儿童安全教育，在幼小教育中增加、强化安全教育内容，提高儿童安全防范意识。 原标题：对收买被拐儿童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本报记者刘志月 来源：法制日报[详情]
2018年的全国“两会”上，孩子放学无人接管的“三点半”难题也是教育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在3月3日下午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长陈宝生是首个接受记者提问的部长。对于“课后三点半”问题，陈宝生表示，目前，25个省已经下发了通知，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政策措施，接下来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 2018年春季新学期开始，北京大兴区在大兴新城直属地区的60所小学和幼儿园全面试行低龄学生、幼儿免费“课后延时服务”，帮助解决孩子放学无人接管的“三点半”难题。16日，正在开展免费“课后延时服务”的北京大兴区第八小学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参加的学生已经不少，家长们也反映相比校外的托管机构，更放心让孩子课后留在学校里。 此外，已经发布相关政策措施的25个省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也各自摸索了不少可行的解决方法。 2018年3月14日，江苏扬州，放学后的小学生正在树人苑社区科学实验室里学习相关高科技知识。视觉中国 资料 北京大兴给予教师经济补贴 幼儿园、中小学学生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放学，家长却要五点左右才能下班，这段无法同步的时间里，孩子怎么办？3日下午，陈宝生表示，“三点半”现象之所以成为年轻父母们和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难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一个产物，更多表现在大中城市。关心这个问题的年轻父母们，正处在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宝贝抚育的关键阶段。由于分工、作息时间的不匹配，他们没有办法接孩子，带来了“成长中的烦恼”。 针对这个难题，近日，北京大兴新城直属地区的60所小学和幼儿园全面试行低龄学生、幼儿帮助解决孩子放学无人接管的“三点半”难题。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2018年春季开学后，大兴区教委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大兴区小学、幼儿园开展低龄学生、幼儿“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相关要求。 《意见》中明确，服务的学生群体为确因工作原因、实际困难，不能按时接走的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和在园幼儿。此外，始终坚持家长自愿、学生自愿、服务教师自愿的原则，不教授新知识、新技能。 此前，“课后延时服务”前期已经在大兴八小、大兴六小、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3所小学以及大兴一幼、大兴五幼、大兴十一幼3所幼儿园进行了试点。有服务需求的家长提前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申请安排教师。不同班级的学生将组成规模不超过20人的“临时班”，由两名教师管理。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教师会将学生聚拢到固定场所，带领学生看书、完成作业。家长采取随来随接的方式，在六点半前将孩子接走。对于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教师，大兴区政府将通过区财政对其给予一定数量的经济补贴。 大兴八小是第一批试点的小学之一。16日，该校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课后延时服务”正在全校内进行推广，尽管服务仍在试点阶段，但参加的学生已经不少，已有六七十人选择“课后延时”。同时，家长们也反映相比校外的托管机构，更放心让孩子课后留在学校里。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延时时段内值班教师的安排，学校目前基本采取教师自愿或轮流当班的安排措施。“尽管学校现在还没有对负责值班的教师有所补贴，但老师们都很负责，在课后仍能做到按时到岗、认真管理。” 同样已经开始试点的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也正在摸索完善这项新服务。该校迟校长表示，根据教委的指示，学校目前开展的“课后延时”服务仍处于筹备和尝试的阶段，下一步还将等待区教委的后续安排，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服务体系。 各地摸索课后服务新渠道 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充分发挥中小学校主渠道作用，普遍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之后，安徽、重庆、宁夏等地陆续根据本省实际提出了工作要求。其中，除了提供的作业和阅读辅导不少试点学校还增设了课余“新玩法”。 今年全国“两会”上，陈宝生也表示，该《意见》印发一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大概可以分成这四种模式，各有所长。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 其中包括，上海规定中小学课后服务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盖，服务的时间是3点半到5点，参与这项服务的老师在效益工资方面给予倾斜。北京规定3点到5点期间是课后服务时间，主要内容是开展课外活动，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900元。南京探索了一种弹性离校时间，到了放学时间孩子可以弹性离校，学校做出安排进行托管。广西探索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托管问题的路子。 2017年2月下旬，南京市所有公办、民办小学开始实行“弹性离校”制度，为小学生免费提供延时照顾服务，缓解“放学早、下班晚”导致的部分家长接孩子难问题。托管期间，学校将安排专人照管学生自行学习和课外阅读等，并确保学生安全，由市级专项奖补经费为该制度“买单”。 2017年春季学期后，上海市嘉定区启动“四点半行动”。每周，上海市嘉定区紫荆小学都会挑选一批图书，放在专用书架上，学生不必登记，随手就能翻看。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学生放学后多出了足球训练的乐趣。在江苏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江苏大学和本部的20名退休教师撑起了学生弹性在校时段的看护工作。两校关工委成立了“4点钟工作组”，每天由2名退休教师值班陪伴孩子写作业、做手工。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则尝试了向社区购买服务。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后，社区教育学院会牵头组织，带领学生开展各种素质教育活动。福建省福州市也已经通过规范校外托管机构，从硬件建设、人员管理、活动开展等方面制定了标准，依托社会资源，建立了约69个少儿活动服务站，提供课后服务的新渠道。 教育部长陈宝生指出，接下来，一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二要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三点半”难题涉及的相关政策问题。比如3点半到5点托管孩子了，老师的劳动时间加长了，负担就加重了，相应成本怎么分担，相应的劳动法规怎么调解。 对于现在课后托管存在的乱象需要进行治理，比如对于学校周围的托管班加强立法监管。陈宝生说：“相信通过不懈努力，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原标题：“三点半”难题在两会引热议，25省探索课后服务各出高招[详情]
网络配图 3月19日上午9时，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北大厅“部长通道”开启，记者在这里采访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残联副主席鲁勇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一些地方残疾儿童存在入园难、入学难问题，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鲁勇：由于出生缺陷、自然灾害、战争、疾病等，世界上每天都在诞生残疾儿童。关于残疾孩子受教育问题，是党和政府格外关心和重视的人群，我国0-6岁残疾儿童168万，为了保证这些孩子能够和健全孩子一样，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党和国家制定一系列措施。 鲁勇：十八大以来，国家修订特殊教育条例，出台两个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在推动、解决上学问题上，国家建立大数据库，一人一策在推动。对于22万孩子，已经采取措施动态推动改革。 鲁勇：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0%以上，过去几年中，每年都按照一人一案在推动解决。但是现在，按照实名制登记情况看，还有24万左右残疾儿童没有完全解决好义务教育问题。原因是重度占80%，家住在农村的占80%。 鲁勇：呼吁更多人能参与到残疾儿童的志愿教育中，有更多志愿者为残疾孩子做好送教上门的工作。 公号问题：全面奔小康，残疾人一个都不能少，但目前残疾人是最困难的群体，采取什么措施让残疾人不掉队？ 鲁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我们正在采取多方面措施，来推动落实。下一步我们重点在六个方面要落实好更有力的措施。一是完善和落实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残疾人事业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包括在全面建成小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都对群体的帮扶提出要求。 鲁勇：这几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重大文件，过去五年关于加快残疾人小康的顶层设计文件，密度、力度之大，历史少有，体现了党中央对残疾人的格外关心和关注。这次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处直接部署，历史上第一次。按照这样的部署，落实好已有的顶层设计。 鲁勇：强化依法保障。依法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精准帮扶。我国率先建立所有持有残疾人证的残疾人的大数据库。 鲁勇：强化脱贫攻坚。过去5年，我们解决贫困残疾人脱贫问题500多万。激发内生动力。在广大残疾人中间蕴含巨大能量。我们相信有媒体的关心，共同努力，来使全社会都能关心关爱残疾人，让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精神生活更充实。 鲁勇：最后还是要营造良好氛围，为残疾人融入社会，让整个社会树立残疾人观。在这里，我代表我国8500万残疾人，60多万残疾人工作者，给大家鞠躬。 鲁勇：“对于残疾人工作，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不是不重视，而是被忽视。”我期待能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展示我国文明进步的新成果，带动更多人关心关爱残疾人事业。共同努力，共奔小康。（根据网络文字直播整理）[详情]
手捧“铁饭碗”，教师为何离职？ 创意制图/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两会期间，提高教师待遇、改善职称评比体系，提高公办教师“获得感”等声音让教师这一群体再次受到关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校外培训行业、在线教育等的兴盛，给老师带来了更多选择。 被称为“铁饭碗”的教师是否真的迎来了“离职潮”？是哪些因素在影响老师的去留？当今时代背景下，教师以及教育生态又面临着哪些挑战？ 大规模教师离职潮尚未显现 两会期间，教师去留问题引发代表委员的热议。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表示，尽管目前离职的公办教育教师数量并未对公办教师队伍建设构成威胁，但也要引起警觉。 随着家长、学生课外学习需求的提升以及教育技术的发展，各类教育机构不断涌现，在线教师、课程研发教师、独立教师等职业走入大众视野，教育工作者的选择愈发多元，舞台也愈发宽广。 曾在公立学校任职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学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乐天表示，近年来教师的观念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人希望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面对一线城市高房价等生活负担，教师开始选择光明正大地离开而不是偷偷做兼职。 根据新京报教育周刊上周进行的网络调查，有半数参与调查的学校在职教师正考虑离开，原因主要为待遇不高、工作考核多、工作时间长、晋升通道狭窄等。 此背景下，所谓的教师“离职潮”是否已经出现？曾任职广西壮族自治区百强中学英语老师、现在某知名互联网教育机构从事英语核心课程研发的Lilian（化名）曾进行了一次小调查。她发现，很多教师因为工作太累等问题产生了离职念头，且以年轻教师居多，他们的个人职业规划相对不清晰，希望寻求更多的可能性，但最终决定离职的不到这一群体的10%。“公立校老师辞职潮现象并不明显。即便离职，也多为学校间的‘平跳’，”Lilian说。 在一线任教26年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三年级语文老师白健鹰表示，从我校及周边校情况来看，教师的稳定性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教师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加上教师在工作中获得的幸福感、成就感较高，历年来教师待遇也在逐渐提升，让老教师们更有信心干下去。 校内校外平台各具吸引力 在白健鹰看来，留在学校也是出于教育情怀。“比起单一的知识传授，学校承担的更多是育人工作。”刘乐天也认为，公立学校并不功利，相比于拿奖、提分等诉求，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阵地，在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核心素养教育等方面具有优势。 在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基础教育研修中心副主任杨红兵看来，学校拥有最优质的资源，重视不同阶段教师的培训，这是校外机构无法比拟的。杨红兵介绍，从入职培训、日常教研活动到青年教师培训、骨干教师专项培训，学校为不同需求的老师提供了提升的平台。 对比在学校和机构的工作经历，Lilian认为，学校里老师的发展路径更稳定、更清晰，从普通老师、班主任到学科备课组长、年级组长再到管理者，几乎可以预见自己未来的样子，而在体制外则恰恰相反。“对我来说，校外平台更具吸引力，因为发展空间更大，可能性更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自我学习，薪资待遇上也是多劳多得。虽然压力比在体制内大，但同事间的竞争关系也让人特别有动力去提升自己。”Lilian说。 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校外培训行业、在线教育等的发展，“编制”的诱惑力正在减弱。刘乐天认为，学校平台所体现的吸引力更多来源自优质校，普通校留人压力相对大。随着时代变化，体制内待遇、晋升等问题会逐渐凸显，需要各方不断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增强学校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 - 故事 离开“象牙塔” 看到更多可能性 ●张苍术（化名），曾任朝阳区某小学高年级语文老师 “离职前我从没想过会像现在这样生活。”2012年，张苍术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进入朝阳区一所小学做高年级语文老师。“作为班主任，我每天早上6点40分进班出早自习题目，晚上加班改作业，并与家长沟通学生情况，时常忙到夜里11点多。”这是张苍术工作日常。 由于婚后搬家到离校很远的地方，张苍术每天需要赶地铁首班车上班，这让她倍感疲惫，身体健康状况也亮起了红灯。2015年，她从学校离职。“当时很痛苦很纠结，舍不得学生和家长们，也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实在挺不下去了。” 而出乎张苍术意料的是，她把简历挂到某招聘网站后三小时内，就接到了两家培训机构的橄榄枝。“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最后，她选择了一家离家较近的小型培训机构教授大语文课程。 面对挑战，张苍术着手重新学习，一轮下来受益良多，也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一年多后，张苍术又跳槽到一家线上教育公司做教研。“接下来，我还想尝试做学科编辑，打破学段限制，接触整个K12阶段的教学。” 在张苍术看来，离开了学校这一“象牙塔”，自己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自信。但她也强调，在校工作经验对自己后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校外教育是校内教育的延伸和补充，我在学校里积累的经验是根本性的，机构也愿意招聘在学校里工作过的老师。” 并非每位转型的教师都获得了成功。张苍术表示，也有同事从学校离职后无法适应培训机构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要求，还有同事转行做销售但难以适应从“被人求”到“求人”的心理落差。“每个人情况不同，是否离开学校是个人选择问题。” 坚守源于热爱 做老师幸福感强 ●魏萍，北京市第九中学语文教师 “在做事上，您给了我很多启迪，比如原则，比如自主，比如放手……”读着学生毕业后寄给自己的明信片，北京市第九中学语文教师魏萍露出了幸福而骄傲的神情：“这个孩子现在是一名师范生啦，将来可能成为教师。”从教15年，魏萍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热情从未消退：“看起来很平凡，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每当看到孩子们的改变，我心里都充满成就感。” 接手现在的班级后，魏萍发现班里的学生大多过于含蓄，不善表达。“我担心学生的这种性格会对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想引导他们做些改变。”于是，感恩节来临时，魏萍给每名学生发了一张心形便笺，让他们写上自己最想感谢的人和事儿；又抓住新年的时机，向学生表达感谢与祝愿，借此机会提醒学生主动表达自我。经过努力，魏萍发现，班里一名内向而自卑的学生变化明显。“有一次课间，我与学生聊起女儿生了病迟迟未愈，他听说后便专门发短信来关心；不久后，我在课堂上讲到‘做人要通透’，下课后他追上来跟我讨论，告诉我感受。”魏萍说：“我的引导对孩子产生了点滴影响，让我感受到作为教师的价值。” 单纯的工作环境也是让魏萍坚守的原因。“同事间的关系特别好，有什么事都是大家一起帮忙。”魏萍回忆，有一次轮到自己做课，教研组内老师会提建议帮我完善，到了上课当天，更是提前帮忙发学案做准备，让她能从容地讲课。 常年教高三年级，魏萍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她仍然决定坚守一线教学。“对我而言，这个职业的快乐大于无奈。尽管生活不富裕，但我在做着我喜欢的事，内心踏实而幸福。” - 支招 多去反思总结教学规律 ●杨红兵，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基础教育研修中心副主任 首先，职业道德和文化素质是基础。教师需要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职业，且学科素质、教育理论基础扎实。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做孩子的榜样，对孩子的影响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其次，提升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教师即使较少参与科研课题研究，也要带着问题做教学，不断创新。教育具有“时效性”，教师需关注教育改革方向，调整教育理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要照顾到个体差异，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 再次，善于学习，教师要不断接受新的教育理论，智慧地利用技术提升教学效率，并学习借鉴他人教育经验。建议青年教师坚持写教育反思笔记，总结教育教学规律。 最后，坚持走心的教育。有些教师会产生职业倦怠，觉得工作枯燥乏味。其实，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教师要善于发现和关注每个学生每天的点滴进步，关注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会让你的教学更有意义。 声 音 一方面，如何打造更专业的教师队伍，完善教师准入、评价标准，让更多优秀、热爱教育的老师进来，值得学校等相关部门思考；另一方面，家庭、社会也要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给老师充分的信任和空间。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基础教育研修中心副主任杨红兵 教师期待的是社会的认同和关怀。除了提升学科教学能力，还需要内容形式多元的培养来帮助教师成为全面、有底蕴、有情趣的人，丰富教师的生活，也让学生受益。有了幸福的老师，才有充满正能量的教育。希望教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职业，成为一个社会热门职业。 ——北京市第九中学语文教师魏萍 D01-D02采写/新京报记者 方怡君 冯倓秋[详情]
3月16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记者会上指出，2017年，我国适龄儿童毛入园率达到了79.6%，距离2020年幼儿园毛入园率85%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幼儿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面临巨大的挑战。幼儿园的管理和安全存在着诸多漏洞与薄弱环节，亟待破解。 破解幼儿园安全的关键不是摄像头 重点是严把教师入口关 据悉，近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批捕一个虐童的幼儿园老师。2018年1月10日至12日中午，因孩子吵闹不听话等原因，长沙市芙蓉区某民营幼儿园保育员邓某用脚踹肚子、打耳光、打头部、拍背部等方式虐待了8名儿童。其中张某不仅被打了头部，还被打耳光，以致于其右鼓膜充血。 3月14日，根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的批捕决定，公安机关逮捕了邓某。 在今年两会上，未来网记者注意到，携程亲子园、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被当作典型案例写进了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2017年接连曝光的多起“虐童事件”将民办幼儿园存在的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事件发生后，各地纷纷响应号召在幼儿园安装摄像头，并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配置教育督导员。 摄像头能解决幼师的虐童问题吗？ 对此，曾经个人出资3000万元为全村人无偿盖洋楼，并在村里开办幼儿园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告诉未来网记者：“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重点要从培养幼小教师的师德入手，把好幼小教师的入口关。”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和裴寨村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一起。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当前家长不敢把送孩子进幼儿园的担忧，裴春亮表示，虐童事件毕竟是个案，不能一概而论，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幼小教育环境还是值得信赖的。不过，也需要家长与园方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相对而言，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比较娇生惯养，普遍比较任性，需要教师多一些耐心和方法，也需要家长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将无证园也纳入规范监管范围 保障幼儿园安全 民办幼儿园的野蛮生长暴露了很多问题，保障幼儿的安全健康，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刻不容缓。 2017年5月，教育部印发《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要求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并首次明确把无证幼儿园纳入督导评估范围，实现幼儿园、附设幼儿班和幼教点的全覆盖。北京、上海等地实施的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也明确为无证园配备责任督学。 怎样通过加强监管保证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对于被诟病的一些幼儿园教师虐童、安全无保障、办学水平差等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完全靠政府监管很难，需要形成教育督导和行业管理并重的机制。 记者在《教育部教育督导局2018年工作要点》了解到，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落实《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建立办园行为常态监测机制，把所有的民办园特别是无证园都纳入监管范围，确保依法依规办园。 教育督导不分公私 公办民办园一视同仁 陈宝生部长在教育专场记者会上透露，目前，我国有4600万在园幼儿，幼儿教师缺口71万，保育员缺口76万。按照国家卫计委的人口预测，2020年有431万幼儿到达入园年龄，届时，幼师缺口100万，保育员缺口90万。为了满足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民间资本大量进驻学前教育领域，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大大增加，远远超出了公办幼儿园的数量，无证幼儿园亦是遍地开花。 没有登记注册的无证幼儿园如何保障幼儿的安全呢？ 裴春亮说：“公办也好，民办也好，（幼儿园）办学目的是一致的，教育督导需要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厚此薄彼，民办幼儿园更应该引起重视。” 在裴春亮看来，没有登记注册的幼儿园的广泛存在，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私人幼儿园要坚决关停。”裴春亮建议，“对符合办学条件的民办幼儿园要大力支持，尽快完善相关手续，少设置一些障碍。毕竟民办幼儿园保障了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学前教育需要，可以说功不可没。”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史亚娟认为，要给予民办幼儿园更多尊重，落实同等地位，做到公平对待。 “同时，也希望国家相关部门给予民办幼儿园更多的优惠政策，从教学条件、师资选拔、安全评估等方面进行跟踪指导，不断提高他们的办学质量。”裴春亮补充道。 来源：未来网 原标题：代表委员：幼儿园安全不能依赖摄像头 严把幼师入口关[详情]
网络配图 提升了自身的教育素养，不会轻易着了“鸡汤加忽悠”的道儿，才能更好地为孩子减负。 3月16日上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答记者问。谈到“减负”问题时，他表示，“我们全社会都要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不要盲目追求那些成功学。那些培训机构炫耀的培训成绩单、广告、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加忽悠。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这是不行的……” 相信很多家长听完陈宝生部长的这段话，都会深有体会，心有戚戚。可以说，社会和家庭教育素养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教育观的跑偏、错位和似是而非，也给了各种“鸡汤加忽悠”以渗透之机。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很多教育“毒鸡汤”也肆意传播、漫天飞舞，比如，“快乐教育——不快乐就不教育了？那游戏厅可能才是教室应有的模样”，“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不夸还是好孩子吗？如果是，为什么要夸；如果不是，只喜欢听夸的是好孩子吗？”，“充分释放天性——别把没教养当天性”……这些鸡汤确实容易把人灌醉，这些忽悠也确实容易被人当“翡翠”。 加上很多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超量教育、过度补习便成了一些家庭和孩子的常态。 而教育素养的核心其实是教育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独立判断能力。 萧伯纳的剧作《巴巴拉少校》中有个桥段，军火大王安德谢夫给儿子推荐职业，比如文学艺术、哲学、陆军、海军、宗教、律师、戏剧等，可儿子声称一概干不来。他只好问儿子：“你能说说你长于什么或是爱好什么吗？”儿子说，“我会明辨是非。”这让他大为欣慰：“你掌握了人世间最大的秘密……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提高教育素养同样如此。素养的核心是观念，素养的关键是判断，教育素养指向的就是对教育方式、目的等形成正确认知。这包括很多内容，如好的教育不是把人培养成学霸才行，所谓的“成才”也不是把孩子打造成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而这些观念的形成、判断的基础，都需要见识、阅历及思考，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练就。换言之，良好的教育素养并非唾手可得，而是有门槛的。这就需要社会和家长不断学习，在全社会形成提高教育素养的风气，尤其是父母，更需要加强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上岗培训”。 当然，提高教育素养不是要把家长们都变成教育专家。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手足无措，心态焦虑。如果把判断和选择全部交给家长，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拼爹”。 说到底，提高教育素养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个长期的基础性工程，既需要家长们自身的觉醒和学习实践，也需要老师的引导和身体力行，还有待教育管理部门政策导向和社会氛围的改变。也只有整个社会的“教育素养”都提升了，才能更好地为孩子“减负”。[详情]
3月16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谈及校外培训机构满天飞的现象，陈宝生来了段freestyle： “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这个是不行的！不听忠告听忽悠，负担增加人人愁。” 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 陈宝生狠批：很多培训机构是“鸡汤+忽悠”。超前教、超纲学，违规办学，没有资质办学。学生痛恨、家长无奈、机构赚钱，这种状况不允许！ 以下为文字实录： 未来网记者： 请问陈部长，近期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了解，国家层面已经先后发布了多个减负令，但感觉孩子负担不减反增。请问陈部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为我们的孩子减负？谢谢。 陈宝生： 减负问题在今年“两会”引起了各方面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可以说“减负”是一个热词，不仅是热词，还是长期以来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焦点。对于减轻学生负担，这些年，我们已经迈出了重大的步伐，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本帐，都知道总体上负担为什么没减下来，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负担是谁加上去的，我想，每个家长心里清楚，每个老师心里清楚。这里我要讲清楚一些概念，一个是什么叫负担？我们讲的负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负担。在这个以内的，我们把它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应当把它区分一下。不然谁都讲负担，但是很多人讲的负担又不是同一个负担，我们要减的是这个负担。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这样的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减负工作。我想减负这个事不光是教育战线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减负、负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减负，从哪些方面减？要从以下几方面减： 一是从学校减，叫做从学校教学减负。这些年，我们对学校减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人讲叫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这个话反映了一定的实际，但也有偏颇。偏颇在哪里？我们有一些减负措施是“一刀切”的，有一些减负办法是简单化的，它的效果值得评估。学校减负，主要是加强科学管理，把减负的任务落实到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来解决。这是一个渠道。 二是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培训机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补充，我们现在要整顿的是违规的这一块，超前教、超前学，违规办学、没有资质办学，整顿治理的是这一块，这一块负担很大、很重，叫做学生痛恨、家长无奈、机构赚钱。这种状况是不允许的。 三是考试评价减负。考试评价减负就是要改变评价方式，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这是考试评价减负。指挥棒要让它正确起来。 四是老师教学减负。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培训。 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我觉得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这样使得我们减负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这些年大家知道，各种成功学、各种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所以，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我们全社会都要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不要盲目追求那些成功学，那些培训机构炫耀的培训成绩单、广告、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加忽悠。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这是不行的，不听忠告听忽悠，负担增加人人愁。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要提高教育素养，不要听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 从这五个方面减负，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中有两个关键措施：一是要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这个一定要割断。培训机构可以搞各种培训，但是不能搞超前教学、超纲教学，义务教育阶段涉及的各科都不能搞，要割断这个。还要割断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不把它作为招生的凭据。公办学校不准抢生源，用这些办法逐步减轻负担。二是综合治理，我们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教育秩序，构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过重的学业负担会逐步降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也呼吁一下，我们给学生要减轻负担，要给老师也减轻负担，现在老师负担是很重的，各种填表、各种考评、各种比赛、各种评估，压的有些老师喘不过气来。在这里我要呼吁，要把时间还给老师，学校要拒绝各种“表叔”“表哥”——拿着表来了，要填表，各种表，必要的表要填，现在是表太多了，基层把这个叫做“表叔”“表哥”。学校要拒绝它们，让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素质、提高质量。谢谢。 （完） 让教育部长怒怼的校外培训机构，近年已成社会乱象。 资料图 资料图 资料图 资料图 资料图 十几年前，补课的大多是补差。 如今，十个学生九个都在补课，差生补，中等生补，学霸也在补。 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迅猛，每到寒暑假，各类培训机构就会打出“弯道超车”、“赢在起跑线”等广告语，也就是陈宝生所指的“鸡汤”。 资料图 培训机构扎堆 越来越多的家长也热衷于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但课外辅导市场鱼龙混杂，有些培训机构在满足了部分中小学生对学习的补充性需求的同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其学生规模超1.37亿人次。当下的一些课外辅导已不仅是孩子们课外的学业负担，也成为了众多家庭的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减轻学生课外负担的“拦路虎”。 据央广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在两会期间表示，民办培训领域是对中国公立教育领域的良好补充，但是他个人反对超常教育、超前教育，整顿很有必要。 俞敏洪表示，孩子的成长过程像一棵树，浇了大量化肥可能会迅速成长，但到后期会发展病态，这也是中国很多小天才长大后爆发力差的原因。他认为，我国的教育一是要降低教育难度，二是要关注学生的特长教育、全面发展。 至于如何治理培训机构乱象，陈宝生部长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提出，将对培训机构列出“黑名单”“白名单”，向全社会公布，赢得全社会的支持，同时争取全社会的监督，我们共同把这件事办好。 原标题：怒怼校外培训机构，教育部长随口就是一句打油诗 （综合人民日报微博、华商报、央广网）[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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