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佳，1973年生，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曾在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任教多年，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主要从事宗教与民族问题研究，曾在西南中国和南印度进行田野工作。专著《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2005)、《象征在别处：社会人类学探讨》(2008)，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如果你没有关注中国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不曾对地方性知识产生过兴趣，对梁永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觉陌生。他，迈向不惑之年的70年代生人，徜徉于各国文化客舟之中，迎着人类学做耐心的探索，江阔云低，泰然自若；他，一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以严谨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中具体也生动的社会事实，以自己的思想维护着文化的多元。

　　梁永佳关注“起跑线”，追溯起来并不遥远，今年二月份教育部王定华司长在新闻通气会中提出“起跑线忽悠论”，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大讨论，身在新加坡的梁永佳也注意到这一新闻。虽说他早已脱离起跑线带来的教育阴影，但谈及这个词，仍然感慨颇深，事实上，有着深刻的专业学识，又身居新加坡先进的教育体系，他在亲戚眼里俨然成为教育专家，即便这个专家自己还未养育孩子。

　　一、伙伴、老师与父亲

　　最好的十年

　　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中，有着庞大的亲属关系，梁永佳在过去20年中，每次回乡都会被不同的人问及小孩的教育问题，“哥哥姐姐表姐表弟都会追问我，小孩该怎么教育，他们想解决所有小孩的问题，从6岁到20岁。他们总要问我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非常着急”。

　　这些“非常着急”的亲人让梁永佳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我生在一个小城镇，1980年上小学，小学和初中都是一般的学校，高中读了重点中学。”“我遇上中国教育最差的时候，教育怎么发展，每天都在变，政治和社会变动也很多。”在一般学校中的梁永佳，从来没有努力学习过，成绩却很好，是班长、大队长，常参加各种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可是“学校名人”却时常受老师批评，因为他不大听话，尤其初中的时候，在一个很糟糕的学校，还有一群同样让老师摸不透的伙伴，“看起来吊儿郎当”。

　　实际上，这一群被认为吊儿郎当的少年人，“学习上相互促进，我们会结诗社，一起下围棋”。“我到今天都很感谢初中时候的一些朋友，记得有个同学喜欢数学，他的爱好就是做数学题，很多我们还没有学到的定理，他自己推出来。我们想这不是数学家吗？但是平时老师出的题，我们总是答不好”。这样的孩子在任何学校都能找到，思维敏捷，充满朝气，总有不同的想法，学习上不按部就班，却对自己感兴趣的科目有极深的钻研，他们超出了“听话”与“不听话”的分类界限，老师常常不知如何引导。梁永佳回忆至此，十分庆幸，正由于脱离了一板一眼的学习，又有不少朋友的陪伴和支持，使他“没承受当时因教育缺陷造成的后果”。

　　如今出现了很多“在家上学”的激烈倡议者，国内也有实践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视体制内教育为洪水猛兽，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由父母教导。这样的教育形式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无法兼顾的，那就是让孩子拥有同龄伙伴。孩子内心的宇宙广阔无垠，藏满了成年人无法理解的想法和秘密，这些奇妙的体验只有同龄伙伴才能分享。急于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学习和生活，很可能毁坏这一珍贵宇宙的源头。正因如此，尽管有不断而来的种种变动，小小的梁永佳和他的伙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慢慢长大。

　　难得的老师

　　“必须说，现在来看如今的小学和中学，我觉得我这一代还是很幸运的。教我们的小学、中学老师，大概是40年代到50年代生人，是被文革耽搁的一批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上大学，但他们情操高尚，我记得很多老师对我们很好，做了许多很感人的事情。”

　　一个孩子能成长成什么模样，归因于很多因素。老师作为一线工作者，不仅连接学生和学校，更是一剂调节教育现场的缓和剂。谈及是否有老师对他产生影响，梁永佳毫不犹豫说“当然”。“后来我知道我的一些老师是文革前的高材生，因为出身不好，以及高考取消，一腔热血白搭了”。这些被耽误的老师在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中只是很普通的人，没有显赫的地位和名声，也许有些人的具体名姓学生也没记住，如同河流汇入大海，涛声激越，却无法分辨每一朵浪花的声音。但正是这一批人，未受惠于当时的教育制度，却培养了几代支撑国家的中流砥柱。

　　年纪小的时候认为老师真心爱护学生是理所应当的，经历了时代变迁，才懂得那批老师的出现是件多难得的事，“现在我看到小孩子和家长，在过节之前到商场给老师买衣服之类的，令人震惊，从小孩子被教会了非常世故的东西”。说到这些，梁永佳不住摇头。

　　多年后，梁永佳也投身教育做了老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评师”活动中，他连续几年均位居前列，“坚持自己的选择，不忘自己的追求”，“待人诚恳，正直”等是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他的评价，回想当年他那些为学生点燃炉火暖好屋子，等待学生去上课的老师，如今他的作为岂不正是师道之传承。

　　父亲的选择

　　梁永佳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只是一名小学毕业的普通工人，不懂如何辅导他的学习，却在他上学第一天郑重承诺：“你今天去上学了，你要记得，我就算是要饭，也会供你上大学。”小孩子不懂，却记得清楚，后来当梁永佳面临人生的取舍时，他想起了这句话。身边亲友沸沸扬扬的反对声也因为这句话消失了，在他们看来，梁永佳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而梁永佳明白，这是一个他必须负责的选择。

　　只是一个孩子对于什么是“负责”，并没有深刻的觉悟。选择了文科之后，梁永佳出现了很多孩子都面临的状况：爱玩。第一次考试排在二十多名，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父亲看到后，对他说“是你自己选择读文科”，到期末考试，梁永佳的成绩升至第五名。低文凭的父亲，在关键时候，没有絮絮叨叨，也没恼怒打骂，为梁永佳提供了宽松的选择空间，只在他犯了原则性错误的时候才出言责问，显示了过人的见识。

　　如何理解自由与责任是成长的关键，自由的选择是否意味着可以抛弃责任？恰恰相反，自由不是放任，更不是放纵，一个孩子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就同时接下了选择所带来的担当与责任。惧怕责任的人也会惧怕自由，梁父对梁永佳一向宽和，初中和伙伴同进退也好，爱好哲学也好，均未过多管束，反倒是身旁的一些亲戚与同辈会耻笑他，“哲学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梁永佳仍然自由地发展了自己的兴趣。也许对文科的喜爱是源于偶然，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够偶然发现自己的兴趣并报以热烈向往的梁永佳是幸运的。也因此，当看到踏着兴趣的步伐一路行走似乎快要忘记初心的儿子，梁父这时的一句“是你自己选择读文科”，意味深长，令梁永佳如醍醐灌顶，不敢懈怠。

　　80年代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是处于集体优先的状态，但父母在管束上张弛有度，梁永佳反而成就了自己的个性。而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体的主人，要发扬个性，反而因为要获得成功，被迫学习各种东西，个体没有真的得到体现。这一点，梁永佳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那一代，父母对我们的期待很低。我们整个一条街都没人去过大学，更没人上过大学。大人不过觉得孩子以后可以和他们一样，做个工人。再说家里几个孩子，不成功就不成功吧，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不一样，社会风险程度很大，失败也许就意味着掉进坑里爬不起来。现在的信息量也很大，家长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封闭了，他们看到很多好的东西，自己也很羡慕，于是将理想转嫁给孩子，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自私的想法。”

　　事实上，“起跑线”上的爸爸妈妈，那种急切的心理，有多少“不自私”呢？他们大概可以看看诗人纪伯伦《论孩子》里是如何写的：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口述/梁永佳  采写/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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