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正在融化的冰。我凑近我的橡胶长靴，观察鞋尖如何在冰上打滑，鞋跟又如何把冰踩碎。以前我只见过红豆冰饮里的碎冰，而这是大自然中的冰，是向街道和建筑发起挑战的冰。

　　“赶上N先生的楼里还能空出一个地方，咱们真的很幸运。”在我们驱车前往新住处的路上，保拉姨妈说，“当然，你们得修整一下，但纽约的房子都很贵，这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我在车里几乎坐不住，一直扭着头寻找摩天大楼，可什么也没找到。我渴望见到那个我在学校里就听说过的纽约“敏哈顿”、璀璨夺目的购物中心以及最最重要的——骄傲地矗立于纽约港的自由女神。车继续向前行驶，两旁的大楼越来越脏，窗户破裂，墙上布满英文涂鸦。我们又转了几个弯，看见一群人正排着队。鲍勃姨父把车停在一栋三层小楼前，一楼的店铺用木板封着。我以为他要拿什么东西，可随后大家都下了车，踩上了结冰的路面。

　　排队的人正等着走进我们右侧的大门，上面标着“社会服务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几乎全是黑人。有些人穿戴整齐，有些人却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疲惫不堪。

　　“别盯着看，”保拉姨妈小声训斥道，“他们会注意到你的。”

　　我转过头，大人们已经把我们那几件家当搬下了车，堆在贴了封条的店铺前。我们有三个粗呢行李箱、妈妈的小提琴盒、几个用棕色的纸裹着的大包，还有一把扫帚。地上有一大片潮湿的痕迹。

　　“妈，那是什么？”

　　妈妈弯下腰，凑上前仔细看。

　　“别碰，”鲍勃姨父在我们身后说，“那是尿。”

　　我和妈妈都飞快地向后跳了一步。

　　保拉姨妈把戴着手套的手搭在我们肩膀上。“别担心。”她说。可我并不觉得她的表情让人心安。“之前的住户刚刚搬走，我还没来得及看；但记着，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会一起解决，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妈妈叹了口气，把手放在了保拉姨妈的手上：“好。”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看。”保拉姨妈走到车前，拿出一个大硬纸盒，里面装着一个数字收音机闹钟、几张床单，还有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

　　“谢谢。”妈妈说。

　　“糟糕，”保拉姨妈说，“我们得走了，去工厂已经迟了。”

　　我听到车开走的声音。妈妈站在门前使劲转动钥匙，好不容易打开了锁，却发现门重得几乎推不动。当妈妈费力地把门推开一条缝时，我们看见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就像黑洞洞的嘴里长出一颗牙似的。里面空气潮湿，尘土飞扬。

　　“妈，”我小声说，“这里安全吗？”

　　“保拉姨妈不会把我们带到任何危险的地方的。”妈妈说，但她低沉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怀疑。

　　我把东西搬进狭窄的通道里，妈妈走上楼梯，挥舞扫把开始打扫。

　　“待在这儿，把大门开着。”她说。我知道，这样是方便我跑出去求助。看着她爬楼梯，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些台阶久经使用，每一级都弯曲变形了。她走过楼梯转角后，我看不见她了，只能听见台阶一级接一级地发出嘎吱声。楼上传来脚步声，地板发出了几声呻吟。是妈妈还是别人？我竖起耳朵，想听听会不会有喘气声或重击声。可只有一片寂静。

　　“上来吧，”妈妈叫道，“你现在可以关门了。”

　　我觉得自己手脚无力，像泄了气一般。我跑上楼去看我们的新家。

　　“什么也别碰。”妈妈说。

　　我站在厨房里，风经我的右侧，呼啸而过。我正奇怪妈妈为何要开窗，突然发现窗户其实是关着的，只不过窗上的玻璃不是没有就是破损，污黑的玻璃残片从木窗框中伸了出来。厨房的小桌和宽水槽里积着厚厚一层灰。我设法绕开遍地已经变脆的蟑螂尸体。它们个头巨大，骇人的身影下，粗壮的腿格外醒目。

　　卫生间在厨房内侧，门正对着炉灶。水槽和冰箱下面的暗黄色漆布有一部分被撕掉了，露出底下丑陋的地板。四周的墙壁裂开，鼓起的地方就好像它们吞了什么下去。有些地方的墙皮整块掉了下来，灰泥裸露，就像皮肤下面翻出的肉。

　　厨房跟另一个房间相连，中间却没有门。当我们走进去时，我瞥到棕色的东西慢慢退回墙缝里——是活的蟑螂。墙里可能还藏着大大小小的老鼠。我拿过妈妈手里的扫帚，倒过来，用扫帚柄重重地敲打地板。

　　“阿金，”妈妈说，“你会吵到邻居的。”

　　我停下来，什么也没说，尽管我怀疑我们是这栋楼里唯一的住户。

　　我心想，保拉姨妈在说谎，这个公寓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我意识到了真相：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让我们在工作日而不是周末搬进来，在最后一刻给我们礼物。她想把我们扔在这儿，然后用工厂做借口迅速离开，在我们仍对她的好意表示感激时就离开。保拉姨妈不会帮我们的，我们孤立无援。

　　我双臂环抱着，说：“妈妈，我想回家。”

　　妈妈弯下腰，用她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几乎挤不出笑容，可眼神却无比热切：“会没事的。你和我，妈妈和宝贝。”我们两个，我们一家。

　　在美国的第一周，我和妈妈住在保拉姨妈位于斯塔滕岛的四方形低矮别墅里。我们离开香港抵达美国的那晚，外面很冷，而室内燥热的空气让我觉得喉咙发干。妈妈已经整整 13年没有见过她的大姐保拉姨妈了。自从保拉姨妈离开香港，远嫁自幼移居美国的鲍勃姨父，她们就再没见过面。我以前就知道鲍勃姨父开了家大工厂，总是奇怪这样一个有钱人为什么需要回香港讨老婆。如今我看到他走到哪儿都拄着拐杖的样子，明白了他的腿有些毛病。

　　“妈妈，我们现在可以吃饭了吗？”我表哥纳尔逊的中文很糟糕，语调不太对劲。他肯定是因为我们在场才被要求讲中文。

　　“很快。先亲一下你表妹，欢迎她来美国。”保拉姨妈说。她牵着三岁的戈弗雷，把纳尔逊推到我面前。纳尔逊跟我一样，也是 11岁。据说他会成为我在美国的最好的朋友。我仔细打量着他：他是个四肢纤细的胖小子。

　　纳尔逊翻了翻白眼。“欢迎来美国！”他大声说，好让大人们听见。他俯身假装亲我脸颊时小声说道：“你就是个土包子。”

　　我瞥了妈妈一眼，她没听见。一时间，纳尔逊的无礼让我目瞪口呆，怒气让我涨红了脖子，我笑了笑，假装也亲了他。“至少我不是长着火柴腿的大土豆。”我悄声说。

　　大人们脸上堆满笑容。

　　我和妈妈被领着参观了一番。妈妈曾告诉我，我们到美国后会和保拉姨妈住在一起，帮忙照顾纳尔逊和戈弗雷。他们的房子对我来说堪称奢侈：地上全铺着橙色的地毯，而不是露出我看惯了的水泥地面。我以前从未获准光着脚到处走，地毯针刺般的感觉让我惊奇不已。

　　保拉姨妈向我们展示了她所有的家具和一整柜的亚麻布衣服。可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水龙头里流出的热水，我从没见过。接着，保拉姨妈打开了她的橱柜，向我们展示里面闪闪发亮的瓶瓶罐罐。“我们有些上好的白茶，”她骄傲地说，“叶子展开以后能有你们的手指那么长，有一种特别柔和的香气。你们可以随意品尝。还有这些平底锅，是用质量最好的钢做的，最适合炸和蒸。”

　　我和妈妈在沙发上睡了一夜。我们醒来时，保拉姨妈和鲍勃姨父已经出门，他们留了一张字条，上面说保拉姨妈中午会回来安排我们的事。

　　“咱们要尝尝特制白茶吗？”我问妈妈。

　　妈妈指了指餐台，上面只有一个旧陶瓷茶壶和一罐廉价的绿茶。“我的小宝贝，你觉得那些东西是碰巧摆在上面的吗？”

　　我盯着地板，为我的愚蠢感到羞愧。

　　妈妈接着说：“明白中国人的心思很难，有些事别人是不会直说的，但我们不应该介意这些细枝末节，每个人都有缺点。别忘了，我们欠保拉姨妈和鲍勃姨父一个大人情，因为他们把我们弄出香港，带到美国这座金山上。”

　　我点了点头。

　　那天上午，保拉姨妈回到家，邀请妈妈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前。

　　“金伯利，”保拉姨妈的手指轻轻点着塑料桌布，她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嘴唇上方长了一颗痣，“我听说你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在这儿你能给你妈妈帮上大忙，而且纳尔逊肯定也能从你身上学到很多。”

　　“纳尔逊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妈妈说。

　　“当然，他在学校里表现得也很不错，他的老师跟我说，他将来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因为他很擅长辩论。不过现在他真的要好好努力了，对吧？这样才能向他聪明绝顶的表妹看齐。”

　　“大姐，你这是给她戴高帽子啊！阿金在这儿不会太轻松的，她几乎不会讲英文。”

　　“这确实是个问题，纳尔逊的中文也需要辅导。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啊！”保拉姨妈笑了。

　　“你总是为我们着想，”妈妈客气地说，“我们也想尽快帮帮你。我这就开始教纳尔逊中文好吗？”

　　保拉姨妈犹豫道：“这就是我想谈的问题。现在没这个必要了。”

　　妈妈大吃一惊：“你不是想让纳尔逊好好学中文吗？不是还要我照顾小戈弗雷，接纳尔逊放学吗？你不是说他们的保姆费用太贵，而且保姆太不上心吗？难道你要留在家里亲自照顾他们？”妈妈疑惑地问个不停，我真希望她能让保拉姨妈说几句。

　　“不是，不是。”保拉姨妈抓了抓脖子，“我也希望能这样，可我现在有太多的事要忙。”

　　妈妈点点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保拉姨妈双手摊开：“每个人都想挣更多钱，每件事都必须赢利。我本以为把你带到这儿来能帮帮孩子，结果你自己又出了些问题。”

　　大约一年前，在我们来美国所需要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妈妈患上了结核。我还记得在香港时，她躺在床上，因高烧而双颊通红，不过在抗生素的作用下，她不再咳得整条手帕血迹斑斑。我们赴美的日期推迟了两次，最后她终于获得了医生和入境事务处的许可。

　　“我的病都好了。”妈妈说。

　　“当然，我很高兴你痊愈了，小妹；但我们得确定你的病不会复发。照顾纳尔逊和戈弗雷这么活泼好动的男孩对你来说太难了，男孩跟女孩可不一样。”

　　“我肯定应付得来，”妈妈充满深情地看了我一眼，“阿金也调皮得跟小猴子似的。”

　　“当然。但我们不想让孩子们染上任何病，他们一直都很娇气。”

　　在之后令人尴尬的沉默中，我明白了这其实跟妈妈的病无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保拉姨妈不愿意让妈妈照顾她的孩子。

　　“我们很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最后，妈妈打破尴尬说道，“但我们不能给你添麻烦，我一定要工作。”

　　保拉姨妈松了一口气，就像突然换了个人似的。“你们是我的家人啊！”她笑道，“难道我不会给你找份工作吗？”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用手搂着我的肩膀。“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你在制衣厂找了份差事，我还开除了一个员工好给你腾出地方。明白吗？大姐会好好照顾的。”

　　妈妈紧绷着脸，面色苍白，但她还是说：“谢谢你，大姐。”

　　自那之后，妈妈似乎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她再也没有拉过小提琴，一次都没有。有几次保拉姨妈带她去看工厂和地铁，没有带上我。当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视。有一次，我们在看一集叫作“我爱露西”的电视剧，从头到尾，妈妈都一直紧紧搂着我，像是要从我这里寻求安慰。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爸爸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

　　爸爸在我三岁时因中风去世了。现在，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香港。我对他完全没有印象，可我还是很想他。他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而妈妈是那所学校的音乐老师。

　　爸爸，我努力回想，爸爸。美国有太多我渴望和畏惧的东西，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我希望爸爸的灵魂能够离开香港，漂洋过海与我们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