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儿女最早的老师。不管贫穷或富有,不管成功或失败,父母在子女心中都是奋斗和生命的刻度。
1941年,蔡笑晚出生在浙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曾就读于中央法医研究所,在旧军队中任过军医。受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蔡笑晚初中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升学读书了。伯父告诉他,要想继续读书,得有出色的进步表现才行。蔡笑晚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加入了共青团,终于走出了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阴影,考上了杭州大学物理系。可不久,父亲病逝,家中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蔡笑晚还有几个弟妹,作为老大,他不得不分担家庭的重担,从杭州大学退学回到乡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重拾了父亲医生的职业。
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刻苦学习,想成为华陀、扁鹊一样的名医。但同时,他还在潜心研究自己喜爱的物理,他曾写信向钱学森教授请教,钱老还给他回了信。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并入到乡村的联合诊所,现实使他又一次陷入绝望。
生不逢时,岁月蹉跎,自己再奋斗恐怕已难有成就。就在这时,妻子小湘怀孕了。于是,蔡笑晚将人生的全部理想和希望寄托在还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发誓把孩子培养成杰出人才。对他来说,生儿育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成为父亲使他重新有了人生目标,他改名为“蔡笑晚”——不能在青春时期开怀畅笑,那就让儿女个个有出息,让自己笑得最晚,笑得最好!
当时,“文化大革命”冲击着一切,混乱与动荡还看不到尽头,但蔡笑晚眼光深远:国家与民族的兴旺与发展,最终还是需要知识。只要倾心教育孩子、培养孩子,下一代就具有了发展的优势。这“育儿战略”竟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悄悄开始实施的。
当其他的父母把孩子0~3岁这一幼儿期看成是无知的蒙昧阶段,让孩子最宝贵的智力开发期白白流逝时,蔡笑晚却认为孺子可教,应及时地开始早期教育。
蔡笑晚认为,古今中外有不少神童,王勃6岁善词章,白居易15岁名扬天下,说明早期教育对于成才极有帮助。只要早期教育得法,就能使孩子的智力提升,大脑功能更好地得到开发利用。天才从神童开始,神童由早期教育培养而成。因此,早期教育是一切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可谓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影响一生。蔡笑晚从教育第一个孩子开始,就坚信并奉行这个理念。
很多年后,蔡笑晚读到《卡尔·威特的教育》上的一段话,发现竟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孩子成为天才还是庸才,不是取决于天赋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从出生到五六岁这段时间的教育。诚然,孩子的天赋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是有限的。所以,不用说生下来就具备很高天赋的孩子,就是那些天赋一般的孩子,只要给予合理的教育,也都能成为优秀的人。”
蔡笑晚十分关注孩子的早教。他对孩子先进行口语教育,再开始识字教育。老大3岁左右开始背《千字文》,后来又学《千家诗》《十二诗经》和一些易背的民谣。在给老二进行语言训练时,又对《三字经》进行了修订删节,仅留下劝学部分。对《三字经》中一个个劝学典故,又用故事讲给孩子听。
因为孩子爱听故事,他就用故事去“奖励”三四岁孩子的学习。他最常讲的是《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天方夜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并把故事分成一段一段慢慢地讲,就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激发孩子的兴趣,增强他们的求知欲望。每次给孩子讲故事时,他都要求孩子总结出一个主题,并再把故事讲给父亲听。这样做一举三得:不仅培养了孩子思考的习惯,故事的主题、主人公的处世原则和应付困境的策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人格的塑造,而复述故事则很好地培养了孩子的表达能力。
蔡笑晚认为,培养孩子的数学能力是开启孩子智力最好的手段之一。识字教育是从孩子3岁开始,而数学教育则在出生几个月就开始了。大儿子天文两三个月时,蔡笑晚常常在他手心边拍边数:1、2、3、4……天文就笑了。这样的次数多了,孩子就对数字有了兴趣。天文1岁多一点就认识阿拉伯数字1~10。后来,蔡笑晚把1~100写在纸片上教小女儿天西认,天西3岁前就都能写出来了。
当时,蔡笑晚家里做饭用的是煤球炉,孩子一边扇扇子,一边数数。天文两岁就能从1数到1000,又从1000倒退数到1。3岁以后,就用指头、豌豆和算盘做计数工具进行运算。4岁以后就能进行简单的乘除运算。数学运算的训练,加上语言方面的培养,使孩子很快变得“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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