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考虑结婚生子，并且在丈夫薪酬足够高的情况下依靠他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并不觉得这具有贬义。对我来说，女人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如果丈夫收入足够高，那就很好。然而我对自己说：“在结婚前要有份职业，以防……”我目睹了太多的寡妇要拉扯孩子却一无所有。1936年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毁灭人的不只是战争，还有经济危机、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俄国革命和俄国贵族的逃亡。还有疾病……

　　当我16岁高中毕业之后，我想学医。但我等了好几年才得以在大学注册。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母亲反对，我父亲站在了母亲一方：“你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女儿。你有5个兄弟。留在我们身边吧，你又不急着去赚钱糊口。到25岁，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在这之前，你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在这之后，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就走吧。”

　　我没有任何理由让我的父母痛苦。

　　原来我们家有两个女孩和四个男孩。我是第四个孩子。我的姐姐18岁得了癌症，几个月就死了，当时我12岁。在我15岁时，第五个男孩出生了。对我母亲来说，她无法忍受自己唯一的女儿离家到外面生活。另外，在她看来，一名女孩选择了求学的道路，就注定要过着独身无子的生活。在父母双方的家族中，我都是第一个表达这种欲望的女孩子。

　　“你不适合做这个。” 我母亲重复说。

　　“我想有自己的经济收入，过自己的生活。”我反驳说。

　　“你可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然后结婚……”

　　“我想求学并拥有一份职业。”

　　“那么你不想结婚了？你想学什么都可以，但不要上大学。”

　　“对，是这样，我想学医。我对此感兴趣，并想确保自己得到一份有价值的职业，哪怕在我结婚并有了孩子后不去工作。”

　　对一名母亲来说，女人与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习俗决裂就是走错了路。在她的社会阶层中，一个女人为了挣钱度日而求学是件让人感到恐怖的事。并且我在冒最坏的危险，就是我母亲说的再也不能结婚，这是要剥夺她和我的后代。这是疯狂的事，是一种耻辱，甚至对像我父母那样开明的家长来说也是如此(我父母在家里对我们的阅读从来不作任何限制)。因为我兴趣广泛，喜欢做衣服、听音乐、从事体育活动，所以我没有时间让自己烦恼。我耐心地等待着，无怨无悔。最终我以比同学稍大的年龄开始了学习。当时的医学专业学生可以马上在医院里接触到人的不幸。

　　还有一项标志性回忆，它显示了当事人把幼童当作大人来交谈的某种自然的轻松态度：弗朗索瓦兹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意身材，人长得高大还是矮小在她眼中都一样。

　　童年时我就读过一个瑞典人写的几本书，内容是为女人、男人和儿童设计的体操。那都是些新的画册，介绍的都是很简单的动作，是瑞典家庭体操，依据的原则是：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就得从小做体操。我的眼光停留在儿童在雪地里玩雪橇的图画上，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事，仿佛是梦中的人物和童话中的风景。

　　我觉得这美极了。生我养我的父母所做的体育活动只是在假期里骑自行车。

　　这几幅画里的人显得都很高兴，儿童看起来在大自然中玩得十分开心。总是穿着裙子、袜子和皮鞋的我很想做同样的事。而当时我们连在夏天下海洗澡也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

　　我们上了体操课。我母亲认为，她个子矮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做过体操！然而，被人以同样方式抚养大的其哥哥姐姐却都很高……

　　我并不觉得她个子矮。这很奇怪，她和我女儿的身高相同，只有1.51米，但我并不觉得她矮小。而她却为自己的个子苦恼，但我的女儿却并不为此感到苦恼。

　　对我来说，人的身高一点也不重要，只要他们在自己的皮囊中活得很好，并且其肉体与行动欲望保持一致就可以了。至于我，我则既不高也不矮。

　　在测高器下，我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都要被归入高身材人之列，我最矮的哥哥也有1.76米。甚至当我是孩子时，无论是谁，其身高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只要他们活得很好并且喜欢交流。这让我那自称矮小、而身高实际有1.69米的丈夫十分吃惊！他有着乌克兰人、南方俄罗斯人的典型身材，但肌肉发达，身体匀称……但那又如何呢？

　　这又是一种与欣赏高大身材的家父家母以及许多人格格不入的观点。

　　对我来说，当医生并非是培养身体的完美，而是把健康与心灵生活、精神生活结合起来，即寻求在为自己而过的生活和与别人的共同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而不是追求“规范”。这有些空泛，但我根本不想去寻找“规范”，无论在身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

　　与其弟弟所做的神话漫游让年轻的弗朗索瓦兹坚信儿童处于知识的源头，扼杀他们的想象力是危险的。

　　家里最小的孩子出世时我15岁。我母亲十分失望，因为她刚失去了长女并且不想再要一个男孩。她像当初对我们一样给孩子哺乳，但因为忙于“生计”，她把照顾弟弟、领他玩并教育他的重担交给了我。我给他讲从伟大神话中汲取来的故事和传奇。我得以看到一名幼童是以怎样一种自然的轻松和快乐方式发展、活跃着一种想象生活，这种生活很可能是真实中的真实。这是集体白日梦中最真实的东西。在他的眼中，神话人物都活在我们中间。在领着他在杜伊勒里公园(jardin de Tuilerie)散步时，我给他看代表索恩河和罗讷河的女性或男性雕塑，他高兴地发现在河流的大家族中，江河都是大人，其支流都是他们的孩子，并出乎我意料地记住了它们的名字。长着翅膀的马，在他眼中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东西呢，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天马雕像。在他很小的时候，从他四五岁开始，他就特别喜欢去看博物馆，因为在那里他能再次见到他神话中的伙伴。对他最严厉的惩罚就是不能去看博物馆。于是我就争取减刑：“只去一个小时。”

　　我的大弟弟菲利普(Philippe)天生一副好嗓子，大家都认为他在这方面可以与西斯廷教堂(Chapelle Sixtine)唱诗班儿童相媲美，他成了我们家的行吟诗人。他模仿英雄姿势、表演自己创作的史诗片断，从中我能辨听出他用自己总在听风的耳朵随意捕捉到的成人的片言只语。对于他即兴创作的歌剧唱段，可能是因为音量过大的缘故，他比最小的弟弟受到了身边大人更多的“批评”，尽管小弟弟叽喳的叫声也很出奇，但没有一个大人跟在小弟弟后面责备他疯言痴语。已长成大孩子的大弟弟只应该忙着做功课，他不时被要求闭口，因为他的歌唱妨碍了别人，可怜的孩子因此觉得受到了刁难。

　　因为可以自由地在语言中遨游，我最小的弟弟雅克(Jacques)轻易就进入了家庭之外的世界，很早就过上了一种轻松的社会生活。而我的大弟弟菲利普(Philippe)的“诗兴”则妨碍了家人，我痛苦地看到他的艺术天赋被粗暴对待、遭受遏制。我回忆起在大姐去世之后，他即兴创作了一部很长、很动听的小调清唱剧来哀悼一棵被雷电击毁的树。该剧诗歌用一种悲壮的语言无意识地表现了全家的哀悼之情，这种语言从何而来呢？他在长长的宣叙调中插入变调哀歌，用以表达整个森林、森林中所有动植物哭悼同伴的悲痛。我一个人呆在自己的“闺房”里，听他在自己的“儿童房”里闭门歌唱“不幸”……他关上门是为了不打扰别人。但对我来说，他的歌声能够帮助我生活……然后清唱剧中断了：一个大人的声音生硬地命令哀伤中的孩子闭口：“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全家人都感到悲痛，而你竟然在唱歌！”他很难过，觉得自己犯了错，便沉默下来。这名多愁善感的小艺术家就像那棵树一样被击倒了……所幸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倾诉伤感的歌声又响了起来，最初是无伴奏式的，然后就是由新的悲伤歌词构成的朴素抒情诗。当时刚满12岁的我觉得他很勇敢，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虽然大人带着不理解和排斥的态度斥责他，但他别无选择。

　　我认为，成人社会不应该以年龄、理智和学业的要求为由来扼杀儿童自发的想象力、表达天赋、奇思妙想及其本能(他不带任何算计和任何私欲地向别人散发闪电、火花、电光以及摆脱任何商业规则的冲动)，而应该让儿童自由发挥自己的语言，使他们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都获得绽放。许多禁锢将由此被避免或至少受到限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尊重每一个人的表现特点。

　　我在照顾小弟弟时，发现儿童是如何处于知识源头的。他们是提出真正问题的人。他们寻找成人没有的答案。成人想弄懂儿童一般是为了控制他们。成人应该聆听儿童，而且能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容易发现：儿童在其所分担的家庭和社会痛苦之外，也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自然天赋掌握着生活中爱、希望和信仰的钥匙。

　　就这样，我等着开始我的学业。在预计期限到来的两年前，我母亲同意我去学习护理专业。我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万一医学专业像我担心的那样过于难读的话，这总归是一门职业。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是希望我满足于此甚至知难而退。相反，这实际上对我后来的学业帮助极大，因为很不幸，在攻读医学专业时根本得不到对双手灵巧度和动作效率的训练。反之作为护士，我们学的是如何服务病人，是在医院环境的“背面”工作。当“医生”过来查房时总是要给他演一出戏，只是在他走后，病人或手术患者才不再顾及自己的仪表，因为他痛苦不堪、精神沮丧。医生身上笼罩着过多的权利或知识光环，家属不是向他们表达焦虑、心理问题或物质困难，而是向护理人员倾诉这一切及其对医生诊治方法的忧虑和恐慌。这对我来说是一所极好的学校，使我在医院工作的头几年受益匪浅。

　　我就这样在1933年开始了PCN(物理—化学—自然科学)专业的学习。这在当时是医学专业的预科。

　　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作家让的儿子马克·舒伦伯格。他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石油勘探工程师，但当时他已经在从事精神分析，曾先后在奥地利和英国夏山学校(Ecole de Summerhill)求学，想成为医生，为的是在法国自由从事精神分析。是他告诉我，如果我想从事自己所说的那种“教育医学”的话，我应该研究精神分析。

　　开始我很惊讶，因为我曾在中学哲学班为了毕业选修过精神分析学，它对我来说是哲学的一个新的旁支，而我想研究的是人的成长，不仅是玄思，不管它们多么有趣。

　　当时我对精神分析有何了解呢？作为一门学科，它当时只被引入到有限的圈子里，并且在国外比在法国更普及。在父亲的书房淘猎时，我曾翻阅过几本当时(1924年)人们能读到的介绍弗洛伊德的书籍。在高中毕业会考笔试中，我写了一篇出色的古典哲学作文。在口试中，考官问我精神分析是什么。我对他说：“精神分析研究的就是一直存在的、无意识的、在梦境中重复出现的童年交错时空。”

　　当时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暂留的共时性，这已经不算太差了。我对那位老师解释了当时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概念的组合也可能存在于无意识中；在睡眠中，梦的活动让睡眠者保持憩息，他此时在生理上已经不能拥有人际关系生活，但他会通过把对过去真实经历的回忆和当前个人欲望相混合的方式对这种生活进行幻想。我的回答让考官觉得很有趣，于是他问了我精神分析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小姐，性欲的位置在哪里呢？您怎么看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呢？”“我也许还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但睡眠和梦想方面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证明，其他的东西也应该很有意思。”

　　审慎的考官没有再坚持问下去……这是在1924年。

　　在我于1933年攻读PCN时的同学马克·舒伦伯格指引下，我阅读了当时用法语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日常生活生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Le mot d’esprit et l’inconscient)《性学三论》(Les trois lecons)和《梦的解析》等(La science des rêves)］。这对我是一种启示。此外，我也为自己因选择实现自己的学习计划而扰乱了家庭秩序而深感愧疚。

　　当我在马克建议下去找勒内·拉弗格，和他谈自己内心的慌乱并受到其接待时，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我所接受的传统精神分析持续了3年。对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次时间漫长的精神分析，这种体验是罕见的。我坚持了三年，其间只因为度假中断了一个月。在法国，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结婚生育之前就接受了上述精神分析。我还没有了解到有其他和我同代的精神分析学家这样做过。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段经历对我作为女人的生活和职业均帮助极大，另外我认为这对我自己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次机会。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我明白了我母亲想把我留在身边是出于母爱，为的是补偿她大女儿悲剧性的去世。对她来说，我在家里的存在成了一种必要的陪伴。在她看来，当医生对女人来说意味着再也无缘于任何家庭生活。这是一种迫使女人独身，即孤独一生、会遭遇形形色色危险的职业。

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