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小姐们高于一切的需要就是学习在社会中以基督徒的身份行事并睿智地治理好她们的家庭，而不是去做女学究和女英雄；女人永远只能一知半解，并且她们肚子里的那点知识经常让她们孤芳自赏、目中无人、夸夸其谈并厌烦家务。”(《女童教育访谈录》，1696年)

　　自从德曼特农夫人就女孩教育问题写下了一系列强制原则和一些对儿童带有蔑视的评论之后，优秀的哲学家们都忽视了这个话题，任凭修女、听忏悔的神父、谦谦君子、家庭女教师、乳母和服饰女商贩们占据这个领域。人们把“女孩子都是戏子”这句俗语当作公理，只希望将女孩们变成男人的占有物。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培养男孩们进入职业生活。童年属于未来的领袖。有一些类型化的教育方式，例如耶稣会教育。这是量才录用的管理体制。

　　机会只给最优秀的人，在成人看来最优秀的人。因为要让成人感到高兴，于是获胜者就成为最狡黠或者最顺从的人，以便能够操纵权力拥有者。无论耶稣会是否存在，社会其实就是一所虚伪的大学校。并且欺骗尤其通过话语进行，所有的话都是虚假的。典型的说法就是：“你要靠自己的本领和努力获得成功……”但一切都被篡改利用了。这些都是有害的套话。我们今天能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安慰性的政治言论中听到这样的话。也许就是这一点构成了教育语言目前使用不当或者说败坏的特征。现在实行的是所谓的大众教育。从前实行的是建立在知识传输基础上的集体教育，并在青少年阶段之前就着力培养孩子的批评精神。而现在，人们并不努力寻求使大众真正获得知识，相反，他们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对他们进行控制。技能取代了知识，最主要的技能就是操作计算机。一切都在于熟悉相关操作方法。我们的社会现在只是一个人人伸张自己权利的社会。我们远离了过去公民通过向别人提供工作以及自己工作来互相服务的社会。在我看来，如果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用时间和劳动服务别人以换取报酬，那么许多事情都将得到改变。这也许将形成一场革命：医院中护士和医生为病人服务，从而获得病人的报酬；保育员为婴儿服务，从而获得后者父母的报酬；教师为学生服务，从而得到学生的报酬。这将是一个团结互助和负责任的社会。我们最好把政府的互助部改为“责任部”，因为互助的概念很模糊，它保留了一种乐善好施的含义(给贫困者最微薄的施舍以求得良心的安宁)。最好的提法是，每位公民都对自己和自己对他人的行为负责。人无完人。每个人的个人伦理都植根于家庭这种或那种神经症中，因为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神经症。我并不妄言为别人提供有偿服务是无私的行为。事情之所以可行，就是因为它是有偿的。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流，自己总能从中获益，但别人也能获益。接受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我对自己为得到报酬而提供的服务负责……如果没有报酬，我很高尚，但我没有责任。人家给了我报酬，就同时把工作责任交给了我。这是公正的。

　　责任感当然来自于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身体生殖能力成熟产生的意识。当一种有意完成的行为能马上或者能在将来几代人身上产生效果时，责任感就无意识地产生了。从八九岁刚懂事的年龄开始，任何一名儿童都能明白他要为自己对他人行为造成的后果担负部分或全部责任。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尤其是儿童)区别犯罪感和责任感。如果社会未能很早在每个人身上培养起批评意识与责任伦理意识，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后一种意识要通过互助行为来培养，否则就无法让年龄层次或者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掌握这种伦理。

　　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为“遗传性情感互通”的现象，它使我们发现：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尚在母腹中时，如果母亲因家里发生的某件事遭受了痛苦并且无人可听其诉说，那么这件事会使这名胎儿患上精神病。这个孩子将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母亲沉默不语的痛苦。他由此承受了母亲不能诉说痛苦的后果。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儿童精神分析学)让我们理解了一个家庭几代人之间的情感互通现象：某些精神创伤(紧张、情感打击等)会对几代人都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丧失生命活力；或者产生积极影响(例如，成功、快乐等)，使他们增加生命活力。

　　父母可以把无意识情感方面的遗产或者负债传输给孩子，这种发现的重要性可以与病原学对某些疾病遗传性的发现相比。所发生的一切好比向窗外抛物：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挡住被抛弃的物品，它必然会掉到地上。这里涉及的不是哲学决定论。精神分析学揭示的是人际关系法则和交流者之间的有效生命动力，后者的交流丰富而微妙，属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商业交流，使他们在时空中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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