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第三周，我开始上学了。妈妈和我费了好大劲找学校。它在好几个街区以外，我们之前从没到过那边。那个社区更干净，不像我家附近有那么多空地和空店面。

　　我们已经穿过好几条大街，经过一幢公寓大楼和一个公园，终于找到了学校。显然，我迟到了，操场上空无一人。我们跑上一大段台阶，推开了沉重的木门。

　　一位穿制服的黑人妇女坐在桌子后面看书。我们给她看了学校的信。“穿过走廊，上两级台阶，教室是左边第一个门。”她边指边说，然后又拿起了书。

　　我只听明白要朝哪个方向走，于是朝着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去。我见妈妈犹豫着，不知能不能跟我一起进来。她看了一眼保安，却不会用英文问。我继续向前走，走到台阶处，回过头看到远处的妈妈——一个瘦小的、模糊的身影，仍然站在保安的桌子前。我都没来得及祝她在工厂的第一天一切顺利，甚至没来得及道别。我真想跑回去，求她带上我，可最终我还是转过头，走上台阶。

　　经过一番摸索，我找到了教室，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后传来低沉的声音：“你迟到了！进来。”我推开门。老师是男的，后来我得知他是博加特先生。 “你有什么理由？”他说。

　　我知道我得回答他，所以猜道：“金伯利·张。”

　　“我知道你叫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迟到的理由是什么？”

　　几个孩子窃笑起来。我迅速扫视了一圈，几乎都是黑人小孩，只有两三个白人。没一个中国人，没人能帮我。

　　“你不会说英文吗？”他问，“你为什么迟到？”

　　这句我听懂了。“对‘户’起，先生，”我说，“我们找不到学校。”

　　他皱了皱眉，然后说：“去那边坐下吧。”

　　我在他指定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博加特先生继续在黑板上写字。我坐得笔直，手背在身后，听着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内容。

　　他看了我一眼：“你干吗这样坐着？”“对‘户’起，先生。”我说，但不知道这次又做错了什么。我看看周围的学生，他们大多懒散地靠在椅子上，有些人身子陷得太深，都快要躺平了，有些用手支着头，有些在嚼口香糖。在香港，学生们听老师讲课时必须把手背在后面，以示尊敬。我慢慢也放松了，把手放在桌面上。

　　博加特先生摇了摇头，转向黑板。

　　中午全班都去学校餐厅吃午餐。我从没见过哪个小孩子像这些美国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大吵大叫，一个个都似乎要上房揭瓦。餐厅管理员小姐从一桌走到另一桌，大声重复着根本没人听的要求。我跟在其他孩子后面，把餐盘放在一张长台上推着走。

　　午餐后，博加特先生发给每人一张纸，上面印着地图。

　　“这是个小测验，”他说，“填上所有首都。”

　　有些孩子开始抱怨，有些还是写了起来。我看看自己那份卷子，又绝望地扫了一眼旁边的白人女孩的卷子，想知道我们需要干什么。突然，卷子从我手底下滑走了。博加特先生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我的卷子。

　　“不许作弊！”他说，他的鼻子和脸颊通红，像起了疹子一样。

　　博加特先生在我的卷子上写了一个大大的 “0”，然后还给了我。我觉得这个零发着光，那光芒全班同学都看得到。妈妈会怎么说？我以前从没得过零分，而现在每个人都认为我在作弊。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学后打扫教室时好好表现，给博加特先生一个好印象。如果在这儿我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学生，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我是个勤奋的人。

　　然而，当铃声最后一次响起时，所有的孩子都跑出了教室，没人留下来扫地、擦地、摆椅子或是擦黑板。

　　博加特先生见我站在那里犹豫不决，问：“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匆匆跑出了教室。

　　妈妈在外面等着我。见到她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拉起她的手，热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怎么回事？”她把我的脸拨向她，“别的孩子欺负你了吗？”

　　“没有，”我用手背擦了擦脸，“没事。”

　　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有人打你了？”

　　“没有，妈妈。”她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我也不想让她担心。“这里什么都不一样，就因为这个。”

　　“我知道，”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担心，“你今天都干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妈妈叹了口气，放弃了问我，然后她开始教我如何独自去工厂。

　　第二天早上，我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

　　“金，”妈妈说，“你上学要迟到啦。”

　　我不情愿地打开门，手里抓着我的薄毛巾：“我不舒服。”

　　妈妈担心地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怎么了？”

　　“我肚子疼，”我说，“我觉得今天应该在家休息。”

　　妈妈盯着我看了看，然后笑了。“傻孩子，你为什么说谎？你一定得去上学。”

　　“我不去。”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用毛巾擦脸，试图掩饰。

　　“其他孩子对你不好吗？”她慈爱地问。

　　“不是学生，”我盯着卫生间满是裂缝的门说道，“是老师。”

　　她看上去将信将疑。在中国，教师是被高度尊敬的。“你说什么？”

　　我告诉了她整件事的经过：博加特先生昨天如何纠正我的口音，如何为我不懂的事情大发雷霆，还认为我作弊，给了我零分。我再也忍不住了，任泪水滚落，但又努力克制，没让自己泣不成声。

　　我讲完以后，妈妈沉默了。她几番变换口型，最后迟疑地说：“也许我可以跟他谈谈，告诉他你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学生。”

　　我雀跃了片刻，可随后我想到说不了几个英文单词的妈妈跟博加特先生对话的情景——这只会让他更加看不起我。“不用了，妈。我会更努力的。”

　　“我相信，如果你像以前那样用功，他一定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她伸出手把我揽进怀里，脸颊贴着我的头。

　　我靠着妈妈，闭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假装一切都会好起来。跟妈妈谈完博加特先生以后，我做出了任何明智的孩子都会做的决定：逃学。

　　妈妈不得不让我独自去学校，但凡她还打算按时完成工作，就必须尽早赶到工厂。她无法继续送我了。

　　“你认识路吗？”妈妈问，“你放学后要用的地铁币带了吗？”

　　要撇下我一人，妈妈其实很不放心。好在我们已经去过学校，知道路线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先走到了她要上车的地铁站。妈妈在入口处犹豫着，我把握十足地点点头，然后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她刚刚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我就躲到街角，绕个弯回家了。

　　天气很冷，我却出了一身汗。万一撞见博加特先生怎么办？万一我们班里哪个孩子认出我怎么办？我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

　　我拉开厚重的公寓门，走进那个黑洞，感觉浑身不自在。我缩在脏脏的客厅里，仍然穿着外套，微弱的阳光被黑黢黢的窗户阻挡在外。我以前从没真正独处过。坐在床垫中央，我觉得安全些了，至少能在蟑螂爬到我身上之前看到它们。在空荡荡的、幽暗的门廊处，什么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当厨房里糊窗户的黑塑料袋沙沙作响时，我想到小偷撕掉胶带爬进窗户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我的脑海中闪过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炉子着火、卫生间有鬼、老鼠袭击我、妈妈忘了带东西回来找……跳窗而逃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房间阴冷潮湿。那个冬天是纽约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太冷、太害怕，我打开了小电视机，里面的声响把我带进了一个充满柠檬清新剂味道的世界。

　　“30天内，让你的词汇量翻 3倍，”一个听起来颇为权威的男士这样保证道。

　　“让你的朋友刮目相看，让你的老板看看谁是老板。”我坐直了身子，想象自己回到课堂，用着博加特先生都不会的词汇。

　　我饿得肚子咕咕作响，继续看电视。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什么都不敢碰。尽管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可所有东西还是被虫子和老鼠尸体覆盖着。我沉浸在幻想中：爸爸还活着。他如果在这儿，或许我们根本不用去工厂打工，或许他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们也过上电视里的那些人拥有的生活。

　　尽管有电视看，但这无事可干的一天仍然显得漫长而沉闷。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妈妈独自在工厂干活的场景。我能想象到她有多累。可我现在还不能过去帮她，必须假装还在上课。

　　终于可以出发去工厂了。地铁上，我感觉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这个小孩今天没上学。我看见其他孩子背着双肩包走进车站，希望别碰见任何认识我的人。一个警察站在售票台旁，腰带上挂着一把枪。我投币的时候，他看着我。

　　“嘿！”他喊道。

　　我吓呆了，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而实际上他看的是另一个小孩，那孩子把一个揉皱的纸袋扔在了地上。“你给我捡起来！”他说。

　　我通过闸口，向站台跑去。

　　我逃学躲在家的那些日子，房间里奇冷无比。逃课大约一周时，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雪。

　　一天下午，我来到厨房窗户前，掀起黑垃圾袋的一角，想看看楼后面是什么样子。那是个晴天，我从窗户缺口处向下看，看到一大片伸出来的屋顶。人们往屋顶扔了太多垃圾，几乎看不到屋顶本身，可我还是发现了上面有一个大洞，没人费心去修理。一张旧报纸粘在洞口处，在风中拍打着。

　　当我冻得不能继续看下去时，我把垃圾袋贴回了原处。

　　第二天，我刚刚走进工厂，关上大门，就看到马特吃力地拽着一辆大帆布推车朝镶边台走去。车上堆着淡紫色的裙子，堆得比他还高，他只得用纤细的胳膊拉着车倒着走。我把书包背在肩上，朝我和妈妈的工作区走去。没想到，马特用中文对我说道：“嘿！帮个忙？”

　　我走上前，扶住推车。即使有他在前面拉着，满是尘土和毛的地面还是太光滑，我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以防推车后轮突然滑向一边。

　　他探出头来，隔着衣服堆看着我说：“今天在学校过得还不错吧？

　　“是啊。”我说。

　　“你们学校可真奇怪，今天纽约其他学校都放假。”

　　我瞪大了眼睛。

　　“拜托，放松点儿。傻子都知道你在逃学。”他说。

　　“嘘——”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在听。

　　他无视我的警告，继续说道：“我从没见你做过功课。”

　　“你也从来不做功课。”

　　“我本来就不做。而你，你是会做功课的好孩子。”

　　我道出自己最担心的：“你觉得我妈知道吗？”

　　“不知道吧。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逃学。”

　　“真的？”我激动地问。

　　“不过我刚刚听见一个女工向你妈抱怨今天还要上班，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在美国这是个大节日。总之，你最好赶紧想个说辞。”

　　我的大脑飞快地转了起来，却徒劳无获。“能有什么理由？”

　　他想了一下，说：“就说你到了学校才发现今天放假，然后你就回家做功课了，因为你下周有个重要的作业要交。”

　　“我欠你个大人情。”

　　我穿过长长的厂房，走到收尾工作台。妈妈的头发用头巾包着，她的右侧太阳穴处有块淡紫色的污迹，一定是她擦汗时黏上去的。

　　我马上开口说道：“今天不上课。”

　　妈妈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那你怎么不早点儿来？”

　　“我下周有个重要的作业要交。”

　　“什么作业？”

　　我迅速想了想：“时事，我需要看电视里的新闻。”

　　妈妈点点头，但她还在思索着：“结果你来工厂的时间跟你平时放学以后过来的时间一模一样？”

　　我停顿了足足一秒。“我从没在其他时间坐过地铁。”

　　妈妈开始给她手中的裙子穿腰带，然后说：“你刚才跟那个姓吴的男孩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啊。”我结结巴巴地答道。

　　“你好像很吃惊的样子。”

　　“没有，他想让我一会儿去找他玩。”我干笑了几声，“他老是游手好闲的。”

　　“你可得当心点儿。”

　　“遵命，妈。”

　　妈妈把裙子放在一旁，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我说：“别跟这里的其他孩子走得太近。阿金，你记着，如果你老是跟他们一起玩，说话、学习、做事都变得跟他们一样，不出一二十年，你就会跟现在那些大些的女孩一样，在工厂的缝纫机前重复做着相同的事，一直做到老。当你老到连那个也做不了了，就会像吴太太一样剪线头。”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犹豫该不该继续说下去。“大部分人再也摆脱不了这种生活。我或许也来不及了。我做优雅的音乐老师的日子已经到头了。”看到我受挫的表情，妈妈赶紧安慰我：“这没什么的。父母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孩子过上好日子。而你，别忘了你是香港那所小学里最聪明的孩子。没什么能抹杀你的才智，不管你现在的老师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除了你自己以外，没人能改变你。”她把我拉到跟前，低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把你带到这儿来。”

　　这是妈妈唯一一次表露对来美国这个决定的后悔之意。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任务。我把脸埋在她的肩头：“我会让我们俩都离开这里的，妈妈。我保证。”

　　我决定下周一回去上学。爸爸已经不在了，没有其他人能把妈妈从这种生活中拯救出来。一想到妈妈年老体衰时还在工厂剪线头的画面，我便无法忍受。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决定让我松了口气。我逃学在家度过的分分秒秒都充满了内疚和恐惧，还有寒冷、饥饿和孤独。在我内心深处，我早就知道我不可能永远这样逃避下去。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借着感恩节假期，我在重回学校之前又多了几天时间来编造理由，解释我为什么缺了五天的课。

　　我们一个挨一个走进教室后，博加特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请假条呢？”

　　好在我听懂了他让我交个“条”，而且我知道需要交个东西来解释我的缺课。我递给他自己精心伪造的一张假条，内容参考的是我原来的英文教科书：

　　亲爱的先生：

　　金伯利生病了。给您添麻烦。

　　您忠实的

　　张太太

　　博加特先生看了一眼就把它丢在一边，什么也没说。我溜回第一天坐的那个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