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是个病怏怏的孩子，可那个冬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冒。我的鼻子经常被擦破皮，鼻孔周围是一道道小口子。我们请不起医生。我因高烧哆嗦个不停时，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妈妈把大片的姜放在米饭里蒸，然后用手绢把热腾腾的米饭包起来，让我放在头上，直到米饭变冷，说这样就能吸走细菌。她还把柠檬放进可乐里煮，让我趁热喝下。

　　虽然病着，可我还是得去学校，因为房间实在太冷了，妈妈不放心留我一人在家。坐在教室里，我经常觉得天旋地转，脸颊因发烧而滚烫，鼻涕横流。在学业上唯一让我高兴的是，博加特先生认为女生学不好自然和数学，而它们都是我的强项，我很乐于证明他是错的。

　　然而，即使有安妮特帮忙，我的其他科目还是不及格，比如物理、社会科学、语言艺术。只要涉及太多文字内容的，我都不行。我能指望的只有我的阅读能力。我让妈妈用一只挖耳勺把我的耳朵掏干净，好让我听得更清楚些。妈妈还给了我2.99 美元，让我买了一本平装版《韦氏词典》。这是我们加工200 条裙子才能赚到的钱，因为每做一条裙子赚1.5 美分。很多年里，我都通过需要加工的裙子数量来衡量一件物品有多贵。那时，往返工厂的地铁费是100 条裙子，一包口香糖要7条裙子，一个热狗50 条裙子，一个新玩具从300 到2000 条裙子不等。甚至连友谊我都用裙子来衡量。我得知，每逢圣诞节或朋友过生日，都要送朋友礼物，每件礼物至少要花掉几百条裙子。好在我只有安妮特一个朋友。

　　班上并不只有我认为博加特先生布置的作业很难。他似乎无法理解他所教的这些六年级学生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当他批评其他孩子或者给他们不及格的分数时，很多人只是耸耸肩。他们已经放弃了。可我曾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在校际数学和语文比赛中都获过奖，我要尽一切可能重新成为好学生，因为除此以外，我想不出其他什么办法能帮助妈妈以及我自己逃离工厂。博加特先生一定发现了我很聪明，但他似乎仍然不喜欢我。我每次都正式地称他为“先生”，每次跟他说话都起立，这也许让他觉得我很傲慢或是在取笑他，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一直要求我这样做，现在已经很难改变。又或者，我廉价、不合身、不上档次的衣服可能使我显得很没教养。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都没什么办法去补救。

　　博加特先生对白人小孩的要求不及对其他人严格。要没有蒂龙·马歇尔这个黑人小孩，我大概会认定博加特先生是个种族主义者。蒂龙很高，说话轻声细语，非常聪明。除了数学，他每门功课都是第一，而数学考试的第一名永远是我。他从不炫耀，但每当他被叫起来回答问题，他从没答错过。他有一篇读书笔记拿了“A ＋”，这份作业被贴在了墙上。其中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里面的单词我还认不全：“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中。”他有着深棕色的皮肤，就像巧克力掺在可可粉里的颜色。他还长着浓密且特别卷曲的睫毛。博加特先生十分喜欢他，我也是。

　　当博加特先生滔滔不绝地讲着蒂龙有多么优秀——言下之意是我们这些后进生有多么差劲时，蒂龙在椅子上越陷越深。“你是在一个贫民窟里出生的，对不对，蒂龙？”博加特先生在黑板前来回踱着，问道。

　　蒂龙点点头。

　　“你父母是大学生吗？”蒂龙摇摇头。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蒂龙答道：“他在蹲监狱。”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母亲呢？”

　　“她是个售货员。”看得出来，蒂龙的皮肤泛起暗红色。他窘迫不堪。我虽深深理解那种尴尬，却渴望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

　　“但是！”博加特先生向我们强调，“但是这个男孩的全国统测分数是学校历史上的最高分。”

　　蒂龙低下了头。

　　“蒂龙，我知道你性格谦逊，但你要树立一个榜样，”博加特先生继续他的训话，“蒂龙读的是蓝斯顿·休斯和威廉·戈尔登的书。我问你们，你们跟蒂龙·马歇尔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决心！干劲！”他就这样说个不停。

　　他的做法使蒂龙完全被其他孩子孤立。我本想告诉蒂龙，在香港，我就是他这样的学生，我知道同时被羡慕和嫉妒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知道这基本就意味着形单影只。我想告诉他，我觉得他的眼睛很漂亮。诸如此类的话，我虽然很想说，却从未说出口。但我做了这样的事：安妮特那时经常给我糖果，我有时会悄悄放一些在蒂龙的课桌里。我知道他不会告诉任何人。每当他发现糖果，他的脸上都会慢慢展露出羞涩的笑容，然后他会偷偷环顾四周。我马上低下头，我觉得他应该没发现是我干的，但我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