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位很严肃、很大男人主义的人，但他也非常正直、不伪善，从不假装自己很神圣高尚；他从来不碰家务事，也从不掩饰很喜欢打麻将，而且不但自己打也教我们这些孩子打，我们兄弟姊妹全都是他的牌搭子，他对我们几个人的影响，虽然说不上来，但已经潜移默化在我们的生命中。

　　父亲当空军电台台长时，有一天我们几个小孩捡到一只钢笔，大家都好高兴，因为民国三十几年，一枝钢笔是很贵的。后来军队里有个士官说他的笔掉了，爸爸听说了，回到家中，要我们把笔还给人家；其实我们小孩都认为，只要爸爸不说没人知道，我们就会多了一枝笔，因为我们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真的是捡到的，但爸爸仍然决定把笔还给那个士官，这种身教对孩子的影响，比读课本要深刻许多。

　　很多人喜欢定义父母的角色，例如严父慈母或是慈父严母，在我们家有五男一女共六个孩子，我母亲是属于那种很感性的女人，她经常鼓励小孩，给小孩写信，她写给我的信常让我很感动，这也让我以后常写家书给自己的小孩。虽然我自己觉得比较像妈妈，但偶尔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时候像妈妈，有时候像爸爸，或者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像爸爸、某个阶段像妈妈。

　　而父亲刚好和母亲相反。他从不跟孩子们说太感性的话，虽然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他对我们爱的浓度转化成其它方式，丝毫没有减损；小时候只要有坏孩子或年纪比我大的青少年欺负我，他一定会追打坏小孩，为我讨回公道。有一回我们全家上教堂回来，妈妈突然直盯着我看，看得我浑身发毛，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妈妈这才含笑着说：“刚刚你爸说，看看教堂唱经班里头，没有一个比我们家龙龙长得象样的！”感情内敛的爸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跟我说这些话，但情感表达直率的妈妈就会转达爸爸的话给我，这是非常有趣也有点复杂的成长环境。

　　小学五、六年级时我们住新竹，上学途中我跟妈妈说：“哇，今天我的便当里头有一颗蛋！”妈妈回答我：“是啊，只有你的便当里面有蛋喔！”但走在前头的哥哥弟弟听到了，却说他们也有蛋啊，妈妈这才不好意思的笑起来，原来她为了讨好我，希望孩子觉得自己很重要，这才撒了个小谎。我妈妈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在高中留级、走投无路要念军校的时候，爸爸清晨天未亮，载着我到当年的台北老火车站，坐第一班往屏东的慢车。虽然天还一片漆黑，车站里却已经挤满了人，剎时我觉得心里好恐惧，这时一下子进来了十几二十个人，全都是光头，看起来有些凶恶，那年我才十六岁，懵懵懂懂问父亲说：“这些是什么人？”父亲说他们是犯人，我这才发现他们全都戴着手铐、脚链，父亲淡淡的说：“以后你还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对未来的恐惧和离家的复杂情绪交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火车慢慢驶离月台，看着父亲在月台上招手，难过鼻酸的情绪涌上来，但我不好意思哭，硬是将差点夺眶而出的泪水忍住，挥手跟父亲道别。

　　火车从台湾头开到台湾尾的屏东东港，十二个小时的旅程，抵达时已经天黑，隔几天我收到父亲的信。父亲说那天送走我后，自己慢慢走路回家，当时我们家就在现在的大安森林公园附近，他看到对面的天主教堂圣家堂灯亮着，走进去参加了第一台弥撒，在天主面前为我热烈的祈祷，这是父亲第一次写信给我，让我真的好感动，平常给人严肃、铁血心肠的父亲，其实也有柔情的一面，在年少低潮的岁月，父亲的爱给了我成长的力量。

　　虽然我觉得自己对孩子的情感表达方式，比较像我的母亲，但父亲严厉的性格仍会出现在我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有时爸爸对我的态度，我会不知不觉用到孩子身上。例如我会对他们凶、觉得他们很烦，但事后又会觉得很懊恼，那时我就会跟孩子道歉重新和好。

　　举例来说，我在美国洛杉矶念书，二儿子立国他的手脚利落，打字很快，我就会要他帮忙打报告，他有时候不情愿，我就会生气骂他，这么一骂，他就不讲话、完全不搭理我了，我自知理亏，趁他睡午觉的时候，偷偷摆了二十块美金放在信封里，写了“You did the good job。”等几句话，谢谢他的帮忙。后来他醒来后，开心的透过窗户跟我打招呼。我有时候自己会想，对孩子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克制不住？或许小时候父亲教养的方式还是有些影响。

　　很多父母会纳闷，家里的两个小孩，怎么个性截然不同，明明所有家中提供的条件都一样，却天差地别，我认为可能跟基因有关；例如电影《大河恋》中，布莱德比特饰演的弟弟就天生叛逆，酒色财气样样来，最后跟人打架打死了，但哥哥就循规蹈矩的过一生，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教养小孩的指南，或是家庭教育的指导手册，因为孩子长大过程中有太多变量和条件，没有一个道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