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之计：人口出生率的新变化与寿命经济学的兴起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7.52‰，连续两年跌破1%的警戒线，尤其是出生率创下了自1950年以来的新低。

　　这几年的出生人口，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2017年人口，年增年净增779万，2018年是530万，2019年是467万，2020年是204万，到2021年降至48万人。而这个数字，在1990年是1629万。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从美国到巴西，从东亚到欧洲，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新生数量大幅下降的现象，美国人口增长率为80年来最低，韩国则首次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许多人认为，伊斯兰世界的国家生育率高。那里其实也在显著下降，甚至下降得更明显，比如伊朗1982年的总和生育率大约是每个妇女生6.5个孩子，但现在是1.7个。

　　而且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人们印象中还是多年来应对的人口大爆炸，但现在却迎来了一个应对人口急剧下降的人口大逆转。近年来，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到两个对经济的影响深远的大逆转，一是全球化的大逆转，这是从2008年全球化达到一个历史高点后开始的逆转，再就是人口大逆转。2008年，著名的经济学家萨默斯曾经总结，全球宏观经济的特征是三低，就是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这个三低既与全球化的逆转有关系，也与人口的逆转，也就是老龄化直接相关。

　　现在想一想马尔萨斯陷阱，就感觉特别的魔幻。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食物供给的增长，最终仍会引发全球性的饥荒。但是，现在全球人口达到78亿，大部分人比马尔萨斯时期的英格兰更长寿、更健康。

　　生育率下降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收入的提高。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披露的数据，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元人民币，按年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结果。还有一个是城市化，城市化彻底改变了生育经济的账本。生育孩子，以前在农业社会是资产，但在城市却变成了负债。

　　总而言之，按照人口学的理论，在没有外来迁移人口的条件下，该地区的人口一旦出现负增长，人口结构也必然老龄化。

　　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增长至14.2%，为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按照国际的标准。这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老人的人口占比7%，就意味着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达到14%就是深度老龄化，超过20%就是超老龄化社会。2021年，中国已经正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的阶段。

　　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人口的衰老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变革，这也给经济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从增长上讲，老龄化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活力，富有创造力的思想也会减少。经济学有个著名的理论叫刘易斯拐点，对应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是来自于农村的，但是达到刘易斯拐点以后，农村已经无法为城市提供新的劳动力。

　　城市化既是老龄化的一个原因，也和老龄化一起共同的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社会福利体系是要让干活的人去抚养不干活的人，但人口抚养比下降，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不干活的人，需要越来越少的干活的人去抚养。做蛋糕的人少了，分蛋糕的人多了。老人的医疗和护理费用的成本会急剧上升，对财政有重大的冲击。这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

　　从宏观经济上来讲，老龄化还会强化通货紧缩，因为老年人是厌恶风险的，他们会增加储蓄，减少风险资产。这样就会使货币的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趋向于紧缩。而经济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联。

　　宏观经济有一个学派叫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的预期会影响未来的经济，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但是，老年人的增多会影响这种理性预期，尤其是老年痴呆等失智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多，不理性的人口上升，行为经济学叫做行为偏差，相关的经济政策就需要做调整。甚至老年人容易成为金融欺诈、庞氏骗局的对象，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且已成为社会问题。

　　老龄化也意味着消费的减少，最近这几年消费的数据走低，包括双11快递的增速都在急剧的下降，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跟老龄化也是密切相关的。

　　总之，老龄化从整体上冲击和改变着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学里流行一句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名言：从长期来看人们都是要死的。过去的经济学往往更多关注短期的经济问题，现在肯定是要做出改变的一个时候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古德哈特教授，近年来就大声疾呼：经济学课本里，忽略劳动供给变动的影响是不妥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1901年，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塞尔就指出，在所有社会问题中人口问题最重要，但与此同时也最被忽视。

　　但为什么说是寿命经济学的兴起，而不是老龄经济学呢？

　　在这里要引入一个概念——生命周期。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里阿尼，他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强调或注重长时期甚至是一生的生活消费，人们对自己一生的消费作出计划，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大满足。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生命周期模型，代表人物是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他主要分析劳动市场问题和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这个模型可以自然地分析出劳动者的运动机能及相应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增长的变化等情况，因此能够就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开始领取的年龄等劳动和社会保障关系进行政策分析。

　　老龄化更多的是一种状态、是一种趋势，但是寿命这个概念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从生命周期及其资源配置角度理解如何应对老龄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积极应对老龄化，需要更多的从金融角度去理解寿命的经济学特征。

　　因为养老问题存在着跨地域、更长的生命周期资产配置的需求，本质上是带有典型金融特征的问题。学术界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例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清家笃博士在他的《老年金融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资产寿命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最基础的是健康寿命，还有一个寿命叫做生命寿命，这种寿命因为进入了一个长寿时代，所以得到了延长。第三种的寿命叫资产寿命，和健康寿命一样，延长资产寿命，让它跟生命寿命同步就变得很重要，就会对年老之后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个人而言，老龄化也不应该是一种悲观的态度。我就记得当年看了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典》后深受启发。书里对老年的生活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他引用了西塞罗著名的文章《论老年》中的一句话，大意是：人到老年以后可能会失去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判断力，把握事物的能力会增强。德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人总是老得太快，聪明得太晚”。

　　现在人们都在说长期主义，但实际上，长期主义第一是要活得长，第二要让自己聪明得越早越好。而且，这个聪明很大程度上就包括了从生命周期、寿命的角度来看待人生，以及处理好长周期的问题。芒格、巴菲特这两个特别聪明的人，不但创造了世界上最传奇的资产管理公司及其财富，而且都非常长寿。2022年1月1日是芒格的98岁生日，巴菲特今年也92岁高寿了。他们两位就是将自己的健康寿命、生命寿命、资产寿命配置到一个极致水平的典范，他们也是探讨寿命经济学的一个活着的教科书。

　　中国有句古话，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我看来，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是件好事，寿命经济学的兴起，最终将使更多的人能从长期考虑选择和资源配置，来追求更完整、更充分、更快乐、更美好的生活。

　　（作者本力为《北大金融评论》副总编辑、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原标题：生育之计⑥人口出生率的新变化与寿命经济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