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要考试了。由于我一直没上课，根本不知道要考什么。接着，一些印着数字的表格发到我们手中，每个表格上方写着一段话：“有三个篮球队，每一队都打过五场比赛……”我花了几分钟，试图理解那些文字在说什么，随后我发现这只不过是简单的求平均值、中位数和众数问题，还有几道十进制问题。这简直就像老友意外重逢。他们教的是我在香港一年多前就学过的内容。

　　然而，我在博加特先生的眼皮底下仍然很害怕。我理解错了一个句子，发现自己写错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答案写了上去而我又没有橡皮。如果我划掉答案，他会不会生气？可能会。而且这样一来也没有地方重写答案了。我不敢向任何人借橡皮，怕他又觉得我在作弊。

　　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博加特先生本人。我抬起头，发现他如我所料，正从教室前方的讲台盯着我看。我站起身走向他。至少我知道要怎么说，因为我以前在英文课上演练过一模一样的场景。

　　“抱歉，先生，”我努力让自己吐字清晰，“我可以借一块橡胶吗？”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教室中传来窃笑声。

　　一个男生喊道：“你还没有男朋友吗？”

　　此话一出，全班爆发出一阵笑声。博加特先生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倒像是默许了他们对我的嘲笑。我匆匆走回座位，恨自己头发不够长，遮不住自己的脸。那天，我差点儿离开学校，再不回去。

　　这时，那个蓬蓬头女孩探过身来。“我们管它叫‘橡皮’。”她小声说。她把一缕柔软的头发别在耳后，然后把一块粉色的橡皮推到我的桌上。

　　结果，那天过得还不错。尽管我不确定我写等式的方式跟这里教的是否一样，但我知道自己所有题都做对了。后来我得知，我把十位进到百位的数字写在等式下方，而不是上方，这跟美国人的习惯不同，博加特先生因此扣了些分，没给我100 分。但我已经认识到，下次我只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就够了。我完全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更重要的是，我因此结识了安妮特——那个蓬蓬头女孩。“橡胶事件”过后，她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我看看她，又看看她的笔记本，上面写着“黑鬼先生”，画着博加特先生的简笔画，一个大洞代表他总发出咆哮的嘴。我那时还不知道“黑鬼”一词指什么，但我明白她的用意，非常高兴。安妮特在课堂上很少举手，尽管她通常都知道答案。我猜这是因为她不喜欢博加特先生。每当博加特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她就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出答案，然后拿给我看。我的阅读能力比口语要好很多，因此对我来说这是理想的沟通方式。安妮特让学校重新变成了我可以忍受的地方。

　　尽管要面对博加特先生，我还是期待上学，一方面因为可以见到安妮特，另一方面因为有暖气。每当学校里舒适的热气将我包围，我的耳朵、手掌和脚底板就会感觉到针扎般的微微刺痛，之后才慢慢恢复了知觉。安妮特告诉我，她正在进行牙齿矫正。见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她写了下来，又像马一样张开嘴给我看。她戴着矫正器的牙齿看起来参差不齐。我从没见过戴牙套的人。在我的家乡，即使牙齿长得不好，我们也不会去管它。安妮特有个蓝色的双肩包，拉链上挂着小熊和小松鼠。我们有课间餐时间，我却从没带过任何吃的，因为妈妈对课间餐没有概念。而安妮特总是从她的背包里掏出各种诱人的零食：涂着花生酱和果酱的饼干、小块儿的橙色车达奶酪、鸡蛋沙拉或金枪鱼沙拉配蛋黄酱、芹菜条配奶油干酪。见到我惊奇的模样以及与她分享时开心的样子，她自己也特别高兴。

　　我暗中还对安妮特的肤色非常感兴趣。她的皮肤与我想象中的白人的皮肤不同，不是那种跟白纸一样的不透明的白，而是透明的，能够看到红色的血管。她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在香港市场里见到的那种得了白化病的青蛙一样。有一次，她掀起毛衣，给我看她圆滚滚的肚子。我惊得跳了起来。我的肚子是光滑的、黄褐色的，她的却不同，上面长着小疙瘩，还被她的腰带勒出红色的印子。透过她的皮肤，我可以看到蓝色的毛细血管。我猜她的皮肤肯定特别薄，特别容易受伤。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在香港，我只见过患了白内障的盲人有这种颜色的眼睛。透过她的双眼，我仿佛可以看见她的大脑。我的双眼能见到的东西，她用这么浅的颜色的眼睛也能看到，这让我觉得很新奇。

　　她说我的头发虽然短，但是很好看，那乌黑的颜色有时看起来发蓝。她说我应该把头发留长一些，留成齐肩内扣的发型。有好几年，我都决心把头发留成齐肩内扣型的，其实我当时都不知道齐肩内扣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听安妮特的绝对不会错。我不是美国人这点让安妮特觉得特别酷。她想学中文，尤其是粗话。

　　“傻瓜。”我用中文教她。

　　“她是个‘但挂’。”她边说边咯咯笑着，语音语调差得太远，我简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别的中国人也不会听明白。这倒是件好事。安妮特在说我们班上一个她不喜欢的女生，她说那个女孩是个“包打听”。她把“包打听”一词写给我看，可我却不明白，难道什么都知道不好吗？

　　跟我一样，安妮特也没有其他朋友，这主要是因为班里一共只有三个白人小孩，另外两个是男孩，干什么都形影不离。其他学生几乎全是黑人。白人小孩和黑人小孩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其实当时可能也有几个西班牙裔孩子，但那时我觉得他们不过是头发更直的黑人。

　　我发现这所学校离一个白人富人区不远。富人区的家长如果想让孩子上公立学校，只能送他们来这里。剩下的孩子来自环绕着学校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里住的是中低阶层的黑人——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些词意味着什么，但我当时就意识到，保拉姨妈是对的，我的学校所在的区域远远强过工程区——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叫工程区。

　　在很多方面，我都觉得自己与黑人孩子更相像：白人小孩从家带来装在棕色纸袋里的三明治。两个白人男孩单独坐一桌，跟其他人保持距离。我跟黑人小孩一样，吃的是免费的热餐，而安妮特是我们这桌唯一的白人。此外，我住的地方也是黑人区。尽管如此，黑人孩子彼此都是朋友，我却不属于他们的圈子。他们的英文说得又快又轻松，他们在院子里唱着同一首歌，玩同一种跳绳游戏。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是这样唱的：“你看起来像只猴子，闻起来也像。我们讨厌你，博加特先生，恨到了心坎上。”

　　当然，其他孩子也觉得我是个“怪咖”：穿着手缝的、不合身的衣服，留着男孩的头发，这让我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我的头发一旦长到脖颈处，妈妈就把它剪短。她说这样更方便，因为在我们冰冷的房间里，头发洗完后能快点儿干。尽管我们班其他黑人小孩家大部分也很穷，但他们穿的衣服起码都是从商店里买的。在上学的路上，我仔细看了看学校附近那个小区，都是高高的居民楼，那里就是一些黑人小孩的家。地面上有些碎玻璃渣，几面墙上有涂鸦(我已经知道这些英文字母叫“涂鸦”)，但灌木丛环绕着楼宇，大部分窗户没有被木条封起来，而且里面肯定有暖气。

　　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有个男孩从某天开始再也没来上过课，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还有一天中午，一个女孩被她妈妈接走了，她妈妈看上去遭到了殴打。博加特先生见到这些，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已经习惯了。放学后，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我亲眼见到一个男孩的眼睛上方被划了道口子，鲜血直流。大部分时间是男生之间互相打，有时也有女生跟女生打，或是男女混打。

　　男孩女孩们对彼此的厌恶发展出一种不良嗜好：戏弄和粗鲁地辱骂。他们忙着跟虱子较劲：抓虱子、除虱子、预防虱子。虱子的传染性给了男生很好的借口，可以用最大的力气互相拍打，还可以摸女生。我不知道虱子是何物，结果全班的虱子都爬到了我的身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我未经允许不能随便碰别人，因此我浑身的虱子无处打发。虱子倒是一种可以超越种族界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