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低迷 儿童照顾赤字何解?

生育意愿低迷 儿童照顾赤字何解?
2022年08月05日 15:06 中国经营网

  8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的一篇署名为国家卫健委党组的文章《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指出,目前国内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走低,“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负增长。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54个和1.48个。

  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不仅要靠家庭成员责任共担,也要靠政府、社会多方力量。

  “由全社会共同照顾儿童,未来儿童才可能照顾全社会需要照顾的人,这样才可以维持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在8月2日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和老龄社会30人论坛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性别和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指出,国家应重新介入儿童照顾之中,努力推动儿童照顾“去家庭化”。

  “照顾赤字”凸显

  “女性一直在家庭中承担着主要的照顾角色,就算女性自己不照顾,也要组织或者规划儿童如何获得照顾。”马春华指出,照顾工作的性别化是非常明显的。随着女性就业率上升、儿童照顾精细程度不断提高,照顾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照顾赤字”,也叫作“照顾危机”。

  照顾赤字带来的负面后果,是持续低迷的生育率与不断下降的女性就业率。

  马春华介绍,如何解决“照顾赤字”,重新恢复照顾供需平衡,国际上一般有两条路径。

  一方面,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照顾的“再家庭化”,即女性重新承担更多照顾责任,男性更多分担家庭照顾责任。这种方案寄希望于家庭价值的复苏。“但越来越多女性外出工作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女性不愿意回到传统的、提供无偿照顾劳动的角色中。”

  另一方面,增加“去家庭化”的照顾供给,在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增加照顾供给,包括国家介入的儿童照顾政策、市场化的儿童照顾力量,以及依靠父母、邻居、互助育儿群体等其他社会力量。

  马春华认为,儿童具有公共物品与社会投资品的身份,其成为劳动人口时提供的包括养老、医疗保障等产品,所有人凭借公民身份都可以享用。

  因此,国家有责任通过儿童照顾政策,确保儿童获得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的均等,这也是缩小贫困差距的重要方式。

  那么,何为儿童照顾政策?

  马春华介绍,儿童照顾政策是由特定部门所提供的、对象为0到6岁之间正常儿童,其主要内容包括了托育服务、儿童经济安全措施,以及双亲相关之现金给付、亲职假以及照顾假等项目,主要可以分为收入补充、时间弥补、托育服务三个维度。

  她指出,这项政策是嵌入在福利国家体制中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福利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儿童照顾政策。”

  他山之石

  “‘照顾赤字’是全球性的,也是跨国性的。”通过研究瑞典、法国、美国、西班牙、韩国五个国家在解决照顾危机方面的经验,马春华发现,瑞典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家庭服务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18%,为五国中最高。

  但不同国家的儿童照顾政策各有侧重。马春华举例,在收入补充方面,法国提供家庭津贴和税收减免占GDP的比重最高,达2.25%。提供各种津贴,意味着法国承认照顾劳动是有偿的,但大多数国家还是会把家庭内部的照顾劳动看作是无偿的。

  在时间弥补上,西班牙和瑞典都提供了较长的产假、育儿假。相比女性,男性的陪产假普遍较短,最长的是西班牙,也仅有4.3周。

  在儿童托育方面,法国和韩国为0~2岁儿童提供托育服务的覆盖面达到56.3%,瑞典儿童托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1%,为五国里最高。

  马春华解释,国家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意味着国家希望幼儿的父母如何在工作和照顾幼儿之间分配时间。“像育儿津贴、家庭津贴之类的工具,可能意味着对女性在家照顾幼儿的支持,用这些津贴来弥补她们在照顾幼儿时的经济损失;如果选择构建公共的托育体系,可能意味着对女性就业的支持;在育儿假中规定父亲配额,则意味着国家希望男性能够更多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

  儿童照顾政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提高生育率方面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以五个国家中最早经历生育率下降的法国为例,其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在2017年已经达到1.86,在欧洲各国中处于前列。

  此外,法国、瑞典两国也实现了女性高就业率与高生育率的同步并行,减少女性面临的工作和家庭冲突,儿童贫困率也降至目标水平。

  但马春华也指出,即使在福利国家,对实际照顾供给的预期也不是性别中立的,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仍然是战后各国构建福利体系的基础,女性还是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工作。“现在性别关系走向平等的方向,如果福利体系不进行相应变化的话,可能会面临危机。”

  进入21世纪以后,各个国家也对儿童照顾政策进行了改革。“瑞典、韩国等国都在努力推动男性和女性一同分担育儿责任,但效果并不明显。”马春华说。

  少子化挑战当前,中国育儿责任谁来担?

  马春华介绍,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是由家庭成员主要承担照顾责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鼓励女性就业,国家曾建构一种去家庭化的福利模式,在城市中通过单位给职工家庭的儿童照顾提供支持,在农村中通过公社组织了集体化的儿童托育模式。

  因此,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世纪70年代,城市劳动年龄内妇女就业比例达到90%以上,当时中国的“照顾赤字”并不明显。

  北京市家庭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姚艳华回忆,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妇联推出了家庭育儿所,把1岁以上的孩子集中送到某一个家庭去,这个家庭中一个退休的中老年人可以照顾三四个孩子。“当时还是挺受欢迎的。离家很近,走几步路就送去了,而且对于这个家庭的人也非常了解,也很信任。”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从福利体系中撤出,儿童照顾责任又重新转移给家庭和个人,女性就业率也因此出现下降,“因为没人替她们照顾孩子”。

  随着近年来二孩、三孩政策出台,“入托难”“入园难”成为社会问题,国家开始重新介入儿童照顾之中。

  “总体来说,到21世纪前后,其实中国在儿童照顾方面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马春华认为,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残缺,是儿童照顾危机出现的主要因素。中国应该努力推动儿童照顾“去家庭化”。

  具体而言,在收入补充方面,国务院2018年出台包括儿童教育在内的个人所得税六项减免。但对于学前儿童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个政策对于最需要支持的、收入未达个税起征点的低收入家庭也并不友好。

  尽管有地方政府开始出台普惠的现金津贴以及针对住房的倾斜政策,但是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政策。

  在时间弥补方面,中国的法定产假由最初的56天已经延长至98天,但在国际上仍处于靠后位置。针对配偶的陪产假也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定,仅由各省作为奖励放在计划生育条例中。

  在托育服务方面,2010年教育部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公办、民办并举的托育发展体制,重点发展农村的公立幼儿园体系。2019年,《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但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文件上。

  “现在少子化挑战不光是因为花钱太多、养不起,年轻一代不认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结婚意愿在降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春晓认为,随着传统家庭关系弱化、家庭观念变化、新的家庭形态涌现,如何构建新的儿童福利制度,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马春华建议,可以考虑给所有儿童提供普惠制的津贴;延长法定产假,提高高收入女性的工资替代率,出台全国统一的法定陪产假或育儿假,规定无法转让给母亲的“父亲配额”,推动男性参与育儿;构建普遍可得的、高品质的、整体连贯的儿童托育体系,持续改善儿童托育服务的供给结构。

  文/陈玉琪

  原标题:生育意愿低迷,儿童照顾赤字何解?专家:应推动育儿责任“去家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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