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教室后，所有学生都暂停答卷，抬头看着我们，脸上写满好奇。塔米的眼里噙着泪水。我气愤地想，不知她的眼泪是出于愧疚，还是为没有了小抄而悲伤。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在作弊，因而特别感激库尔特能出来，并跟我一起回到教室，这间接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比平时更加仔细地答卷，我明白，学校对这个事件的最终裁定结果部分取决于我在没有任何小抄的情况下答得如何。助理教师严密地监视着我。不久，雷诺兹太太也回来了，继续坐在教室前方的座位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铃声响起，大家都起身交卷。雷诺兹太太说：“金伯利、库尔特，你们两人开始得晚了，所以还可以多写十分钟，但不能再多了。”我很难从她的语调中听出她的态度，但我真的很担心就此失去一位老师对我的尊重，而且还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

　　时间一到，她收了我们的考卷。此时下一节课已经开始上课，她递给我们两张用来解释迟到原因的假条，但什么话也没说。直到午餐时间，塔米才找到机会跟我说话。

　　我正排队等着领午餐时，她悄悄站在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我看着她那只抓着我制服的手，不知自己是愤怒，是困惑，还是更希望忘掉整个事件。她没有说话，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我在我的柜子里发现了塔米塞进来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真的很抱歉！谢谢！”不知她现在会不会觉得与我更亲近了。我曾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慢慢建立起来。现在我们真的会成为好朋友吗？然而，自那以后，她开始躲着我。

　　在第二天的物理课之前，我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好觉。我不敢告诉妈妈，也不敢告诉安妮特。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也不确定我的处理方式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居然以为塔米会传纸条给我，为此我窘迫不已，对自己深感厌恶。我会再次被叫进办公室吗？还是会直接在家收到一封开除信呢？

　　终于要上物理课了。雷诺兹太太神情严肃地把卷子发还给每个人。她判得比平时要快。我看见雷诺兹太太把塔米的卷子发给她时，表情特别严肃。她跟我一样清楚那天坐在我前面的人是谁。我伸长脖子看了看，塔米没及格。我很同情她，但同时觉得自己的清白可以被证明了。

　　雷诺兹太太把我的卷子放在了我的课桌上：96 分。她弯下腰轻声说：“我们不该怀疑你，我们要补偿你。”

　　她微笑着把手搭在我肩头。我可以看出，至少她已经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偷偷扫视了一下其他同学，大多数人都看着我们。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十年级那一年的一月——那时我刚满16 岁，库尔特因滑雪摔断了左腿，他被困在奥地利好几个星期，不得不做完手术再飞回来。他在塔米事件中替我向科普兰博士辩护的事发生在八年级，自那以后，虽然我们选了不少相同的课，但几乎没怎么说过话。自从库尔特决定“成为特别的人”，他就一直忙着做“酷哥”。他作画、打磨木雕，他的作品备受学校艺术部关注。他还出现在去年的视觉艺术节上。连我都不得不承认，他很有魅力，举手投足间有种灼人的气质。我曾看见我们的拉丁语老师跟他说话时都脸红。

　　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家里的电话响了。那时已经将近9 点半，我本以为是安妮特，可接起电话后却发现是库尔特。他的声音低沉。我完全没想到他会给我打电话，以至于忘了问他腿怎么样了。

　　“听着，金伯利，我回美国了，但一个月以内都不能下床。不瞒你说，我已经濒临退学，结果现在还有一段时间根本不能去上学，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彻底完了。”

　　“我觉得你的成绩不至于那么糟吧。”

　　“我的成绩将将及格，但后来又出了点儿别的事。你还记得圣诞假前有人拉响火灾警报吗？”

　　“是你干的？”那次的动静很大，整栋楼的人都被疏散到外面，消防车和警车也都开到了学校，课程全部取消，学生和老师站在外面数个小时，瑟瑟发抖。

　　“是的。他们本来已经准备开除我了，但我父母尽了最大努力。我写了封道歉信，还保证平均成绩能拿到B-，从此做个乖学生。我一直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但现在真的很悬了。”

　　自从我接起这个电话，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时我终于问出了口：“为什么要找我？任何人都会乐意帮你的。”

　　“哎呀，金伯利，没人比你更聪明了。我是真的需要帮助。我爸妈已经在威胁要把我送去寄宿学校了。”

　　我同意把我们共同选修的那些课程的笔记借给他，每天由他弟弟过来取。他把笔记复印完，第二天再还给我。我还看见其他孩子也交给他弟弟各种笔记，可能是数学课和自然课的笔记。每隔一段时间，库尔特就会给我打电话，询问某一科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试过早些打电话，我每次接到电话的时间都很晚，感觉好像他一直在等我回家。他从没问过我之前去哪里了，这点我很感激。尽管我上的自然和数学课比他的深了好几个年级，但我还记得他学的那些内容，可以给他解释他正在做的题目。