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残疾儿童的教育，全国政协委员李卫红今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要建立起保障残疾儿童上学的教育体系，同时要提供必要的财政经费保障体系。[详情]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如何让广大育龄妇女生得轻松、养得自如，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如何解决“二孩妈”的后顾之忧？二孩放开后会否不利于女性就业？[详情]
今年两会期间，张伯礼（左三）参加天津团开放日活动。 “保障国民健康权益，需要依靠法治这一国之重器，应该加快制定国民健康法。”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应加快制定推动国民健康法，“有了上位法，才能依法协调做好健康管理各方面工作”。他还特意谈到今年春节大量国人去日本购药的现象，称国内 药企应该反思，从全方位上改善服务，让老百姓用上更放心的药。 谈健康立法 青少年性早熟或与垃圾食品有关 每年两会民生类的话题格外受关注，健康类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谈到国民健康，张伯礼说，今年两会报告里面，总理明确提出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所以健康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而现在健康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张伯礼说，现在的一些洋快餐、垃圾食品等已经给青少年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例如，中小学开学典礼就有学生晕倒了，小胖墩越来越多。“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 国的女孩子月经提前两年，男孩子提前一年性早熟，这不能说不和这些垃圾食品有关。”张伯礼说，目前我国还有很多健康知识并没有普及，很多孩子拿可乐当水 喝，家长觉得孩子愿意喝就喝吧，结果喝成牙齿损坏、骨质疏松，家长不知道经常喝碳酸饮料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 张伯礼说，人们到外面饭店吃饭的时候，油、盐、糖加多少没有标准，没有限量、没有标准。“现在很多疾病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很多是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让大家掌握了这些知识就不会得病，或者少得病、晚得病。” 立国民健康法 让健康权益有法可依 如 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张伯礼认为，国家应该对国民健康立法，更好地保障国民健康权益。张伯礼称，国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如果国家有 了国民健康法，管理就有了法律依据，就能更好地协调各个部门关系。“大到学生课本的健康知识，小到餐饮企业用油盐的标准，这些都能一一明确，并对应着有关 部门的监管，我们现在就缺少这个上位法。” 在张伯礼看来，健康立法首先要明确公民的健康权益，即每个个人、单位、集体、社会组织都 有维护、帮助、促进公民健康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职责，形成由卫计部门牵头，教育、政法、公安、环保、食药监、工会、妇联等各部门、各行 业联动的工作机制和监管机制。张伯礼说，推动国民健康法的确立，从法的角度把这些工作规范地推广开来，建立各种标准，全民都来执行，国民健康权益也就有法 可依了。 此外，张伯礼还建议重视国民健康教育。他表示，应该让健康知识进入中小学课堂，让大家学习这些知识。“一方面将健康教育纳 入婴幼儿、学龄前、中小学教育课程，另一方面职业学院、高等院校应设立健康教育、管理、促进专业，其他团体和组织也应把健康教育纳入常态化活动内容，确保 健康教育从娃娃抓起。”张伯礼同时建议，将中小学生的健康状态纳入学校考核体系，对不达标的学校进行处罚。 谈社会热点 国人赴日购药多为一些较普通药品 张 伯礼说，今年春节期间到日本去的游客约500万，消费60亿元，所购买的主要东西从去年的马桶盖、电饭煲等变成了药品。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其中，买的药 最多有退热贴、创可贴、感冒药等，都是些“小药”。为什么中国人到那儿买这些药？第一，日本的药制造得更好，质量放心。第二，这些“小药”在中国现在 不好买，在日本可以方便买到。所以，中国的药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该要反思，要用全球眼光看医药行业。 张伯礼表示，作为中医药人，他对这一现象感到很无奈。“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药品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其标准也大幅提高，临床合理用药规范也逐步建立。但 是现在仍然有一些不足和遗憾，使得国人对国外的药品更信任。其实国人在国外抢购的药品都是一些较为普通的药，在中国也有。但国外药品有较好的信誉、品牌和 服务，包装更精致，说明书更清晰。所以，我们中医药人也应当有一种工匠精神，提升药品品质，同时在包装、说明书上做精、做细、做好，全方位改善服务，让老 百姓用上更放心的药，让外国游客来中国抢购药品。” 张伯礼称，“中国制造2025”计划已经正式实施，所涉八大领域包括医药产业。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整个医药行业生产质量提升。鉴于目前整个医药制造水平处于工业2.0水平，实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打造中国制造医药品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养生节目走偏要带着鉴别眼光去看 针对如今众多的养生节目、健康节目，张伯礼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些养生节目是一些大夫宣传自己的产品，有些经验没有得到同行认可就去电视上讲，忽悠老百姓，“甚至有些人不是真正的专家，因此观众要带着鉴别的眼光看，不要盲目相信。”张伯礼说。 张伯礼认为，“对医生的话，要分析听，一个医生不能代表整个医学，不能从众，要分析批判地听，决定自己的取舍。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不能互相代替，可以互补。” 此外，针对影视剧中的中医古方，他说，“虽然影视剧中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在中医临床上常用，但这些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之下使用。而且，疾病的治疗需要一个过程，一些药方的疗效不至于立竿见影那么神奇。大家要理智看待，切不可都当真。”张伯礼说。 谈中医发展古药方是国宝应制定相关保护制度 两 会前夕，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特别提出要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技术挖掘。今年两会上，张伯礼提出了 10份建议，基本都是跟中医药有关的。他呼吁加大中医药国际化的步伐，并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和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让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造福更多人。 “中 医药古方是国宝、是文化珍藏。必须从国家层面重视这项工作，寻求国际保护。”张伯礼说，例如过去几千年的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好的药方没有受到 保护，因为这些药方已经公开了，什么药什么剂量，怎么治都公布了，丧失了新颖性，就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张伯礼表示，中医科学院在5年前已经启动中医药方名 录的收集工作，目前唐代以前的3万多个药方的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正在收集唐代以后到清朝的。 张伯礼表示，应建立保护制度、建立保护名录，还应把传统医药产品进行注册登记，便于检索和控制，“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起来”。 屠呦呦获诺奖启示中医药应赋科技内涵 谈到去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张伯礼说，他当时也在瑞典颁奖典礼的现场。他表示，古老的中医药必须赋予时代的科技内涵，为当前解决生命科学的重大难题作出贡献。 张伯礼说，如今，世界对中医药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去年，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看过中医的人、愿意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已经超过50%。“美国人一年每人平均 接受中医服务的次数近2次。比较受欢迎的项目都是针灸、按摩之类的，被称为替代医学。”另外，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目前有2000多名留学生，来自130多 个国家，都是来学习中医药的。“这说明中医药的国际需求在不断扩大。” 张伯礼表示，曾经有人对中医药国际化不理解，认为丧失了中医药的“根本”，他认为，“医学无国界。中医药应该走出去服务更多的人。中西医两套医学体系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互补、共生，达到双赢。” 张伯礼介绍，中医药国际化已经列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现在已经在全球建立了10个国际中医药中心，今年还要再建10个。张伯礼说：“这些中心开展了很好的工作，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也成为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地。 京华时报记者文静[详情]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未来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茜建议，“二孩”时代来临，应鼓励妇女阶段性就业。她认为，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如果职业技能出现1-2年的断档，那么她在这个行业基本就已经没有竞争力了；而“二孩”时代，企业面临这个问题也很困难。她建议，女职工休息2-3年照顾孩子，然后再重新就业，也就是所谓的“阶段性就业”。要让女性再就业不成为障碍，应由国家建立针对女性的、公益性的、层次更高的、更健全的培训体系；此外还可以提倡和宣传比较适合女性的“居家工作”形式。（3月12日中国青年网） 王茜委员的建议，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为了让女职工更好的抚育“二孩”，应当允许并鼓励其生育后休息2-3年。在去年的两会上，来自北京市的代表就曾经提出过将生育假延长至3年的建议。二是为提升经过了2-3年生育、养育休假的女职工的职场竞争力，开展高水平的职业培训体系。 近年来，经过调整，女职工的生育假相比过去已有延长。但对于很多女职工来说，生育孩子3-4个月后就要恢复上班，就不得不为此给孩子中断母乳喂养，或者想尽办法边上班，边想办法兼顾对孩子的照料。生育假时间较短，对于女职工身体恢复也有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女职工孕期和生育哺乳期的存在，已经造成对女职工的职场性别歧视，这种歧视就带有隐秘特点，较难予以查证。如果以关爱女职工名义再度延长生育假，职场性别歧视将变得更为突出，而很多用人单位也将更加不愿意聘用女职工。 王茜委员以及去年北京市有关委员所提出的延长生育后休息时间至2-3年的建议，如果仅仅从女职工身体调养、照料抚育孩子的角度出发，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王茜委员自己也认识到，这也将使得女职工葬送职场竞争力，她为此提出了提供公益性职业培训的建议，希望在保留生育后2-3年休息时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于女职工公平就业造成的冲击。 但王茜委员没有谈到其建议一个更为突出的负面影响。西方社会进入近代后，性别平等的呼声始终高涨，但真正转化实现，还要等到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促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实现女职工进入几乎所有行业（包括公共管理部门）的无障碍化。如果让生育了孩子的女职工在3年时间内远离职场，安守家庭，这就等于重新逆转了家务劳动社会化进程，女性将在职业生涯的黄金岁月重归于家庭妇女角色。 众所周知，家务劳动社会化之后，才显现出其价值所在，比如一些家庭因无力照顾孩子、老人，只好高价聘请月嫂或保姆，这个很高的出价就是家务劳动的价格——家庭妇女的劳动本来就该值这么多钱。但问题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很少有人真正会以等同于月嫂、保姆的价格去衡量家庭妇女的付出。如果职场女性回归家庭妇女，时间一长，家庭地位、社会评价很难避免发生下降，会在家庭、亲族的话语体系中重新成为依附男性的附属品。 相信上述负面影响，一旦成为现实，也是王茜委员在内，人们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王茜委员建议的第二部分。“国家建立针对女性的、公益性的、层次更高的、更健全的培训体系”，这是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很难具备可行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655万人。考虑到全面二孩时代，生育率和生育数量会有所抬升，权且假定今后每年新出生人口为2000万人，不考虑双胞胎等因素，假定生育孩子的女性每年也有2000万人。如果王茜委员的建议被采纳，则意味着每年，国家将要为这2000万人提供“公益性的、层次更高的、更健全”的职业培训。 请注意，针对已拥有职业经历、工作经验又中断了几年的上班族提供培训，跟面向新毕业生、入城农民工、下岗人员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是一回事。2000万人的数量很大，都由国家把成本包下来，将意味着一个非常高昂的公共培训支出数字；而且，考虑到这些生育了孩子或二孩的女性，分属不同地域、不同行业，职业起点和经历时间也不一样，还要以使之重新获得与生育前同等的职场竞争力，因而必须为之提供个性化的定制培训服务，专门拟定教程，专门开展服务——这样的培训，不说需要2000万名培训师，就算1个培训师1年内能培训10个对象，也需要200万名培训师。这样的培训师资从哪里来？ 原标题：鼓励妇女阶段性就业，用意虽好不可行[详情]
全国政协委员 王茜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11日电（人民政协网记者 奚冬琪）“现在“‘二孩’”来临，企业面临这个问题也很困难，同时，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如果职业技能出现1-2年的断档，那么她在这个行业基本就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未来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茜在谈到“二孩”时代来临后，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时，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对于企业的困难和女职工的难题，王茜认为，休息2-3年照顾孩子，然后再重新就业，也就是所谓的“阶段性就业”。“但怎么才能让女性再就业？这就需要大量的职业技术培训来支撑。”王茜介绍说，现在除了那些需要花费很多金钱的高端技术培训课程，国内公益性的、针对女性的职业技术培训非常少。 对此，王茜建议，国家应建立针对女性的、公益性的、层次更高的、更健全的培训体系。同时，要使这种培训网络化、日常化和家庭化。建立女性就业和教育信息服务平台，用于发布求职和招聘信息，使求职的对接更准确，让企业聘得上，让员工留得下。“另外，我们还可以提倡和宣传比较适合女性的‘居家工作’形式。一些文字、设计、编辑，包括软件编程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在家进行。” 原标题：王茜委员：“二孩”时代 应鼓励妇女阶段性就业[详情]
蒋作君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白靖利 潘祺）“现在少年儿童‘知道周迅的人多，知道鲁迅的人少；知道比尔的人多，知道保尔的人少’。”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说，要着力培育少年儿童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健康素质，着力教育少年儿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蒋作君认为，我国少年儿童面临创新能力整体偏弱；多数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较差；身体素质堪忧，一些慢性病已低龄化；许多孩子长大快，成熟慢等主要问题，“提高少年儿童综合素质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当务之重，更是‘十三五’规划任务中的当务之急。” 蒋作君建议着力从国家层面入手，解决规划、体制、机制等问一、着力培养少年儿童的创新能力，使之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后备军；着力培养少年儿童的动手能力，让“大国工匠”成为技术强国的生力军；着力教育少年儿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着力培养少年儿童的健康素质，造就身心健康的栋梁之材。 蒋作君建议通过学校、各级妇联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并逐渐根深蒂固。[详情]
法制晚报讯（记者 温如军 周超） 今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代表全国妇联向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作大会发言时建议，推行男女共享的带薪育儿假，鼓励男女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法晚记者了解到，全面两孩政策一出台，“生还是不生”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居高不下，家庭照料负担沉重。据此，孟晓驷提出上述建议。 原标题：全国妇联建议推行男女共享的带薪育儿假[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陈瑞爱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育彪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孙晓梅 在“银发危机”和“刘易斯拐点”的双重压力之下，“全面二孩”政策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实行了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怎样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近十年来，我国一直在试图破解的一道难题。 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近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 面对上述局面，有观点认为中国陷入“刘易斯拐点”隐忧，即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红利慢慢消失，甚至枯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社科院副 院长蔡昉就提出，“十三五”时期人口红利将加快消失，表现在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上面，进一步降低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全面二孩”后，能否让我国的人口结构有明显改变？成为了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必然会带来生育总数的增加，但是到底能将生育率提升多少，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证明”，蔡昉接受采访时说。 3月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称，根据测算，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大体会增加3000万左右，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有所降低，“这样使人口的结构更趋于均衡”。 2015年12月，河南新乡市统计局做了一个“二孩”政策对新乡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二孩”实施后，新乡市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将会由过去的11‰左右提升到12‰左右。 但这份调查还透露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生”。在被调查的4002名居民中，尚未生育“二孩”的2798名居民当中，愿意生育“二孩”的仅800人，所占比重不足三成。为什么？调查报告称，排在第一位的理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占比接近四成。 一些代表、委员们也认为，新乡上述调查报告呈现出的生不起、养不起等，是横在“二孩”政策面前的现实经济问题。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解决“生不起养不起”问题，例如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等。 “补贴企业，降低生二孩用人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朱列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此前就曾提交“关于调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允许生二孩的建议”。本次人代会，他再次提交跟“二孩”有关的建议，呼吁完善政策，降低生育二孩对女性的不利影响。 新京报：你认为哪些原因导致一些妇女不愿意生二孩？ 朱列玉：原因有多个方面，经济压力，学前教育、医疗资源配套等，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如果选择生育二孩，妇女面临来自职场和家庭的压力，严重影响生育意愿。 新京报：来自职场的压力是会受到歧视？ 朱列玉：我在调研中发现，生育已成为女性遭遇职场隐性歧视的主要原因，女员工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会增加用人单位的成本，所以有的女员工极有可能就业中断或者收入下降。此外，也有一些女员工上班不久就生孩子，回来工作没过多久又辞职，这也是就业歧视出现的一个诱因。 新京报：你觉得该如何解决用工双方的这个矛盾？ 朱列玉：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大财政投入补贴企业，把生育女性的部分工资负担起来，不要让企业承担全部成本。 新京报：有具体的建议吗？ 朱列玉：现在的生育保险在不少地方缺乏强制性。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不为女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我建议增强生育保险在各地的强制性，同时加大财政投入，根据企业生育保险申领情况，给予企业一定的税费减免政策，补偿企业付出的成本。 “通过立法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陈瑞爱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瑞爱告诉新京报记者，“全面二孩”后势必增加学前教育的压力。从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正式实施，到“二 孩”上幼儿 园等第一个学前教育高峰来临，还有五六年时间，这段时间应该加快建设学前教育体系。为此，本次人代会她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学前教育法》的议案。 新京报：你在调研中发现学前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陈瑞爱：“入园难、入园贵”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在调研中发现，各地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很低，同时，学前教育还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建农村幼儿园徘徊在体制之外，民办幼儿园面临留不住人才的问题。 新京报：“入园难、入园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有多大？ 陈瑞爱：很多年轻夫妇不敢生、不愿生，最大的压力还是经济负担，“入园难、入园贵”自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学前教育就像衣服上的第一颗扣子，第 一颗扣子 扣错了，剩下的扣子就全都错了。家长们当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扣错第一颗扣子。“全面二孩”后，更应该加快完善学前教育体系。 新京报：你有什么建议？ 陈瑞爱：我建议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办学主体、投入主体是谁，通过立法的形式列出来。根据地区人口应该建多少幼儿园，师资培训怎么搞、经费怎么保障，这些也都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对生育二胎家庭应给予适当奖励”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育彪 在2014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就提出“普遍二孩”建议，国家卫计委当时答复称，将组织开展关于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总体思路和方法步骤的课题研究，不断推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正式实施后，张育彪又带着一份跟“二孩”有关的建议上会，呼吁对生育二胎家庭给予适当奖励。 新京报：据你了解，“全面二孩”后生育意愿有没有改观？ 张育彪：从目前的情况看，全面放开二孩后，可以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并没有得到明显扭转。虽然政策刚刚实施，具体效果有待观察，但根据社会舆论和不同人口学者的测算，全面二孩放开对人口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低于预期。 新京报：你觉得什么原因影响了生育意愿？ 张育彪：经济负担重是大家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不能一放了之，应该跟踪出台更细化的配套政策，让大家愿意生、敢于生。 新京报：其他主要原因还有什么？ 张育彪：二孩时代，孩子由谁来带，是摆在年轻夫妇面前的重大问题。婴幼儿托管机构偏少，一般都是民办，运行管理不够规范。有的婴幼儿托管机构还 是小区里 的“大妈大婶”办的，缺乏监管，存在不少隐患和问题。我建议，将学前教育之前的婴幼儿托管纳入市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开办托儿所，还可以试点 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办公共的托儿所。 新京报：什么样的措施对于减轻生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最有效？ 张育彪：我建议加快 推进个税改革。怎么改，目前社会取得的普遍共识有两点：一是提高起征点，不要让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薪阶层税”；二是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对实际负担重的家庭 进行税前扣除，以及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税。不论采取上述哪一种方式，个税改革都能让孩子多、负担重、收入不那么高的家庭，比孩子少、负担轻、收入高 的家庭少交一部分税，这对积极响应放开二孩政策、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是极大的支持。此外还应该对二孩家庭给予适当奖励。 新京报：还有其他建议吗？ 张育彪：应当加大对生育二孩的宣传，适时出台对生育二胎家庭的适当奖励政策。例如，在某家婴儿出生后，政府可委派当地居委会（村委会）干部上门，送上一定的慰问品和慰问金。花费不需要太高，但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鼓励生育二孩的风气，起到政策推广的作用。 “制定协助生育法规解决‘代孕’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孙晓梅 与“不敢生”相比，还有的家庭面对的难题是“想生生不出”。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去年调研了七个省市的妇幼保健情况。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调研中发现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年轻夫妇在生育上出现了问题，想生生不出；一些中年夫妇由于年龄偏大、身体条件欠佳，同样想生生不出。与上述两个问题“呼应”的就是，存在不少黑中介、黑代孕机构。 孙晓梅说，2014年她围绕生育情况做的另一项调研表明，目前存在一定的代孕需求。她曾经遇到一个失独家庭，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可女方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夫妇二人咨询了一些代孕机构，无奈费用太高，最终二人离婚，男方重新组建了家庭生了孩子，留下女方一人。 孙晓梅认为，“全面二孩”后，会不会进一步滋生黑中介、黑代孕市场？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如何满足“想生生不出”家庭的代孕需求，规范“代孕”市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她建议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是不是可以专门制定一部协助生育方面的法规，对‘代孕’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代孕’是合法的，什么情况下违法，谁来监督，包括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 另外，孙晓梅还认为，“全面二孩”后，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将更加难以保障。她对新京报记者说，本次两会她再次提交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议案中还附上了她和一些专家起草的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其中写明：禁止基于性别、婚育状况的歧视。 去年人代会期间，孙晓梅就曾提交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人社部答复称，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也是未来的重点工作目标，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相关立法调研工作，总结实践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反就业歧视法尽快纳入立法计划当中。 ★个案 42岁女老板晒出二孩“备孕账本” 从去年11月以来，深圳市化妆品公司老板樊启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全力备孕，怀上第二个孩子。 樊启现年42岁，丈夫是上市公司高管，19岁的女儿已经读大一。“原来没想生，可去年孩子到外地读书以后，两个人过日子很孤单，加上二孩放开 了，就非常 想再生一个”，她说，除了钱，她面对的是怎么能生出一个健康宝宝的问题，“年龄大了，怀孕不容易，怎么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更不容易”。 为了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去年12月，她成为一家外资妇产医院的贵宾客户，每个月都要到这家医院定期检查激素六项、卵泡数量等生育指标。“前几 年太拼 了，总熬夜，还要应酬喝酒，身体糟蹋得挺厉害，所以备孕‘亚历山大’。”拿着这家外资医院的检查报告，樊启还会到一家中医院挂专家号“复诊”，开中药调理 身体。 仅这两项开支，3个多月已经花了3万多元：成为外资妇产医院的贵宾，“门槛”是先交1万元；到中医院挂专家号，一次是300元，每次开的药也是千元以上。 不过，和“身体备孕”开支相比，“住所备孕”开支才是大头。樊启目前的住房是深圳福田区一套两室两厅的住房，100多平方米，三口之家住着正好。 “现在 这套两室两厅的，想换成三室两厅的，否则老二生出来住着太挤。”她说，原来就想换套房，可一直没行动，备孕计划使置业换房计划提速。 目 前，备孕三个多月的樊启还没动静，有点着急。她告诉记者，目前正在打听试管婴儿和“代孕”。“如果到了今年下半年还没动静，就准备出国想办法。”她说，这 肯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如果顺利生产的月嫂费用、奶粉钱等，以及未来的私立幼儿园入园费等，以后花钱的地方很多。 “二孩市场是笔大生意，我跟我老公开玩笑说，真能如愿再生一个，以后就不做化妆品了，开个‘二孩妈妈’全照料中心，提供从备孕到生产的全套服务，肯定赚钱。”樊启说。 A12-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A12-13版制图/高俊夫[详情]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0日15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香港大公报大公网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内地农村教育。我知道您有近十年的基层教学从业经验，距今已经近四十年，现在在教育部部长这个位置上，您 怎么看当下内地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教育部在改善这些问题的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另外，我还要代大公网的网友们提一个问题，如果当年的条件还不错的 话，您还会选择离开固镇县王庄中学吗？如果让您回到我们这个年龄，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如何选择？ 袁贵仁：谢谢你之前备的课，了解我过去曾经在农村学校当过老师，既当过公办老师，也当过民办老师。所以你刚才问我怎么看待当前的农村教师和农村教育，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你，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关注到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和社会各界关注教育的一个短板。 袁贵仁：中国农村教育是我们的短板，办好农村教育，关键在教师。这么多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免费师范生教育，比如特岗计划，比 如国培计划等等，这些都在不断提高着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和农村教育的水平。但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的存在是客观的，因此作为社会的一个 组成部分，教育的城乡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我们要加强农村教育，关键是要把农村教师队伍建好，建好的根本是农村的教师能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这个 涉及到农村教师的补充、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农村教师的水平等诸多问题。为此，去年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做了全面的部署。当 前，我们正在积极推动落实这个计划提出的各项重点任务： 袁贵仁：第一，统一城乡教师编制标准。因为过去城市的生师比编制标准高，农村低，首先要统一。而且要结合农村教育的特点，要有和城市一样的生师比，除了生师比之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和村小，还要参照班师比。 袁贵仁：第二，要拓展农村乡村教师的来源渠道，多方面的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教师充实新生力量。 袁贵仁：第三，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这项工作在几年前已经在连片集中贫困地区做了安排，惠及了几十万名乡村教师。这次要对所有的乡村教师都进行生活补助。 袁贵仁：第四，职称评聘要向乡村教师倾斜。 袁贵仁：第五，要加强城镇优秀教师向农村轮岗交流，作为他们新入职或者新晋职的一个重要的必备条件。 袁贵仁：我们还要不断加大乡村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素质和师德水平，我们还要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还有，我们要推进和推广乡村教师县聘校用，使他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展通道。 袁贵仁：我上面说的大概有八项举措。目前，按照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经做了实施方案，在开始推进。教育部将会会同有关部 门，加大协调，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乡村的转移支付，推进各地新出台的对乡村教师的优惠政策尽快落地落实。我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我们会把乡村教师队伍建好，会把农村教育办好。 袁贵仁：刚才你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说我从农村出来的，我愿意不愿意回去当乡村教师。今天在这里说，也不是属于隐私，当年我从中学教师考大学 的时候，我的分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选的第一个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为什么？就是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学完之后继续在农村中学任教。但后来是因为推荐读研 究生，毕业之后留校当教师，推荐当学校的校长，中间我就不说了，最后到教育部来工作，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这是组织的安排。所以，我对乡村教师充满了感 情，我对他们的一些艰苦的环境、比较欠缺的条件，我深有感受，我愿意为中国的农村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农村教师，尽最大的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根据网络文字直播整理） 原标题：袁贵仁：31省份正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方案[详情]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和央视新闻端记者： 袁部长好，我们注意到2014年9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这个意见当中明确了从2015年开始要逐步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高考试卷的省份。包括在座的记者在内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考生的 话可能对这个政策变化之后产生的效果感受不是特别明显，在这儿想请问您，在2015年新增的省份有哪些？今年这个范围会不会逐步再扩大，有没有一个明晰的 指向？另外代表委员们呼吁的全国高考一张卷，您认为这个可以有吗？如果可以有，距离我们有多远？ 袁贵仁： 你提的问题我看到“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提出过，在出台这个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文件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就有讨论。我的看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全国一张试卷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从十几年前进行了改 变。为什么要改变？当时主要是分省分阶段实施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不是全国31个省加兵团同时实行的，先在几个省实行高中课程改革，然后逐步扩 大这个改革，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因为十多年前，我们推进基础教育包括普通高中的 改 革，还程度不同地在进展之中，因此为了适应各地普通高中课改和教改的需要，当然也为了防止全国一张卷子安全风险，这个大家都知道，一张卷子一旦被泄密之 后，那整个考试，每年上千万的考生得重考，这个风险压力是很大的。因此从2004年开始，也就是在十多年前，先后在16个省份进行分省命题试点。这16个 省份分省命题了，还有15个省份谁命题呢？有个国家考试中心，为15个省命题，它命的题也不是一张卷子，应当说他们有四套卷子。这就说明，我们每年高考约 二十套卷子在进行。这个本来是顺应改革的需要，来改革高考制度安排的一个举措，但是运行了十年之后，发现有新问题。我想，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总书记讲 的，要问题导向，有了问题咱们就要改，改了之后会有新问题，咱们再改，改革永无止境。也就是说，为了适应当时教改课改的需要，我们改革了考试命题的办法， 但是十年以来，正好2004年到2014年，发现16个省，加上我们命题中心，17家在命题，质量不一，这是最大的问题。你看每年高考之后，大家就在比哪 个省出题好，如果是一张卷子就不用比，语文卷子哪个出的好，数学卷子、外语卷子哪个出的好，比来比去觉得有的确实质量不高。 袁贵仁： 同时，分省命题成本比较高，大家知道，要命一套考试卷，他还要 命一套备案，得两套。他要组织一批专家，全封闭地，几个月在这里命题，在没考完这张卷子之前是不能回家的，这个人力物力成本，安全保密，包括到印刷到命 题。所以，2014年国务院在深化考试制度改革的时候，明确提出来，从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就是这句话，刚才这位记者同志记的很 清楚。我可以告诉大家，到今年，原来16个省命题的自动申请退出了11家，还剩5家，就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也就是说，明年将会有6个命题中 心，一个是国家的，还有这5个省。这11个省的命题，也来用国家命题中心的题，就是从原来的1+16变成了1+5，减少了11家。将来的趋势是什么？是不 是会这5家再减少，或者再扩大？这个现在没有去讨论，我个人认为，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最后由实践的效果来证明是再减好，还是1+5比较好。 袁贵仁： 现在除了5家之外，还有26个省份的命题都选择国家统一命题， 刚才说是不是一张卷子？答案是，不是一张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各省使用的高中教材就不是一套。另外一个，各省高中课程的改革、教学模式的改革也不尽 一致。因此，题目是由国家命题中心统一命制，但是它会遵照全国的课程标准和各省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也可能有5个省选一份卷子，也可能有10个省是选了一 份卷子，也就是说，除了这5个省之外，他们选用的都是由国家统一命制的题目，但是现在的实际不是一份卷子，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各省使用的教材、各省改革 的进展不同。 将来会不会过渡到一个命题中心，使用一份卷子？我认为这个将来 要 由实践来提供答案。也可能将来26个省选择国家命题中心的，也可能选择另外一个省的命题中心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我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刚刚从16 个省减到5个省，所以最终我们想看这几家命题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我刚才说了，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的时间，教育是周期长的工作，一套教材，从 小学到初中用完了之后才能修订，不能小学上完了他就改教材，初中没有用，或者一年级上完了二年级没有用，它有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就要十年、二十年，所以我 想，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我只能告诉你一个现在的状况和我们准备采取的办法，就是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比较，最后拿出一个更加适合 我们促进公平、科学选材的考试命题办法。谢谢。[详情]
新京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现在数据统计，我国现在已经有数千万的留守儿童了，他们的教育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想请袁部长介绍一下将如何推进他们的教育。另外，目前校园暴力的事情也比较多，大家都非常关注，想问一下教育部将如何解决？谢谢。 袁贵仁： 谢谢你提出了两个热点问题，一个是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一个是最近发生的多起校园暴力欺凌的问题。 首先说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我们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 新 群体，因为农民工进城，他们子女的就学就是两个渠道，一个是随同父母进城，我们把他们称作随迁子女；一部分留在家乡，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叫做留守儿童。你 刚才说数千万，我们的了解，2.4亿左右农民工，有6000万留守儿童，我说的都是大数、约数，不是准确的。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就有2400多万，这是个很 大的群体，他们由于远离父母，亲情缺失，监护不周，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被伤害的令人痛心的事件，因此引起了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包 括我们这位记者。 三年前，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留守儿童关爱问题的意 见》，今年2月份，我想大家可能注意到，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我想这个文件的名称就说得很 准确，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工作。文件要求，各地各部门、有关学校，包括社会有关群体，要共同努力，为留守儿童织密织牢一张关爱网、保护网，使他们 能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安全健康地成长。这个文件的面很宽，刚才说教育部门能做什么，我想，教育部门至少在这几个方面可以下更大的功夫： 第一，做到三个优先，寄宿制学校优先安排留守儿童，营养餐的供给优先满足寄宿儿童的需要，上下学的交通安全，优先满足留守儿童的需要。这样，就使得他们在安全问题上、在生活问题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第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要培养他们独立的、自立 的 精神，同时要及时发现、及时制止他们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习惯、不良行为，更主要的是，要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通过电话、视频经常和远在他乡的父母沟通交 流，缩短心理上的距离，拉近感情的沟通。我们有些记者朋友是不是到过一些乡村学校看过，很多学校是做了很大努力的。 袁贵仁： 第三，教育部门还应当做到的，就是学校要保持和家长的沟通、联 系、合作，要了解每个留守儿童家庭背景，有的可能是父亲出去，有的是母亲出去，还有一些父母都出去，他们出去之后，谁是他的监护人，他周围的邻居、亲戚朋 友谁在关照他，要全面了解。同时，也需要及时地告知家长，他的孩子在学校学习生活的状况，让他们了解自己孩子的表现。我完全相信，很多父母出去打工是为了 孩子，给他们积攒一些将来学习的费用。但同时也要关心眼前，钱挣了，如果孩子发生了意外，就会后悔莫及。督促家长们尽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责任，我们希望也 呼吁各地、各校、各界都能伸出手来，奉献一点爱，为我们的留守儿童，使得我们几千万的留守儿童能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安全、健康成长成才，来解决在这个阶段 我们客观存在的问题。 我刚才讲到，安全是一件头等要紧的大事，安全没有，教育无从谈 起，成长成才也无从谈起。学生的安全问题，有些来自于校外，也有一些来自于校内，我们刚才讲的校园欺凌主要是同学之间蓄意、恶意地形成的一些欺凌事件。对 这件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些幼小学生的安全、健康，所以大家非常关注。我看到巩汉林委员，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演员，他对这件事情就特别关心，对这种 事情特别的表示愤慨。 我觉得从孩子的安全角度，无论是来自于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应当坚决防范、坚决制止，尽最大努力使这种事情发生率降到最低。教育部门，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都高度重视，要努力打造平安校园，既要防止外来的伤害，也要防止内部学生之间的伤害。 要做到这件事情，从教育部门来说，首先要加强学生的教育，要倡 导 他们团结友善的精神，要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要提高我们有些不良倾向的学生自我管理和情绪控制的能力，同时要提高我们更多同学的自我保护、自我防范 的意识。我想，学校第一个是教育，这是我们应当从思想根源上把它解决。 第二是要加强学校的管理，这个管理就包括要构建学校的安全网 络， 对发现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早制止，及早化解，及早给予批评教育，避免小毛病变成大错误，甚至走向犯罪。同时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团 结、友善、和谐、相互尊重的环境，防止孩子们受社会不良风气的侵染。孩子们的坏习惯从哪儿来的？很多是从社会上学来的，我们学校应当给他们在这方面提供一 些防止发生的保障。[详情]
袁贵仁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0日（星期四）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华尔街日报记者： 部长，想问一下，你去年说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适合课堂，希望你可以解释一下，西方价值观具体是指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吧？另外，想请教你，教育部对这些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如何处理？ 袁贵仁：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你知道，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放精神。我们党把科学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确定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一旦确定了，就坚定不移。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 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我们所说的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价值观，我想这是你刚才这个问题表面上的意思。实际上你是想 知道，中国政府或者教育部门是如何推进学生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教育的，或者换句话说，你说的是我们通常讲的学校的德育问题。 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有着重视德育包括你刚才说的价值观这样的优良传统，“教书育人，育人为本，德智体美，以德为先”，这是中国学校和教师教育活动的宗旨和根本。我们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如何加强德育，就是包括你刚才讲的思想政治、思想道德教育，主要是三个方面： 在内容上，我们强调坚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中国革命传统教育，这是我们一贯的方针，使我们的学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办学宗旨和方向。 方法上，我们强调融入和贯通。融入就是把我们的指导思想、原 则、 宗旨融入到各类课程之中，贯通就是要把它贯通到大中小幼教育教学活动之中，我们还特别强调实践、体验，要着力抓好志愿者服务、抓好劳动教育，使他们从理论 和实践的结合上来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来接受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 在功能上，我们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品德教育，要强调学 校 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推进，因此我们认为，家风、校风、政风、行风，包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党风，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教 师的为人师表、家长的以身作则、国家公务人员和社会名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记者也是名人，因为你们出面的场合机会比较多，许多人都认识你们，我们这些人的 榜样示范十分紧要。因此我们强调，在中国的教育中，要高度重视不断改进我们的德育工作。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中国的青少年一代是有理想、有担当、有抱负的一代，是可以也应当大有作为的一代，他们会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谢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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