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丈夫每天下班回家，进了门都会先看看儿子的脸色：儿子若高高兴兴，我们就松一口气；儿子若愁眉苦脸，我们的心就会“怦怦”直跳。儿子写作业问我问题时，我总是胆战心惊，三言两语地讲完尽快退回自己的房间，怕的是他突然发脾气。 

　　许多个傍晚，下班了，公司大楼空荡荡的，我却枯坐在办公室里不愿回家，也不敢回家……站在窗前，我望着茫茫的夜色思考这样的问题：为儿子付出了那么多，绞尽脑汁地安排他的饮食，鸡蛋换着花样做，牛奶酸奶变着样让他喝，长得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了，可以打父母了！小学六年风雨无阻地天天接送，功课天天查看操碎了心……为什么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收获的却是儿子的恨呢？ 

　　圣诞节的第二天，儿子放学回到家里，倒头躺在床上生闷气。叫他吃饭，他没好气地说：“还吃饭呢！英语都考成倒数第四了！”儿子大概是因为考试失败感到心理压力很大，也可能是对父母很失望——关键时候父母一点儿也帮不上他的忙！

　　青春期的孩子，有时会把学习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以及在外面世界体验到的不安、挫败等烦恼投射到父母身上，迁怒于父母。因为父母是最爱他的人，朝他们发泄愤怒是最安全的。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圣诞节后，儿子坚决不肯去上学。方安平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老师，让老师叫他去上学。儿子听见了，马上冲进客厅，见我们坐在桌前吃早餐，竟一把将餐桌掀翻在地，骂道：“妈的，我说不上学就不上学！我让你们吃！”汤水洒了我们一身，我和丈夫相视无言。儿子气冲冲地瞪着父亲说：“你来打我呀！你以前不是常打我吗？现在，谅你也不敢打了！我敢打你，信不信？”方安平脸色铁青，气得嘴唇哆嗦却说不出话来。 

　　我的胃里翻江倒海似的一阵难受，冲进厕所里呕吐，竟吐出了一大摊血。方安平连忙把我送进医院，安排我住院后，又去找心理医生。奔波了一个上午，中午又赶回家给儿子做饭，但门已被儿子反锁了。没办法，方安平唯有一天几次送饭回家。儿子既不肯开门，也不肯把放在门口的饭盒拿进去。 

　　第二天夜里，我撑着虚弱的身体从医院赶回家，看见家里的灯全亮着，静静的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整个人无力地扑到门上，声音颤抖地喊：“方瑞！方瑞！”“滚！”儿子的吼声传出来。听到儿子的声音，我心里踏实了些。我和丈夫乞求了无数遍，儿子仍然不肯开门。 

　　到了第三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家里只有几包方便面，儿子还有吃的吗？还有，儿子情绪如此激动，会不会一时冲动做出自残的事？

　　夜里，我们叫来消防队员和心理医生。征得心理医生同意后，消防队员撬开窗进入屋内。 

　　儿子正在客厅里看电视。见他毫发无损，我如释重负。儿子却满脸愤怒，手握遥控器，咬牙切齿地低声对我说：“我杀了你！”我吓得浑身一激灵。心理医生悄悄地对我说：“他不是说着玩的。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得将方瑞带去住院。”我含泪点头。 

　　儿子被医生带走了，我和方安平抱头痛哭。家里满地是摔碎的碗碗碟碟，但我们谁也没心情收拾。 

　　几天后，在医生的办公室，看着高高瘦瘦的儿子穿着条纹病号服进来，我不禁潸然泪下。人家养儿子考大学光宗耀祖，我却把儿子养到精神病院里！虽然事业成功，但任何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孩子的失败啊！ 

　　儿子本是想跟我说话的，但看到我突然泪流满面，他一怔，脸上满是失望和愤怒，生气地转身回病房去了。 

　　那一刻，我心里充满绝望。医生办公室在五楼，我真想闭着眼往下跳…… 

　　春节快到了，我提了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去看儿子。儿子说：“妈，你提这些东西来干吗？我要回家过春节。”此前医生没对我说过方瑞出院的事。由于事出突然，我吓得脸色煞白，两腿直打哆嗦，心想：老虎要回家了，老虎要出笼了！救命！ 

　　我怀着万分恐惧的心情接儿子回家过年。那些天里，我天天胆战心惊，几乎撑不下去了。 

　　这时我上网查找到赏识教育的咨询电话。接电话的是名叫王军的小伙子。王军说：“不要绝望，上帝在关上一扇门后会打开另一扇窗子。”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这句话，似乎它是救命的稻草。 

　　2009年“五一”劳动节假期，我带儿子参加赏识教育的“快乐营”。在老师的鼓励下，方瑞一直表现得很好。但在最后一天，方瑞还是发作了。 

　　事情的起因是，方瑞丢了通讯录——上面是夏令营的孩子互留的电话和互写的一句赏识对方的话。方瑞把丢通讯录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铁青着脸，握紧拳头，把我逼到墙角。我无路可退，心“怦怦”乱跳。会场上有200名孩子和200多位家长，众目睽睽之下母亲要挨儿子打？我恐惧悲伤得喘不过气来。 

　　王军也在场，一看大事不好，立刻去叫来周弘老师。 

　　见方瑞横眉怒目地瞪着我，而我浑身发抖地缩在墙角，周弘老师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 

　　我可怜巴巴地用求救的眼神看着周老师，他能让方瑞平静下来吗？

　　周老师笑眯眯地摸摸方瑞的头，说：“丢了通讯录，我知道你很难过，为这事难过，说明你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

　　令我吃惊的是，方瑞心中的愤怒立即转化成委屈，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周老师又说：“来，跟老师握握手。”方瑞居然听话地伸出手。周老师称赞道：“真是个好孩子，难过得哭了，却还能听老师的话。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找到通讯录。如果找不到，就让大家重新为你写一遍，好不好？”方瑞边擦眼泪边点头。周老师继续说：“我讲课时，你听得最认真。我曾问大家什么叫快乐，你的发言很精彩。还记得吗？”方瑞的眼睛突然亮了，那么多学生回答问题，老师居然记住自己的发言，他感觉自己很被重视：“我说快乐就是学会面对不快乐！”“这句话富有哲理。来，让我把它写在你的T恤上！”方瑞笑了。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周老师写完后问：“话是你说的，字却是我写的，署谁的名呢？”方瑞说：“方周。我姓方你姓周。”周老师和在场的同学一齐鼓掌，都说这个主意好。 

　　一场危机，就这样被周老师轻易地化解了！我事后思考，周老师用了什么办法，这么轻易地让方瑞接纳并认同了呢？周老师的话是有技巧的，他对方瑞的负面情绪表示接纳：丢了通讯录，我知道你很难过，为这事难过，说明你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孩子的感情是需要被接纳的，尊重孩子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尊重孩子的感受，包括认可他的难过、痛苦、伤心等负面情绪。周老师看方瑞的眼神里充满了欣赏、信任和亲切，这眼神一定会让孩子心里感到很温暖。

　　学了赏识教育才明白，正是我的打骂致使孩子长期心理压抑、扭曲，以至于最后精神崩溃。我从没有尊重过孩子，平等地对待过孩子，又怎么能使孩子学会尊重父母，平等地对待父母？我痛恨那句古训：“棍棒底下出孝子。”正是这种谬误致使父母以强凌弱打骂孩子时，非但不觉得可耻，反而以为自己的野蛮行径神圣伟大。

　　此后，我如饥似渴地读家教书。我意识到，庄稼出问题，是农民没有种好它；孩子出问题，是父母的教育出了问题。要改变孩子，就必须先改变父母。鼓励是比批评更有效的教育方法。爱，不光是照顾孩子的衣食，更要关注孩子的心情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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