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给我买了几件新衣服，为我去哈里森做准备。为了满足着装要求，我必须买一件深蓝色的制服，可是很难找到我们买得起的。最后，在一家打折商店里，我们花了4.99 美元买了一件海蓝色制服。它是尼龙做的，穿起来扎人，袖子长得盖住了我的手，还有高耸的垫肩，但至少在我看来，它与其他孩子穿的制服基本相像。我们还从沃尔沃斯商店买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裙子。

　　我穿上整套行头，望着镜子。我看见一个瘦小的短发中国女孩，身体和四肢罩在一件箱子般的四四方方的制服里，廉价的衬衫从制服底下伸出边来，下面是一条僵硬地支起来的裙子，再下面是细细的小腿。我们没找到任何简单朴素的裙子，只好买了这条腰带处镶着几颗巨大假钻石的裙子。我穿着棕色的布鞋，它们是我唯一一双可以配裙子的鞋。这一整套装束让我非常不自在，我觉得完全认不出镜中人是谁。

　　为哈里森预科学校，我已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作为哈里森的学生，我可以搭乘校车上学。校车会停在我原来的小学附近。我穿着不合身的衣服站在车站，校车停在面前时，我完全没认出来。车身光洁，灰色，前车窗挂着一块白板，上面写着数字“8”。车内的座椅沿车厢四周排成一圈，而不是成行排列的。车内的座位有一半空着，剩下的一半大约坐了七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全是白人，都穿着制服。我默默地在最靠近车门的位置坐了下来，挨着一个年纪略大的男孩，他个头特别高，腿已经伸到了车厢中间。

　　在一个与安妮特住的小区很像的地方，车又停了，有三个白人小孩上了车。

　　车开走时，他们的父母向他们挥手告别。安妮特今天由母亲送，不过以后她就会跟我一起坐校车上学。虽然我来美国已经快一年，可我从没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白人。我本不想盯着别人看，但他们的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实在很有趣。我旁边的男孩长着淡淡的橙黄色的头发，那颜色就像煮熟的章鱼，他的皮肤跟安妮特一样白，只是有些红色的小斑点。从安妮特家那站上车的一个女孩坐在我斜对面。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棕色的，很像中国人，只不过颜色要浅一些。她的头发在脸颊两侧翘着。其他一些孩子正与暑假归来的朋友们热烈交谈着，谈论他们的新课程。

　　我们的车驶进了一个大停车场，里面已经停了许多类似的车，每辆的前车窗都标着不同的数字。我数了数，至少有九辆，还有车不断开进来。大多数车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少数几辆刚打开车门，孩子们纷纷跳下来。

　　我跟着其他孩子往外走，经过停着普通小轿车的停车场时，我既没看见安妮特，也没看见她母亲。一位父亲匆忙地从我身旁经过，问他的孩子：“你确定你知道教室在什么地方吗？”我还走过一群高年级学生身边，他们站在主楼外齐声大笑着。目之所及，全是白人。我仔细研究了哈里森的地图，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藤蔓缠绕的米尔顿大楼。我们班的主教室就在这栋楼里，大部分课程都在这里上。

　　我紧张地走上楼梯，呼吸急促。两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在我之前进了大楼。几个男孩女孩站在教室入口处，似乎在审视每个进去的人。后来我得知，他们原本就是同学，读的都是哈里森小学。其中几个女孩戴着亮闪闪的手镯，另外几个已经开始涂眼影和唇彩。

　　我经过他们身边时，一个头发跟糖姜一样红的男生吹了声口哨，一字一顿地说：“裙子真漂亮。”这群人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假装没听见，急忙找到一个靠墙的座位坐了下来，可我恨不得穿过墙继续走，走得远远的。我一边看着其他孩子陆续走进教室，一边用指甲抠着裙子上的假钻石，决定当晚就拆掉它们。粗看之下，所有制服都差不多，可现在我能看出它们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一些女生的制服比男生的更短、更合身。很多人的制服跟我的一样也有垫肩，这让我很高兴，不过我的制服比他们的要长得多也宽得多。我在家收到过一份着装要求的书面说明(必须穿制服，不得穿牛仔衣裤、短裙、运动衫)，现在发现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衣服可以穿。

　　在刚才笑我的那群孩子里，有个女孩穿着条略短的半身裙，腿上穿的好像两条羊毛裤管，又像松松垮垮、没有脚掌部分的袜子，脚上蹬着一双短靴。一个高个子男孩长着跟雄狮的鬃毛一个颜色的黄头发，正在跟“糖姜头男孩”掰手腕。黄头发男孩的制服撑开时，我看见他里面的T 恤染上了一些颜料。

　　我认出跟我乘同一辆校车、坐在车后部的棕色长发女孩。她跟其他很多女孩一样，也戴着一条发带，以便固定住蓬松的头发。就在这时，我们的班主任走了进来，她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她一头金发，身材消瘦，行动如鸟一般矫捷。她点了名，给我们发了新学期作息时间表，然后讲了许多实用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柜子在哪里。得知能有一个干净的地方放自己的东西起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尽量跟那个小帮派保持距离，特别是“糖姜头男孩”。社会研究课的老师是斯科金斯先生，他身材魁伟，西装革履。他用低沉的嗓音宣布，在他的课上我们需要及时了解新闻，我们还要模拟从股市中购买股票，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追踪行情，看自己是赚是赔。我咬着嘴唇，思考从哪里可以找到报纸查询股票信息。

　　在课堂上，我仍不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但现在我已经基本可以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只是聚精会神地听英文让我特别累。午餐时我在餐厅碰见了安妮特，那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了。

　　安妮特拥抱了我，她的金属牙套闪闪发光。“见到你真开心！”她说，“这儿的人都好奇怪。”

　　经过一个暑假，她的皮肤并没被晒成金棕色，倒是雀斑变多了，如果离得远些，眯起眼睛看，这些雀斑显得她的肤色确实深了些。她长高了，也瘦了一点儿，但鼓鼓的肚子还是把裙子撑得紧绷绷的。她的头发也长长了，原来是在脑袋周围蓬成球状，现在像个金字塔一样从她脖子后面伸了出来。让我没想到的是，她拿了个盘子站到我的队伍中，也等着领热餐。

　　“你也有免费的午餐吗？”我问。

　　她笑了：“傻瓜，大家都在这个餐厅吃饭，餐费含在学费里啦。”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沙拉吧，里面有各种我从没吃过的东西，比如橄榄，比如瑞士干酪。我吃惊地发现，那天的主菜竟然是叉烧肉配米饭，当然口味跟别的菜一样不地道：米饭硬而无味，猪肉只是从外面涂了红色的酱汁，而不是真的蘸叉烧酱后烤制的。不过又能坐在安妮特旁边让我很高兴。

　　午餐后，我们上了节生物课，老师讲了科学计数法、细胞结构这些我在香港没学过的内容，我听得饶有兴致。下课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

　　大肠杆菌基因组有480 万个碱基对，人类的基因组有60 亿个碱基对，那么人类基因组碱基对的数量是大肠杆菌基因组的多少倍？

　　“回家以后想想怎么解这道题，”老师说，“有人现在就知道答案吗？”没有人动。慢慢地，我举起了手，老师向我点点头后我说道：“是1.25×103，先生。”为了再次说出“先生”一词，我差点儿咬到自己的舌头。

　　他没看名单就微笑着说：“啊，你一定是金伯利·张。”

　　回想我一整天见到的所有面孔，我并不是学校里唯一一个非白人，但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